新思文库 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乔姆斯基论美国 中信出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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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中信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68185

商品编码：11166100297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包装：精装

外文名称：On Western Terrorism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37

编辑推荐

1.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与战地记者、制片人安德烈·弗尔切克的世纪对话，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为世界带来的冲击与破坏。本书涵盖他们对于当代主要政治事件的深入反思，让我们得以站在思想巨人的肩上观察这个依然满目疮痍、强权横行的世界。呼吁读者洞悉世界政治的真相，并且批判性地思考世界秩序的现状与未来。

2. 索马里海盗、轰炸利比亚、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用公共知识分子和战地记者的视角和责任，带你亲历政治灾难与变革发生的地方。 “我感觉，乔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尔切克去过任何地方，”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理查德·福尔克如是说。

3.《以自由之名》为你描绘一幅详尽的国际政治地图。西非、南美、东南亚、东欧、中东……这些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发生什么？两位作者作为终日为人道事业奔走的活动家，将带你触摸当地人们的苦难与希望，将点亮你的认知地图上的黑暗区。

4. 该书引起了各国读者的激辩。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惨剧和阴谋？谁来负责？跨国资本和军事强权在国际上恣意妄为，我们拥有怎样的反抗力量？

内容简介

· 1951年，日本与美国为代表的部分“二战”战胜国签署《旧金山和约》，美国竟然同意对日军1941年以前的罪行不予追究，而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杀。

· 1964年—1973年，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轰炸老挝境内的石缸平原，疯狂投下二百万吨的炸弹。时至今日，大量未引爆的炸弹仍然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命安全。

· 1989年，美国为保住在巴拿马运河的既得利益，发动入侵巴拿马的战争，行动代号“正义使命”。期间，大约3500人遭到杀害。

·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公务人员保护协议”，授权总统可以在有美国人受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时，以武力入侵荷兰。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及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已经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5000万到5500万人死亡。

……

我们这个世界依然满目疮痍、强权横行；不停地有人死去，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号下惨遭屠戮。而参与其中的力量几乎都来自于欧洲“旧大陆”以及它在大西洋对岸那个强大而残酷的后裔——美国。

从越南战场和印度尼西亚的屠杀，到几经战火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再到遭到北约轰炸的南联盟和利比亚，诺姆·乔姆斯基和安德烈·弗尔切克两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讲述了他们亲眼见证过的苦难与暴行；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美国的全球霸权，揭露了它与数十年来世界上丛生的战火、屠杀、暴乱、贫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自由之名》展示的是国际政治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是人类不能忘却的记忆，以及无数公共知识分子、战地记者和人道工作者的事业与忧患。作者以此警醒我们：不能空怀着同情和愤怒，等待着糟糕的事情发生，更不能因此闭上眼睛；人们需要以主动的姿态应对这个世界流血的真相，让曾经沉默的大多数，面对虚伪的自由与正义，发出反抗的怒吼。

作者简介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社会批评家、全世界被引用zui多的在世作者。他在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传媒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学术上，他的理论曾在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引发认知革命。在政治上，他多次被称为当代英雄，很多边缘民族和群体的政治运动，都得到过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与影响力的支持。杰出政治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乔姆斯基是“不公正势力与谬见的重要的挑战者之一”。他的主要语言学著作有《句法结构》《语言与心智》，而社会影响力更广的是他的政治和媒体研究著作，例如《制造共识》《霸权还是生存》《理解权力》《失败的国家》等。

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é Vltchek），作家、记者、制片人。作为一个专注调查报道西方帝国主义和军事扩张的记者，他的足迹遍布所有大洲，追逐世界上丛生的暴力事件和战火。他亲眼见证了波黑战争、秘鲁的毒品战、卢旺达大屠杀、老挝内战等形形色色的人道危机，还在东帝汶受到过拷打。他出版了10本书，录制了多部纪录片，致力于记录那些发生在全球各处“被遗忘的国家与民族”身上的人道危机，并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回应。他的影片作品包括书中提到的《卢旺达式的开局》《被遗忘的：一个国家的分裂》，以及《飞往达达阿布》（一部反映索马里难民生活的纪录片）、《图梅尼》（一部探访肯尼亚瘟疫区的纪录片）等。

精彩书评

阅读乔姆斯基总是发人深省、富有教益的，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也许他是这个星球上听众zui广的国际政治之声。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以自由之名》非常有用、简单明了，介绍了作者的世界视野。乔姆斯基和弗尔切克对西方犯下的战争罪行非常熟悉，这本书将给那些不那么了解这些事的人打一剂“预防针”。

——凯文·巴雷特（Kevin Barrett），政治活动家、伊斯兰问题专家

谈话旋风般席卷了二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和先前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以及在中国和拉美正在发生的变革。明晰、广博、有胆识。乔姆斯基与弗尔切克无所畏惧，准确诊断了世界的积弱，揭露了现代资本强权深藏不漏的卑鄙手腕。

——约翰·格林(John Green)，作家、制片人

读完此书，我的第yi感受就是“乔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尔切克去过一切地方、做过所有事情”。……我们所关心的事与真正值得关注的事之间的鸿沟，将由这本书来填补。

——理查德·安德森·福尔克（Richard Anderson Falk），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学教授

目录

序 言

第yi章 殖民主义的残酷遗产

第二章 掩盖西方罪行

第三章 宣传与媒体

第四章 苏维埃阵营

第五章 印度和中国

第六章 拉丁美洲

第七章 中东与“阿拉伯之春”

第八章 废墟上的希望

第九章 美国权力的衰落

时间表

精彩书摘

第yi章 殖民主义的残酷遗产

安德烈·弗尔切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5000万到5500万人死亡。时间虽然相对短暂，但却可以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zui多次的屠杀。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打着诸如自由和民主的崇高旗号。一小部分欧洲国家，和那些主要由欧洲裔公民所统治的国家一直在推动西方的利益，也就是那些“重要”的人的利益，而不顾zui大多数人的利益。人们接受了对数百万人的屠戮，并将其视为是不可避免甚至是正当的。许多西方公众似乎也受到严重的误导。

除了5500万人左右直接死于西方和亲西方的军事政变以及其他冲突之外，还有数亿人间接地、悲剧地和默默地死去。在西方，这种全球秩序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甚至在被征服的世界里，人们也常常不加反抗地接受了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诺姆·乔姆斯基：

很不幸，对这一西方人曾犯下的zui严重的罪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哥伦布在西半球登陆时，大约有800万到1000万的人处于高级文明（商业、城市等等）中。此后，没有经过多长时间，这些人口中的大约95%消失了。在今天美国的领土上，曾经大约有1000万左右的美洲原住民，但是根据人口统计，到1900年时，这个国家中原住民的数量只有20万。但所有这一切都遭到否认。在英裔美国人中的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左翼自由派的报刊中，这一切都被轻描淡写地否认了……被一笔带过或是不加评论。

根据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说法，每年有600万儿童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手段而死亡，而提供这些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下面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数字。仅在南部非洲，营养不良和一些很容易治疗的疾病每天都要杀死8000名儿童—这是卢旺达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数。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

我们正在走向可能是事实上的终ji的种族灭绝—对环境的破坏。这个问题不但几乎没有得到处理，而且事实上，美国正在朝着相反方向走。在今天的美国有一种乐观的氛围：认为由于有复杂精密的化石燃料提炼技术，所以我们可能还能保持一百年的能源自给，这也会让美国霸权继续保持一个世纪，我们会成为世界的沙特阿拉伯，等等。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热情洋溢地提到了这一点。你能从国家媒体、商业媒体等激情四溢的文章中读到这些内容。其中，对于环境变化对当地的影响也有一些评论，比如说，会破坏水源，会摧垮生态系统，等等。但对于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一百年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则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讨论。现在存在着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这些是市场导向型社会中的某种固有的问题。在这种社会里，你不会去考虑我们称之为外部性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没有进入到任何特定交易当中的、但会对他者产生影响的东西。

安德烈·弗尔切克：

我正在目睹大洋洲（南太平洋）几个国家的消失。我在若干年的时间里以萨摩亚（Samoa）为基地，朝着四周旅行，穿越这个区域。一些国家，像图瓦卢（Tuvalu）、基里巴斯（Kiribati），包括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都已经在考虑大规模地撤离自己的公民。在大洋洲，已经有若干岛屿和环礁正在变得无法居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尔代夫和其他地方。

基里巴斯可能会成为第yi个消失的国家。大众传媒的说法是，这些国家正在下沉。事实上它们根本没有在下沉，而是潮汐没过环礁，破坏了所有植被，污染了水源（如果有的话）。这使得这些岛屿变得不再适宜居住，或者使它们从水到食物几乎所有物品都过于依赖进口。

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图瓦卢工作的时候，我竟然没有见到外国媒体。只有一个日本的摄制组在富纳富提环礁（Funafuti Atoll）拍摄肥皂剧，做着些不相干的事情。我由此陷入思考：这可是受害zui严重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随着海平面上升，即将消失在地球表面的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诺姆·乔姆斯基：

乔治·奥威尔有一个术语，叫作“非人”。世界被划分成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无足轻重的“非人”。奥威尔讨论的是一个未来的极权社会，但它却很符合我们今天的情况。马克·柯蒂斯（Mark Curtis）在他对“二战”后英帝国的掠夺行为所做的研究中使用了“非人”这一术语。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们并不关心。

所谓的英语圈（英国的分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世界中的原住人口，他们遭受的待遇也与之类似。这些都不是寻常的帝国主义社会，他们并不仅仅只是统治原住民，他们还要消灭原住民。他们夺走原住民的土地和定居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将其几乎消灭殆尽。我们没有考虑到原住民。我们不去追问过去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予以了否认。

安德烈·弗尔切克：

用历史的眼光看，几乎所有欧洲的殖民地都是如此，世界上所有被欧洲殖民帝国所控制的地方都是如此。zui早的集中营并不是由纳粹德国而是由英帝国在肯尼亚和南非建造的。当然，德国人对欧洲犹太人和罗姆人（Roma）的大屠杀并非德国人实施的第yi次大屠杀；他们参与了南美洲南部以及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屠杀。德国已经将纳米比亚的赫雷罗（Herero）部落中的大多数人消灭。这个话题在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得到讨论。这些是没有理由和逻辑的杀戮。唯yi的解释是，德国人就是纯粹厌恶当地人。

但是，你去听一听那么多的欧洲人在“二战”之后表达出来的那种悲恸。他们认为：那个理性、哲思和本质里平和的德国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狂？就是因为它在“一战”后遭受了经济上的羞辱！哪有人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友善的民族会变得如此暴力。好吧，如果一个人不把赫雷罗部落、萨摩亚人或者马普切印第安人（Mapuche Indians）视作人类，如果他忘记了德国人在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历史，那么他确实不会预料到这种结果。

诺姆·乔姆斯基：

即便罗姆人在大屠杀这件事上遭受了和犹太人近乎相同的对待，但这件事也还没有真正被提及，今天对罗姆人的迫害也尚未被广泛认知。举例来说，2010年，法国政府决定将法国国内的罗姆人居民驱逐至罗马尼亚境内，而在那里，罗姆人的生活是悲惨和可怕的。你能够想象法国人将大屠杀中的犹太幸存者驱逐到那些他们仍遭受虐待和恐吓的地方吗？整个国家都会因此愤怒得炸了锅的。这个问题也被不置一词地带过了！

安德烈·弗尔切克：

现代捷克共和国修建起围墙，来隔离罗姆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城市中建造隔离区，时间距今也不到20年。这令人回想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捷克人与纳粹合作围捕罗姆人的可怕历史。当然，到20世纪90年代，捷克人已经成为西方zui可靠的盟友，西方的大众传媒也因此将其视作一个不受批评的民族。相比穆加贝（Mugabe）对津巴布韦的白人农民所做的一切，捷克共和国对罗姆人的所作所为要残忍得多了。

让我们回到欧洲殖民主义上来。我感觉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失，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结束。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边缘部分走得越多，就越感受到殖民主义已经通过更有效的宣传和对当地人更全面的认识得到了强化。这其实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过去，总是存在一个敌人，一个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坏蛋。你可以很简单地以殖民军队或一些殖民机构的形式来定义敌人是谁。殖民主义在继续，但对当地人来说，要清楚地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的敌人究竟是谁，却好像越来越困难了。

诺姆·乔姆斯基：

在过去的几年间，在东刚果（Eastern Congo）发生了一些世界上zui为严重的暴行。300万至400万人被杀害。你能说清楚凶手是谁吗？他们是被民兵杀死的，但在这些民兵背后，是跨国集团和多个国家的政府，而他们是隐身的。

安德烈·弗尔切克：

我马上要完成一部纪录长片，名字叫作“卢旺达式开局”（Rwanda Gambit）。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纪录片。我们现在知道的数字比刚才提及的要大得多：600万到1000万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杀害。这一数字大概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在20世纪初杀害当地民众的数字相当。你说的没有错：尽管谋杀数百万无辜的人的凶手主要是卢旺达、乌干达政府及其代理人，但在他们背后，常常是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诺姆·乔姆斯基：

你没看到，跨国集团为了获得西方人用在手机上的钶钽铁矿和其他重要的矿产，利用民兵来屠杀当地人民。

这种方式是间接的。你所描述的许多暴行和罪行都具有这一特点。但也有一些是采用相当直接的方式，比如越南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zui严重的罪行。2011年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发动越战50周年。通常，某一事件的50周年纪念应该是相当隆重的，尤其是当这一事件的规模很大时。但在越战爆发50周年之际，却没有一星半点的纪念活动。1961年11月，肯尼迪派出美国空军开始轰炸南越。他授权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武器摧毁作物和地表植被；也是他，启动了一项计划，zui终将数百万人驱赶到了所谓的“战略村”，而它们实际上就是集中营或城市贫民窟。

化学战的后遗症至今没有消散。你也许已经看到过，我们在西贡的医院仍可以看到许多畸形的胎儿；直接渗透到南越土地上的化学毒素，导致这些儿童天生伴随可怕的畸形和异常。但时至今日，即便经历了好几代人，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

这个问题在老挝和柬埔寨也没有得到解决。对于波尔布特（Pol Pot）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对于它何以会发生，却几乎无人问津。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农村地区实施了轰炸，其规模与“二战”中盟军空军力量在太平洋战场所进行的轰炸相当。在当时，他们遵照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针对柬埔寨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指示：“要动用所有空中力量，任何一个移动目标都不放过。”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号召进行你之前所暗示的种族屠杀。我们很难从档案中找到任何类似的记录，只有《纽约时报》对此事有一句话的提及，但之后，类似报道就停止了。除了在学术杂志和一些小圈子以外，对轰炸的规模还从未有过报道。但这可是针对数百万人的杀戮，它毁灭了4个国家，它们从那之后起就没能再恢复元气。当地人民虽然知道，但也无能为力。

安德烈·弗尔切克：

我曾在越南的河内待了一些年，对所谓的“秘密战争”［the Secret War，指美国空军及其盟友对老挝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实施的地毯式轰炸］进行了报道。关于柬埔寨，我也写了很多东西。结论令人感到震惊：和许多其他遭受西方破坏和蹂躏的地区一样，西方的大众传媒机构在这里也实施了一场坚决的假新闻战。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被描绘成是共产主义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的zui可怕的例子之一。但是，西方针对东南亚人所实施的种族灭绝这一真实的历史，他们却不置一词甚至干脆完全忽略。

美国使用B52轰炸机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农村地区实施轰炸的目的，是防止老挝和柬埔寨加入到越南解放战争中来。数百万人遭到无情的谋害。甚至到了今天，还有牛因为在咀嚼小石子的时候不时地咬到散落各地的所谓的“炸弹宝宝”而被炸飞脑袋。至于当地人民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遭遇，你当然就不难想象了。

五六年前，我和排雷咨询小组（Mines Advisory Group， MAG）有过密切合作。这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大型排雷机构。他们向我抱怨，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争中为美军生产和提供致命战争设备的一些公司（其中就包括今天美国的一家著名的家用消费品生产公司），至今仍拒绝提供有关那些武器的技术数据，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开展起来极为困难。因为他们需要知道如何拆解这些装置以及这些装置要多久以后才会失效。这种恶意以及这种制度化了的同情缺失导致他们互相之间完全缺乏合作，数百甚至数千的当地人（主要是女性和儿童）会因此死亡。

柬埔寨的问题始于美国在首都金边扶植起来的非法的和腐败的政府。我发现我们对红色高棉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暴行的讨论非常值得商榷，甚至非常可笑。由于没有接受过教育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隔阂，大多数柬埔寨人在波尔布特从法国（正是在当地的咖啡馆里，波尔布特变成了一个激进分子）回到柬埔寨之前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我在柬埔寨听到的消息是，红色高棉时期的暴行，主要是由对城市精英心存不满的农民所实施的。

事实上，在轰炸期间，金边对美国是俯首帖耳的，农村地区的人开始痛恨那些城市居民，将其视作通敌分子，而自己则是事实上的受害者。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毫无关系。而且毫无疑问，美国对柬埔寨农村地区的轰炸造成的死亡数，要大于红色高棉的行动所造成的死亡数。

然后，当这一切都结束，越南解放柬埔寨并将红色高棉从权力神坛上踹下来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却“要求合法政府（也就是红色高棉）回来”。美国作战的对象是作为苏联盟友的越南，而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自我标榜的毛主义政权。

但是，西方炮制虚假信息的行动是千真万确的：他们指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将其与波尔布特的暴行联系起来。在我发自柬埔寨的报道的其中一篇里，我断言：即使波尔布特及其朋党以一个南美足球俱乐部或者什么慢跑鞋的名义鼓动农村居民去杀城市居民，西方也可以提出相同的指控。

诺姆·乔姆斯基：

学者已经指出，在柬埔寨的整个历史中被研究zui多的，就是红色高棉统治的三年。我们对这三年的认知比对这个国家其余全部历史的认知都要多。但在几年前，我们对这段时期也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红色高棉在1970年还是一个很边缘化的团体，但它却动员起一支由愤怒的农民所组成的庞大军队。这些农民当然是与那些被他们视作罪犯的城市精英作对的。

他们没有看到，城市精英的背后是华盛顿这只手。这和东刚果以及钶钽铁矿的例子有点类似，你看不见杀你的是谁。我想这种事情在西方也很明显。我就举一个例子—虽然在规模上与前面那些差得多了，但这也是个严重事件。在威斯康辛州，共和党籍的州长下令取消了工会的集体谈判权。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重新选举州长并进行罢免投票。但共和党在投票中又获胜了。背后的原因很有趣。共和党一方开展了非常有效的宣传活动，他们使那些不幸的民众相信：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就是他们的邻人，不是作为摧毁了我们经济的真正罪犯的银行—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你能看到的是身边境况比你好的人。比如说，你的邻人可能是一个消防员，他有养老金，而你没有，所以你应该迁怒于他，而不是那些真正搞垮了经济的人，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呢；他们常常是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里边。当时的宣传活动规模庞大，其背后又有巨大的资金支持。纳粹将犹太人当作替罪羊，他们宣传说：“犹太人应该对你们遭受的饥饿和萧条负责。”

安德烈·弗尔切克：

没错，发生在东南亚的事情和发生在卢旺达、乌干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情非常相似。我们看到的是民兵的残杀行为和数百万人的死去。当地人则常常被描述成野蛮人，几乎与动物无异。而西方的政府和企业则远远地置身事外，几乎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对这些事件知之甚少。而欧洲又是一个以受教育程度高和见多识广自居的大洲。大多数非洲人知道的事情，为涉事其中的公司工作的欧洲人却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是他们选择了一无所知吧。

任何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在西方人眼里，罗伯特·穆加贝大约是在参与阻止卢旺达军队第二次推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企图时变得“邪恶”起来的；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现实中正是西方的代理人。在东非有种讽刺的说法，说南苏丹是西方给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奖赏，表彰他在这一地区代表西方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在刚果发生的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和一场超级种族灭绝。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赶上一个世纪前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暴行了。

我不得不再次重复暴行导致的死亡数字，因为它们实在太可怕、太难以想象了。当我去年在华盛顿进行拍摄的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位总统候选人本·卡拉拉（Ben Kalala）告诉我，死亡人数是600到800万。也有人说是1000万。他说：“你看，在卢旺达大约80万人死亡。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也是人，但整个世界都在讨论1994年的这场种族大屠杀。要知道在我们刚果，有600到800万人被杀害。”

这件事就发生在几年前，它和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非常相像，在这一时期也有大约1000万人被害。如果你在橡胶种植园里表现得不好，他们就会砍掉你的双手，也有人在自己的农舍里被活活烧死。这警告我们：西方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和多党制“民主国家”也是会做这种事的。当然，这不是发生在安特卫普（Antwerp）或是布鲁日（Bruges），而是在“黑暗的中心”，在调查的视野之外。所以，比利时人杀害的非洲人的数量比当时他们自己整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诺姆·乔姆斯基：

我曾经出于好奇翻阅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zui著名的那个版本。我把时间定位到1910年前后，然后查找利奥波德二世这个词条。这个词条当然是有的，但讲的是他做的那些好的事情，讲他如何建立这个国家，等等。在结尾处，它说了些诸如“他有时候会残忍地对待他的人民”的话—没错，比如谋害了1000万人。

安德烈·弗尔切克：

2011年，当我在布鲁塞尔（Brussels）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许许多多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在比利时，他仍受到万众敬仰。所以尽管我们知道，即便以欧洲殖民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人的所作所为也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但是他仍被认为是比利时的民族英雄之一。

后来比利时政府将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地拿走并“国有化”。当然，这听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在意识到1000万人被谋杀之后，比利时政府将这些殖民地从堕落的王室手中拿走并由自己来管理，而不是放任自流。我也确信，他们说服和再教育了许多刚果人民，使他们相信被殖民也没什么不好的。

诺姆·乔姆斯基：

被殖民者常常接纳了自己被压迫的历史，甚至以此为荣，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次在加尔各答（Kolkata），我参观了维多利亚纪念馆。当你抵达那里时，看到的第yi个东西就是毁灭了印度的人之一—罗伯特·克莱夫爵士（Sir Robert Clive）的雕像。我跟着向导参观了一间又一间的绘画陈列室，这些令人不忍卒观的丑陋的画作表现的是英国人殴打和羞辱印度人之类的主题。随后我来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茶室，修缮后的这间茶室真像国家圣祠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印度遭受破坏的象征，又有谁知道有多少人在其中被杀害呢。

安德烈·弗尔切克：

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几次。它很可笑，但也很说明问题。我从未在印度看到一家博物馆能像维多利亚纪念馆一样，吸引如此多的参观者。每天都有数千参观者涌入。而且纪念馆的维护工作做得很好。显然，英帝国完成了对数百万臣民的教导。比如在马来西亚，精英们仍在尽其所能表现出比英国本土的人更英国化。所有帝国统治时代以来的历史遗迹都被一丝不苟地保存下来。在婆罗洲的沙巴州，人们甚至把曾经属于殖民者的英式茶室和修复后的大楼变成博物馆。受过教育的马来西亚青年的终ji目标，就是到英国的一些知名大学求学，以求从本质上掩盖自己的马来西亚属性，并尽可能地向前殖民者靠拢。在肯尼亚，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趋势。那些代表他们的新殖民主义主子掠夺自己国家的当地精英，穿着打扮得就像几十年前的英国绅士一样。肯尼亚的法官穿着和他们的英国同事相同的袍子。此外，社会的高级阶层还模仿英国口音。

在东南亚，许多人相信，殖民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是公正的。举个例子，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有一个关于马来西亚为什么比印度尼西亚先进这么多的争论。真可悲。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原因在于英帝国在马来西亚实行的良好统治；而事实上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则在抱怨荷兰人作为殖民统治者不及英国人出色！

甚至在秘鲁，一直到zui近，你还能够看到同样的情形。利马（Lima）曾是西班牙总督的首府，也是西方实施反人类罪行的中心之一。在位于总统官邸前的武装广场（Plaza de Armas）上，曾经坐落着一尊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ro）的巨大雕像。直到几年前，这座雕像才被撤走。当然，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政府；他们将雕像移到了公园里。雕像依然矗立，只不过不是在武装广场上了而已。即使是在今天相对社会主义和左翼的体制之下，他们也不会拆除这尊雕像。整个拉丁美洲遍布着这些征服的象征，仿佛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对殖民主义的鞭子还心存怀恋似的。

诺姆·乔姆斯基：

现在已经有一点反抗了。比如说，在1992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计划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哥伦布登陆，并为此矗立起一些巨大的纪念碑，但我想它们zui后全都被民众给拆除了。

除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殖民化，还有知识和道德上的殖民化。后者有着很深的根源，例子也有很多。我们就以女性的地位为例。几千年来，女性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财产是一种自然秩序的观念：在美国，这种情况直到几十年前才受到严肃的挑战。比如，直到1975年，女性在联邦审判中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法律权利仍无法得到保证。假如你问我的祖母她是否受到了压迫，她可能甚至都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这就是当时女性的角色：女性是为他人服务的。而且它还内化为女性自己的一种观念。等级制度和压迫的主要成就，就是让“非人”也相信，这一切都是符合自然的。

……

前言/序言

序言

一、

这位和我讨论这个世界的状况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20世纪zui伟大的知识分子”、“我们时代被zui广为引用的人”或“一位与无数弱者遭受的掠夺英勇斗争的战士”。但他是不会接受这些溢美之词和豪言壮语的。

对我而言，诺姆·乔姆斯基也是一个钟爱玫瑰和上等红酒的人；他在述说历史和那些在他生命中经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是热情而亲切的；他是一个善于提问并认真倾听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一个充满关怀的人类的一员和一个可亲的朋友。

在诺姆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伯特兰·罗素的照片和他的一句话：“三种简单却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

出于某些原因，每当我想起这句话时，我总感到它就是诺姆说的。可能是因为从他的所作所为中我可以看到，这句话似乎就代表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学。

……

二、

当诺姆不知疲倦地旅行，拜访那些需要他关注和支持的地方和人民的时候，在某一时刻，我也决定回到我的战地工作中去，回到那些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针对无数人的灭绝行为不断出现的冲突之地上去。

不停地有人在死去；人们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号下遭受屠戮。我通过写作、电影和照片见证了太多恐怖的发生和生命的破碎，描述这些事件非常困难，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为了去了解和理解这一切，并为这些“边缘地带”提供证词，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去这么做。在这个时代，这种记录太稀缺了。

这些事件导致了全世界无数人类的苦难，其中的绝大多数关乎贪婪，关乎统治与控制的欲望。而后者又几乎都来自于“旧大陆”以及它在大西洋对岸那个强大而残酷的后裔。你可以给这个根源冠以很多种称谓：殖民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者企业的贪婪。但是，名称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痛苦。

我对诺姆的工作怀着zui崇高的敬意和钦佩，但我从未想过要步其后尘。我想要做的是对他的工作进行补充。当他站在知识界和社会活动的前线的时候，我则试着从战地前线和“犯罪现场”收集口述和影像的证据。

就他一直所致力的工作而言，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 在取得的效果上也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再对诺姆·乔姆斯基所做的如此出色的工作加以复述和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去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乌干达、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大洋洲和其他众多成为西方资本实施或策划的掠夺、蹂躏以及残杀的对象的地方。我尝试独立地去阐释他所说的和所描述的对象。

多年以来，诺姆和我交换并比较各自的意见。这项工作有时候进展快速，有时候则会出现很长时间的中止，但zui后总是能努力得以完成。我认为，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是同一种使命：民族自决的权利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真正的自由。我们也和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所有事物做斗争。

我们从来没有宣称过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对我们的活动做任何的定义。对诺姆来说，与不公正做斗争似乎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对我来说，与他共事并在他的结论的启迪下进行拍摄和报道，不仅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是一次伟大的探险。

三、

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无数残酷的冲突、侵略和战争以后，我确信，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西方出于地缘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利益所策划和煽动的。但有关这些残酷的事件以及那些殖民帝国毫无顾忌地残杀人类的“信息”，却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诞的地步。

乔治·奥威尔把除了欧洲、美国和一部分亚洲国家之外的人称为“非人”(“un-people”)，诺姆同样喜欢反讽地使用这一表述。但更加仔细地加以审视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类中的大多数正是这数十亿的“非人”。

我在西方媒体上所读到的，和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是不相符的。失败的封建主义国家被誉为“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压迫人民的宗教政权被描述成是“宽容”和“温和”的。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和社会本位主义的国家则被不断地妖魔化，他们本土的和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模式遭到诽谤中伤，被描绘得晦暗无光。

伦敦和华盛顿聪明的宣传者要确保“保护”全世界的公众不受“不愉快的真相”的干扰。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受到人为的操纵。它们和大批量生产的汽车和智能手机一样，通过广告和宣传被推向市场进行兜售。

诺姆已经写了几本书，其中也涉及大众传媒在宣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这对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被控制和统治的至关重要。我也写了无数的报道，用例子说明西方大国及其机构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也多次尝试回答像宣传以及对大众传媒的控制这些问题。

西方的错误信息常常清楚地指向那些拒绝遵从西方指令的国家：古巴和委内瑞拉、厄立特里亚、中国、伊朗、津巴布韦和俄罗斯；另一方面，西方却美化那些代表西方利益去蹂躏其邻国或是掠夺自己穷苦人民的国家。

恐惧和虚无主义已经蔓延全球。西方似乎是这个世界无所不能的主人，人们害怕成为西方的目标，害怕受到西方的“惩罚”，害怕被贴上标签、打上标记或者遭到冷落。

来自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宣传者在这种虚无主义的传播中帮了忙。忠诚的宣传员受到雇佣，宣传这种虚无主义，他们受命与所有形式和来自世界所有角落的所有进步和独立的思想和理念作斗争。乐观主义、热情和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所有梦想都受到攻击、中伤、怀疑或至少是嘲弄。

四、

我时常感到绝望，但从来没有准备放弃战斗。形势如此危急，个人的疲惫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在我周游世界，夜以继日地拍摄影片和写作时，我常常会想起诺姆。他是我所知zui镇定，在知识和道德上zui可靠的人。他挺身而出，骄傲地直面帝国主义“坦克”的勇气鼓舞和启迪着我。在某一时刻，我感到一种热切的愿望，希望与他并肩作战。我希望通过谈话的方式，总结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不安状况。

……

在麻省理工大学两天多的时间里，我们讨论了西方国家对不计其数的屠杀以及他们在几个世纪里传播到全世界的恐怖应承担的责任。尽管这是个痛苦而尖锐的话题，但我们的谈话进展得非常流畅和顺利。

我们并没有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对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的情况，诺姆似乎比我更为乐观。而且，与我不同，他似乎确信西方终于正在失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但在所有的根本的价值观上，我们是相同的。在这场讨论中，两个亲密的盟友团结在了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旗帜下。

我们谈话的主题有很多：从广岛原子弹到无人机战争，从早期殖民主义到西方宣传机构使用的现代手段。这次谈话也把我们带回到纽约的百老汇和72号大街交叉口的书报摊；还把我们带到尼加拉瓜和古巴、中国、智利和伊斯坦布尔，带到这许许多多对我们而言无比亲切的地方。

我以我所做的一个计算开始了我们的讨论。据我计算，“二战”结束后，大约5500万人直接死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数以亿计的人则间接地遭到屠杀。在讨论的结尾，诺姆表示，所有人都可以做出选择：行动起来，或者袖手旁观。

五、

对话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环游世界，为影片和书收集视频和照片。我想要阐述我们所表达的，我想要让观众和读者不仅通过我们的文字，而且也通过影像参与进来。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与开罗和塞得港（Port Said）的埃及革命者一同分享希望和梦想，也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上与德鲁兹派（Deruz）居民共同感受失望和沮丧。此外，我还在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几个冲突地区进行拍摄。

诺姆说的是对的：要放弃并宣称我们无能为力是很容易的。对着电视机大喊我们的斗争失败了是很容易的。但世界不会因此改变一丝一毫。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荣，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改变。我们的选择是：为了实现实质性的变化而努力工作，为了那些变化的到来而奋斗。虽然它的难度更大，但回报也更为丰厚。

这场将工作与斗争合二为一的旅程是激动人心的。我们所做的不是牺牲，而是欢愉和享受。到我们的谈话开始为止，我与诺姆相交已经超过了15年。与他相遇、共事并直接受到他的指导，我感到荣幸之至。

我们分别后，生活一次次地将我抛掷到战场和冲突地带。我常想起诺姆，想起我们之间的对话，并常常在自己的脑海里向他寻求帮助。当我面对困境时，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回忆那句悬挂在诺姆办公室里的座右铭：“三种简单却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

【安德烈·弗尔切克】

于马来西亚 哥达基纳巴卢（Kota Kimabalu）

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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