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人士,我对于工具书的可靠性和时效性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这本书在规范用语和现代用法衔接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清晰地区分了“约定俗成但略有偏差的现代用法”和“严格的古代本义”,这一点对于需要撰写严谨稿件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安全阀”。很多旧版词典对于一些随着时代演变而发生语义漂移的成语处理得较为模糊,容易造成引用错误。然而,新版在这一点上处理得斩钉截铁,它不仅指出了历史沿革,还明确给出了在当代出版物中推荐使用的标准。这种对“标准”的坚持和对“演变”的尊重并重的态度,使得这本书在专业性上无可挑剔。我甚至发现,它对一些近年来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带有网络文化色彩但已初具稳定性的四字短语,也进行了审慎的收录和考证,显示出极强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评分这本书的便携性虽然因其内容的全面性而略有牺牲,但其带来的系统性思维构建却是其他轻薄工具书无法比拟的。它更像是一部建立在宏大汉语言知识体系基础上的“知识树”,而不是零散的“知识点”。我发现自己在查阅单个成语时,会不自觉地被引导去探索其周边的相关成语群组,这种关联性的学习,极大地提升了我对中文表达的整体掌控力。我不再是孤立地记忆“是什么意思”,而是开始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它在同类表达中处于什么位置”。对于那些希望真正吃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非仅仅满足于日常交流所需的用户来说,这种深度和广度提供的价值是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它构建了一种完整的语境感,让学习者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探索语言背后的逻辑和美学。这本词典,真正配得上“案头必备”的赞誉。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独特,它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又巧妙地融入了一种温和的、引导性的叙事口吻。编者似乎深谙现代学习者的困惑,不是生硬地抛出定义,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且人性化的释义方式。比如,对于一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或哲学意味的成语,它的解释中会穿插一些现代社会情境下的类比说明,让那些抽象的、古老的意义瞬间变得鲜活起来。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那些原本可能望而却步的文学爱好者也能轻松上手。我特别喜欢它在例句选择上的独到眼光,既有经典名著的引用,也有一些非常巧妙、贴合现代语境的示范,这使得我不仅学会了如何“理解”成语,更学会了如何“恰当地运用”它。这不仅仅是一本词典,更像是一位博学多识、耐心细致的老师在耳边谆谆教诲,让人感觉学习的过程是充满乐趣和发现的。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艺术品,厚实的封面带着一种沉甸甸的知识感,那种触感让人一拿起来就心生敬意。内页纸张的选择也十分考究,米白色的纸张,既保护了视力,又让那些密密麻麻的汉字显得格外清晰有力。我尤其欣赏它在版式上的用心,每一个成语的条目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释义、出处、例句,层层递进,逻辑性极强,读起来丝毫没有晦涩感。很多工具书为了追求信息量,往往会牺牲阅读体验,但这本书显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优化。比如,它对近义词和反义词的标注,不是简单地罗列,而是用更具启发性的方式进行了归类和对比,这对于我深入理解成语的细微差别非常有帮助。我甚至花了好些时间仅仅是翻阅目录和索引,那种系统性和全面性就让人对编者团队的专业度肃然起敬。它不仅仅是一本查阅工具,更像是一件可以摆在书房里随时翻阅、细细品味的文化载体。那种油墨散发的淡淡清香,每次翻开都仿佛置身于传统书局的雅致氛围中,让人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评分我发现这本书在收录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我之前使用的任何一本同类工具书。它收录的很多成语,尤其是一些古典文学中常见却在日常口语中不那么频繁出现的“冷门佳句”,都被详尽地考证和收录了。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对每一个成语的“典故出处”部分,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篇微型的文化小史。它没有简单地引用一句古文了事,而是会详细解释典故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的生平,甚至会引述不同史籍对同一典故的记载差异,这种细致入微的考据工作,让我每次查阅时都能获得远超预期的知识增量。比如,我偶然查阅了一个关于古代官职的成语,本以为只是个简单的解释,结果附带的背景介绍,让我对那个朝代的社会结构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对于一个对传统文化有钻研欲望的人来说,这种“一源多流”的解释方式,是极其宝贵的,它极大地拓宽了对传统文化脉络的理解,而非仅仅停留在词义层面。
评分运货快,就是有点折角了,
评分东西不错,儿子刚拿到手挺喜欢的
评分孩子很喜欢看,希望能增加知识。比书店便宜
评分孩子很喜欢
评分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胡适、傅斯年这一代虽然没有参加过晚清最后的科举,但他们是旧的“仕”到知识分子过渡期产生的人。他们不是以道自认,他们还要以天下自认。他们对于现实的参与很多,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也没有做过政府的官。胡适先生从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其实到后期,一直很想用各种位置把他拉出来。但是傅斯年他们一直都在阻挡,认为应该坚决地推掉。 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北洋政府时代,“五四”时代是北洋政府党争的时候,那个环境和后来又不一样。这样的时代环境,不踏入你不可能去捍卫什么。你必须要一脚踏进去,一脚在外面。他们是从“仕”到知识分子过渡的这一代人,他们和后面完全专业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不太一样。 另一方面讲,他们参与现实的政治非常多,不管是评论、建言等等,非常明显。在那个时代,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很高的信念,他们也是通过和政治相当大的互动,才可以去维护自由民主。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既有关系,又要保持距离。 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许倬云先生,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他们频繁参与论政,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余先生也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在猜,胡适、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代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自由民主”已经相当成熟了,好像已经是一个不正自名的东西。而且,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西方的影响,已经慢慢形成了专门的学者。但是,我个人认为,适度对社会问题关心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最近这些年,我觉得台湾因为受学术评价标准影响太大,人跟社会抽离开来。抽离开来,对学术发展有好处,很纯,很严谨,可是也应该对社会有所关心。 对于西方研究汉学,我们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他们的长处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比较的视野,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西方在训练一个领域的时候,通常都有别的领域的辅助,比如说,你写中国题目可能要学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等,在历史之外,可能你还要有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它是以众学来治一学,就不会坐井观天,这和整个学术界的培养很有关系。另外,它常常不在这个文化的限制里面,有时候跳出来,确实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当然,它有很大的缺点,对史料以及很多文化层级,不可能做到很深入。我觉得研究汉学,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要取之于各种学问的长处,要有比较和宽大的视野。内心中有这样一个前提写出来的,跟只是就这个而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有不同。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早期的汉学大家,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年轻一辈,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附和的好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 13年前,我们推“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时,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它的极大作用,是学术资源的极大公共化。这个计划光数位典藏部分,就有将近400万件,包括资料、图片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有一位研究上古史的学者,透过这个平台发现,原来有一件青铜器物的盖子在瑞典,器身在“中研院”。如果没有数位的方式,你要到仓库里面一个一个填单调出来,那是很困难的。 前几年莫拉克台风把一个原住民的村落毁掉了。这个村落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相当毁坏。重建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要重建一个更像原来原住民味道的村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察——耳坠、发式、手镯、衣服、屋子等。如果用旧的方法,就是要去台湾三个收藏原住民资料最多的地方去填单子,一个是历史博物馆,一个是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一个是台大的人类学系。现在不用了,输入“原住民”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前教你织传统的布,出一本书可能要180张图片,告诉你那个针要怎么弄,你还看不太懂,而现在,连录影带都典藏,你打出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些不但不用钱,而且学术知识公共化。 有很多学电脑的人认为,我有这个东西,一个礼拜可以帮你写一篇论文。而历史学家对这个看法不同,毕竟工具就是工具,不能取代人。所以为什么我尽量不去特别接触?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记得带大家回家。
评分东西不错,儿子刚拿到手挺喜欢的
评分据说内容不错,有待进一步翻看
评分孩子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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