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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教授谈到siniligy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①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②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④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英国早期的汉诗翻译
第二章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一、从传教士到大学教授：理雅各的汉学道路
二、理雅各与中国文化
三、理雅各的《诗经》翻译
（一）《中国经典》版《诗经》
（二）韵体《诗经》
（三）《中国圣典》版《诗经》
（四）《离骚》翻译

第三章 翟理斯（Herben A11en Giles，1845-1935）
一、从外交官到大学教授：翟理斯的汉学道路
二、翟理斯与中国文化
三、翟理斯的汉诗翻译
（一）《中诗英韵》及《中国文学选珍：诗歌卷》
（二）《中国文学史》中的汉诗翻译
（三）其他译诗
（四）与韦利的译诗之争

第四章 韦利（Anhur D.Waley，1889-1966）
一、从大英博物馆馆员到汉学家：韦利的汉学道路
二、韦利与中国文化
三、韦利与中国诗歌
四、韦利的诗歌翻译理论
五、韦利的汉诗翻译
（一）《汉诗一百七十首》、《汉诗增译》及《悟真寺和其他篇章》
（二）白居易翻译
（三）《诗经》翻译
（四）《九歌》翻译

第五章 庞德（Ezm P0und，1885一1972）
一、庞德与中国文化、诗歌之缘
二、庞德论诗歌翻译
三、庞德的汉诗翻译
（一）《神州集》
（二）《诗经》翻译
结 语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后 记

精彩书摘

　　韦利还进而指出：“中国思想中的局限也使得中国文学长于反思，而不是理论推断。”他还以自居易的诗为例，说明那里“确实没有严格的理念和微妙的哲学，但是其中有强烈、坦诚的反思和自我剖析，而这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
　　也就是说，韦利从西方人的偏见中发现了中国文化、文学的独特之处，那便是为不同人所常常称道或批评的世俗理念。在他看来，这种貌似平淡·的传统要比西方的宗教热情（亦即他所说的“迷信”）相对要健康得多。如果说从理雅各到翟理斯，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影响的削弱，那么在韦利身上，这种影响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韦利曾翻译过《道德经》（The Way and ItsPower，1934）和《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并且著有《中国古代的三家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但是，在这些译著中，韦利从未将中国古代思想与基督教进行过系统比较，更没有从基督教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评头论足。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面对学生“事鬼神”和“敢问死”的问题，孔子做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的著名回复。理雅各曾对此大为困惑和不满，因为孔子竟然回避生死这一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宗教问题。可是对韦利来说，孔子的回答无非是说，“对君子而言，与涉及生人的问题相比，那些有关死人如何生存的问题是次要的。”韦利随后还以此为引子，对中国文化的特点做了如下深刻论述：
　　与西方作者们经常想象的不同，[此处]所涉及的并不是生命终极性质这一类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上面讨论的两个段落也并不孤立和不同寻常。与此相反，它们正代表了漠视死者，重视生者，以及漠视鬼神世界，注重日常生活的基本特色。
　　在他的汉籍翻译中，韦利还力图在语言层次上体现中国文化中的非宗教特点。例如在介绍中国古代思想的长文《道德经和它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中，他用“supreme ances-tor”（至祖）来翻译《诗经》和《尚书》中经常使用的“上帝”一词，因为他认为“帝”指的是“ancestors”（祖先），“上帝”指的是“第一位祖先”（first“the ancestral line）。由于采用了这样的世俗文字，韦利也便无须像理雅各那样，去讨论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以及上古中国的“上帝”与基督教中“God”之间的异同。各种迹象表明，他对这种讨论也没有多少兴趣。例如，在翻译《诗经》时，韦利虽然也使用了“God”来翻译“上帝”，但他只是简要地提到，“在翻译‘帝’时，我们也可不使用God，而是使用cestor，意思是一位先王的精神。”这里，韦利根本没有提及曾经在理雅各时代令人刀枪相见的所谓“术语之争”（term debate），即能否用“上帝”或“神”翻译西文中的“Deus”和“God”，因为在韦利看来，这些宗教方面的争论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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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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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一些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现象，它更积淀着某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因此，用另一种语言（英语）来翻译（或日“再现”）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论者还以汉诗英译中文化问题的分析为例说明：有些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背景与意识是很难在译诗中直接传达出来的，这也许便是许多人认为“诗不可译”的缘由（吴伏生）。诗歌翻译中无法直接传达的文化差异在小说翻译中是否能够，并且有必要传达出来呢？杨晓荣的论文不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提出了小说翻译中的异国情调的再现原则，这种异国情调就是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她首先从翻译目的、美学特征和翻译标准三个方面分析了异国情调的文化交流价值、审美价值、译作忠实性价值，然后分析了制约异国情调再现度的各种相关因素，如原作、译者和读者，最后提出了异国情调再现的两个原则，即文化对等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以及两个原则之间的平衡。刘超先也分析了文化的民族特色与翻译的目的、文化民族特色在作品中的反映，我国翻译界对待民族特色的态度以及如何保持原作的民族特色，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民族特色的民族语言文化是没有的，翻译就是要引进文化上的“异己”以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新天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谢宝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指出，人们理解和接受外国语的能力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文化差异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阅读译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了解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视为理解能力不高的小孩，自己扮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演幼儿园阿姨的角色。那种担心读者不能理解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有差距的词语而一味代之以中国固有词语的译法是十分有害的。他提到，现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应该增强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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