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剋、美國前任助理財長伯格斯坦、摩根大通國際主席弗蘭剋爾、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日本財務省前次官行天豐雄等大國前政要和金融大佬聯袂撰文。
香港證監會前主席瀋聯濤主編。
國傢開發銀行成立20周年紀念。
內容簡介
國傢開發銀行成立20周年,開行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們慷慨撰文,講述國開行在中國金融轉型中的作用。《金融、發展和改革》匯聚瞭16位和開行現任領導的真知灼見,內容涵蓋地緣政治、國際治理、金融改革和開行發展,既有對理論的探討和思考,也有對實踐的分析和總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和很強的可讀性。
作者簡介
瀋聯濤,自1998年10月1日~2005年9月30日,連任3屆香港證監會主席,任職長達7年之久。2006年6月2日受聘為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目前擔任中國銀行業管理監督委員會首席顧問,中國銀監會國際谘詢委員會委員和召集人,同時也是中國證監會國際事務顧問。豐富的從業經曆賦予其“金融大師”的美譽。
目錄
序言 陳元
引言 瀋聯濤
緻謝
第一部分 中國的開放
第1章 中美關係 亨利· 基辛格
第2章 亞洲新秩序 保羅·基廷
第3章 90年代前中國金融的發展 保羅· 沃剋爾
第4章 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領袖 弗雷德·伯格斯坦
第二部分 中國金融體製和機製的建設
第5章 人行支付係統的建設 伊瑟爾·森卓維剋
第6章 陳元與中國現代化支付係統 瀋聯濤
第7章 開發性金融機構相對於商業銀行的功能及定位 黃記祖
第8章 在華經營的外資險企:迎接挑戰、促成變革 翟健
第三部分 全球增長的閤作夥伴
第9章 國際環境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雅各布·弗蘭剋爾
第10章 公私閤作和機構投資者之發展 烏裏·希剋
第11章 銀行業的開放 浦偉士
第12章 中英關係及國際化改革 韋德穎
第13章 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日本經濟 行天豐雄
第四部分 打造國傢開發銀行的未來
第14章 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發展 鬍懷邦
第15章 “十二五”規劃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 劉遵義
第16章 開行與未來的金融格局 漢斯·瑞奇
第17章 改革全球金融架構 安浩德
後記
撰稿人簡介
前言
序
在國傢開發銀行成立20周年之際,由瀋聯濤先生主編、匯集開行國際顧問智慧和心血的《金融、發展和改革》一書即將付梓齣版。閱讀各位老朋友的一篇篇文章,迴首開行20年來的改革發展曆程,特彆是與各位國際顧問的每一次深入交流探討,我感慨萬韆,心緒難以平靜。
1998年4月,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時,我從央行調任開行行長。當時的開行可謂內外交睏,一方麵自身不良資産高達40%,一方麵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中國遭遇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通貨緊縮,開行發展麵臨巨大挑戰。作為政策性銀行,開行應該怎麼辦,如何發揮自身作用,處理好支持經濟增長與防範金融風險的關係,成為擺在我麵前的重大抉擇。經過慎重考慮並請示硃鎔基總理同意,開行決定成立國際顧問委員會,並十分榮幸地邀請到國際政界、學界和業界翹楚,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擔任開行國際顧問,為開行的改革發展齣謀劃策。
開行國際顧問委員會1999年成立以來,每年召開一次會議。顧問會議議題廣泛、內容充實、探討深入,通過思想交流、觀點碰撞、經驗分享,顧問們的真知灼見豐富瞭開行人的知識儲備,拓展瞭開行人的國際視野,為開行改革發展提供瞭戰略支撐。顧問們的穿針引綫,也增進瞭國際社會對開行乃至對中國的瞭解,為開行國際化發展創造瞭有利條件。
如今,國際顧問委員會已伴隨開行走過瞭15年,開行也將迎來成立20周年。在包括國際顧問等各界人士的幫助下,在開行人的努力下,開行已經發展成為中國中長期投融資的主力銀行和全球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在基礎設施、城鎮化建設、社會民生和國際閤作等領域發揮瞭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瞭優良的經營業績,資産規模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業務遍及全球100多個國傢和地區,資産質量保持國際一流,不良貸款率連續近9年低於1%。開行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各位國際顧問的關心、指導和幫助。對此,我和所有開行人都永遠銘記在心!
特彆感謝瀋聯濤先生和各位國際顧問,他們為編寫這本書付齣瞭大量心血。這本書的各篇文章分彆由各位國際顧問和開行現任領導撰寫,內容涵蓋地緣政治、國際治理、金融改革和開行發展,既有對理論的探討和思考,也有對實踐的分析和總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和很強的可讀性。
雖然我已不在開行工作,但我會永遠關心、支持開行的改革發展,希望開行的明天會更好,為國傢發展和社會進步做齣更大貢獻。相信各位國際顧問也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開行,關心中國的發展進步,我想這也正是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陳元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於北京
精彩書摘
第1章 中美關係
亨利·基辛格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來賓:
首先,請允許我嚮陳元主席緻以崇高的敬意,您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感謝您的厚意。您領導國傢開發銀行取得長足進步,給予諸位友人巨大的鼓舞。見證過發展之初的中國,我們今天所目睹的巨變超齣瞭所有人的預期。這當然得益於技術的力量,但也歸功於勇氣和魄力,去打一場可能在專傢們看來毫無勝算的硬仗。我謹代錶在座的各位,尤其以我本人的名義,嚮您錶達由衷的感激。同時,履新伊始,我相信新任董事長必將把開行的偉大傳統發揚光大。
我作為開行國際顧問的價值並不在於參與經濟議題的討論,因此我想對國際形勢做一簡要分析。讓我從結論說起。1971年我首次訪華,至今來華80餘次,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的對話不計其數。然而沒有哪次訪問像這次這樣讓我如此充滿希望,何況我並不是個天性樂觀的人。為什麼這麼說呢?
“國際社會”是一個熱點詞匯,然而所謂的國際社會並不存在。因為世界上的不同地區遵循不同的組織原則,追求不同的目標。歐洲正在拋棄“民族國傢”模式。而在過去兩個世紀,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義的影響,整個國際體係正是建立在民族國傢的基礎之上。在揚棄這一模式的過程中,歐洲左右為難:新的製度尚缺乏群眾基礎,舊的製度已失信於民。歐洲的領導人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要求民眾做齣犧牲,然而沒有犧牲又如何建立新的體係。這在客觀上導緻瞭兩個結果:消費導嚮的經濟無法積纍足夠的資源,四平八穩的外交政策無力應對當今的危機。
亞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歐洲19世紀的老路: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傢。亞洲的挑戰在於如何讓各民族國傢和平共處。中東的挑戰在於邊境、國內體製和國際體係的威信;而這些挑戰又影響著、牽扯著所有其他地區,但又缺乏統一的指導。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況是因為中國和美國共存於這一大背景之下,兩國在曆史上都從未完全參與過某個國際體係。過去,中國認為自己獨一無二,由於地理和其他方麵的原因,長期與外界隔絕。美國也認為自己與眾不同,肩負著傳教的使命,但主要是齣於意識形態考慮而非國傢利益考慮。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關鍵在於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
單靠自身力量,中國或美國都無法解決問題。隻有通過中美閤作,纔能解決問題。如果中美不閤作,世界將分裂成相互對立的陣營,而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勢力勢必將利用他國之間的對抗坐收漁翁之利。因此,中美閤作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機遇。我有幸見證瞭當代中美關係的緣起;並不是所有史學傢都有親曆曆史的幸運。在一開始,中美麵臨共同的對手,因此有共同的目標。在接下來的十年,雙方在製定並行政策方麵獨具匠心。這也對冷戰如何演進産生瞭重大影響。
1991年冷戰結束後,齣現瞭兩個自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麵,美國連續四屆政府奉行對華友好閤作政策,這成績來之不易。中國六屆政府亦采取瞭同樣的態度。但問題也一直是雙重的:第一,如何定義這種閤作?第二,如何在沒有冷戰的時代運用這種閤作?
在那段時期,我們避免瞭嚴重對抗的發生。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國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一樣,是冷戰遺留下來的産物。但前蘇聯幾乎隻是一個軍事強國,而中國與世界經濟有著密切的聯係,其影響力主要基於經濟錶現而非軍事實力——因此我們所麵臨的是不同的挑戰。同樣,中國國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美國日漸衰弱,中國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國總是試圖遏製其他國傢的崛起,因此某些衝突不可避免。他們舉的例子就是英德對抗。
另一方麵,英德衝突的根源與其說是事件本身,不如說是政策的短視。最重要的是,歐洲曆史的轉摺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後歐洲元氣大傷,至今沒有恢復。但如果當時歐洲的領導人在1914年能預見到1918年的世界,就絕不會發動戰爭。
中美一旦發生衝突,後果將更為慘烈。因此兩國領導人明白,無論學術界持何種觀點,中美不能對抗。這話在座的有些人說瞭20年,還不時遭到批評,說我們被中國的熱情好客或自己一時的感受所濛蔽。然而現狀的一個關鍵點在於兩國領導人似乎都認識到必須找到閤作的方式。我們成功解決瞭兩國日常事務中的糾紛,但這還不夠,況且日常糾紛對兩個往來頻繁的大國而言在所難免。迴顧上世紀70年代,當時中美貿易還不及美國和洪都拉斯之間的貿易量。因此,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加深,我們麵臨的是罕見的機遇。這並非我一傢之言,而是在我看來兩國領導人業已達成的共識。
如果我們能把共識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兩國可以從共同分析國際體係的走嚮入手,由此齣發製定並非相同但是相嚮而行的政策。這是一個閤適的切入點,因為我們所麵臨的諸多問題,如能源、環境、防擴散、空間、網絡等,僅靠一國之力是無法解決的。而在空間、網絡等領域,議題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們必須攜手。幾年前這還像是天方夜譚,今天卻是唯一現實的齣路。
攜手並不容易,因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兩國的曆史更是有天壤之彆。美國從未有過強大的鄰國,中國卻無時無刻不受近鄰強敵的威脅;美國人認為所有問題都有解決方案,中國人卻認為每一個解決方案都會帶來新的問題。如何彌閤兩國的分歧,這是當代最大的挑戰。
話說迴來,基於我對中國政府、中國領導人的瞭解,我相信中國正在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及現實給美國帶來的變革,奠定瞭兩國重啓真誠對話的基礎。盡管前路漫漫,爭議不斷,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持樂觀態度。我深信,兩個在曆史上本會成為對手的偉大國傢是能夠在新的國際秩序中並肩閤作的。
陳主席,再次感謝您的邀請,感謝您幾十年如一日的友誼。
第2章亞洲新秩序
保羅·基廷
2005年,時任國傢開發銀行行長陳元邀請我擔任開行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由他於1999年創立。
當時陳行長告訴我,請我是因為我長期以來樂見中國在亞太地區發揮應有的作用並為之不懈努力。他還提到我擔任澳大利亞總理期間促成泛亞政治架構的雛形,即亞太經閤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建立。
初識陳元時,他尚在人民銀行任職。離開人行後,陳元打造瞭一傢世界級的開發銀行。1998年,陳元齣任國傢開發銀行行長。他審視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西方開發性銀行的架構,思考如何因地製宜,為中國所用。陳元明白,僅靠商業銀行抑或國傢財政預算不足以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即大規模城鎮化提供組織或資金支持。在開行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陳元的的管理和創新實踐正是基於這一見解。
事實上,如今開行總資産接近1.2萬億美元,是世界銀行的三倍。
在其新著《政府與市場之間》中,陳元用開行的成功明確證明,政策性銀行並非隻是享受補貼的虧損機構,而是自負盈虧、自給自足的金融機構。在開行轉型之前,“很多人認為開行作為政策性銀行,資金相當於第二財政,是國傢給的‘免費午餐’,可以像財政撥款一樣免費使用,不用償還”。陳元用事實打破陳見,開行的不良貸款率從1998年他上任時的33%降至2004年的不足1%,這是何其驚人的轉變。
在陳元的領導下,新生的開行已發展成為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具有重要作用的一傢機構。
陳元認識到設立國際顧問委員會可以對開行工作提供指導,可謂慧眼獨具。因為鮮有如此規模的機構會有意識地聽取外籍人士的意見,尤其是在一個以“中國特色”著稱的國度。然而陳元意識到瞭顧問會的價值,而我本人也很高興能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宗旨是為開行提供我們的視角:國際環境如何變化,對中國有何影響。我想我應先就政治局勢發錶一般性意見,因為政治正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關鍵背景。
在人類曆史上,世界經濟從未像今天這樣在全球範圍內實時運轉。全球化、冷戰的結束和殖民主義的終結導緻瞭目前的局麵。全球性的領導力對世界經濟的正常、穩健運行從未如此重要。然而與其他時期相比,或許全球領導力也從未如此匱乏。
簡言之,世界處於領導真空的狀態。
20世紀末、冷戰終結之際,我們曾有機會重塑世界權力的格局,卻與之失之交臂。
冷戰來瞭又去,世界仍在七國集團的掌控之下,大西洋是權力的中心。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態走下戰場。剋林頓和小布什在任16年,從未試圖把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納入新的世界秩序。新秩序認識到無遠弗屆的技術和資本正在重建19世紀工業革命所打破的人口和GDP之間的聯係,全球化則加速瞭這一過程。
在這一背景下,不言而喻,人口將再次成為新世界中GDP的決定因素。一旦明白瞭這一點,隻需在時間的維度上推導齣復閤GDP即可。推導的結果將是各經濟體的GDP及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全新排序。
然而,美國並未打算迎接這樣一個世界的到來。相反,在剋林頓政府必勝論的餘輝之下,美國接連單方發動戰爭,曆時十年,耗資三萬億美元,撕開如今巨額財政赤字的缺口。待到偃旗息鼓之際,又幼稚地以為金融體係在一定程度上圍繞宏觀經濟運轉,而不是宏觀經濟的中流砥柱。於是美國的金融體係從內部轟然倒塌,幾乎連纍世界經濟萬劫不復。
奧巴馬總統適時重拾自由國際主義,然而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地位已遭受重創。上述一係列事件一再削弱美國在冷戰及華盛頓共識的全盛時期的領導力。
因此,歐洲的危機雖由2007~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美國,或是國際經濟管理中一度被推崇備至的經濟共識也無能為力。
眼下,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因設計缺陷和缺乏領導陷入僵局。穩定的貨幣聯盟通常需要經濟體本質的趨同。歐洲的癥結在於事實上其成員經濟體不盡相同,而其適應能力更是韆差萬彆。
盡管歐洲一體化的創立者和擁護者心懷高遠,建立政治聯盟的建議總也得不到各國民眾的支持,至少得不到普遍的支持。所以歐洲有貨幣聯盟,卻沒有財政同盟,更沒有具有約束力的政治同盟加以領導。歐盟經濟區仍處於收縮階段,財政緊縮計劃導緻“分母”一降再降,勞民傷財的同時債務占GDP的比重未見起色。
歐洲中央銀行提供瞭巨額、緊急的流動性支持,然而我們仍不知道,也無從得知這一由迥異的經濟體所組成的模式能否經得起單一貨幣的考驗,抑或是該模式僅適用於由核心嚮外圍進行轉移支付的體係?
中東戰爭和金融危機之於美國,如同結構缺陷和衰退周期之於歐洲,歐洲在世界舞颱上的影響力及其在管理國際經濟和戰略體係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瞭。
由此便不得不提到中國和新興經濟體。
新興市場將占全球經濟增長的74%。而在20世紀的大半時間裏,發達國傢貢獻瞭全球産值的約70%。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傢的角色已然對換。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國一直是中堅力量,且到目前為止,情況良好。然而眾所周知,高投資、高齣口的模式不可持續;而早在數年前中國就應該開始嚮以城市消費群體為中心的模式轉變,把重點放在消費和服務拉動的收入增長上。
一方麵,中國繼續深入參與世界經濟,另一方麵,中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瞭國內。重大改革刻不容緩。
發展資本市場,體現資金的真實成本,讓利於儲戶,減少對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管理房地産業的流動性,都應該是新一屆政府的議題。而我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必須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上述變革,無所不在的社交媒體將監督並記錄政府的每一點進步。
一般而言,美國或歐洲的過去或是現在,具體而言,中國的過去或是現在,都無法令人確信該如何對整個世界進行管理。事實上,世界缺乏指路的明燈。從全球意義上講,真正的領導並不存在。
曾被寄予厚望的二十國集團已然淪為債務人和債權人的聚會,更為重要的事務仍在七國集團的框架內解決。有效、高效地管理世界經濟變得無比睏難,遑論協同一緻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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