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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边缘结构演化与重组》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从理论上试图通过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对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运行规律进行挖掘；二是从实践上对北京城市边缘区人口和产业的空间组织予以梳理分析，进而找出其存在的问题；三是剖析国外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优化的案例，构建合理的北京空间组织模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北京城市边缘结构演化与重组》适合从事人文地理学专业的研究、教学的学者、研究生、以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阅读。

内容简介

《北京城市边缘结构演化与重组》在综述大城市边缘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应用核心边缘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探讨了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的运行规律，分析了我国转型期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借助遥感影像数据和GIS技术，从数量、类型、方向、强度等方面展现了北京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扩展规律。以产业和人口两个主导因素为切入点，研究了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进的影响，结合北京实际，剖析了北京城市扩展过程中带来的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现象，分析了“钟摆式”空间错位的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并从空间错位的主体、原因、形式等方面对比了中美的差异。最后，在借鉴国外典型郊区空间组织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优化重组的原则，构建了“非显性功能区划”的重组模式。

作者简介

宋金平，男，1968年生于山东平邑。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美国华盛顿人学访问学者。中国阂经济地理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地学会土地利用分会委员。1979年出生，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国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区域规划，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项研究课题，目前已在《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地理》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国家信息中心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等研究奖项。1980年生，山东肥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土地利用，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国土资源部以及北京、山东等地方多项研究课题，在《地理研究》、《中国土地科学》、《经济地理》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城市边缘区的特征与理论研究进展
第一节 城市边缘区的内涵与特征
第二节 城市边缘区理论研究进展
第三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演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的运行规律
第一节 边缘区、核心区和农村腹地的互动关系
第二节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机制
第三节 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模式
第四节 转型期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演变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 北京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扩展分析
第一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的范围界定
第二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分布
第三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规律分析
第四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 北京城市边缘区的产业空间结构
第一节 产业发展与空间组织的机理关系
第二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产业发展概况及特点
第三节 转型期北京市工业的空间变化
第四节 北京市商业的空间扩散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五章 北京城市边缘区的社会空间结构
第一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人口与居住空间结构
第二节 北京城市边缘区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现象
第三节 中美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对比
第四节 空间错位的模式与形成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第六章 国外大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重组案例及启示
第一节 国外典型城市郊区空间组织理论及启示
第二节 国外典型城市郊区空间组织案例剖析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七章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优化与重组模式
第一节 模式构建原则
第二节 城市边缘区空间重组模式
第三节 模式的实施保障措施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1 行政区划调整
附录2 调查问卷

精彩书摘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与重组
第一章城市边缘区的特征与理论研究进展
第一章
城市边缘区的特征与理论研究进展
第一节城市边缘区的内涵与特征
城市边缘区的研究源于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带来的土地利用问题和社会问题。郊区化是城市在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以后的一种离心分散阶段，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外迁。郊区化导致城市用地不断侵入外围的农业用地，城市景观逐步替代乡村景观，在城市建成区与乡村地区相联结的部位，形成了城市边缘区。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Louis）首次明确提出城市边缘带的概念，成为近现代城市边缘区研究的开端。在此之前，德国学者杜能（Johann Hienrich von Thunen）的农业区位论、美国社会学家E.W.伯吉斯（E.W.Burgess）的同心圆模式、美国经济学家H�被粢撂兀℉.Hoyt）的扇形模式，以及美国地理学家C.D.哈里斯（C�盌.Harris）和E�盠.乌尔曼（E.L.Ullman）的多核心模式都涉及了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迅速，城市快速扩张，城市边缘区成为城乡联动的新经济增长带，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的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与“乡”两种系统之间，是城市化最敏感、变化最大、变化最迅速的地区，表现出动态多变性、过渡性和复杂性等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城市边缘区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视角涉及地理、经济、社会、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生态景观等。
一、城市边缘区的内涵
城市边缘区是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人口等要素特征的融合渐变的地域。它是在城市要素扩散与乡村要素集聚且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紧紧依附于母城且深受农村地域的影响而存在，具有独特的空间组织特性，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沿阵地。
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城市边缘区的相关研究以来，研究背景、研究角度的差异以及地域本身的千差万别，导致城市边缘区概念名称的多样化，出现了“城市边缘区”、“城乡边缘区”、“城市边缘带”、“城乡交错带”、“城乡过渡带”、“城乡结合部”、“郊区”等不同称谓。本书采用“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原因有三：第一，“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在我国提出时间较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且可以较好地与国际理论研究接轨；第二，“城市边缘区”能直接反映城乡过渡带的“动态性”和“过渡性”，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城市连续扩张，“边缘”一词可以非常直观和动态地表现出城市发展的态势；第三，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而城市边缘区兼有城市和乡村的众多特性，又不完全等同于两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研究，“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比较符合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城市边缘区在地域空间上可分为内缘区和外缘区。内缘区是紧邻城市的一侧，受城市扩散影响强烈，与中心城市联系密切，体现着城市的居住、生产、商业服务等功能，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布较多，市政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均比较完善。建设用地已较多地侵入农业用地，用地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为严重。外边缘区更多地表现出乡村景观的特征，聚集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卫星小城镇。总体而言，由于位于“城”与“乡”两种系统之间，城市边缘区在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和景观生态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二、城市边缘区的特征
第一，从社会角度看，在城市边缘区，城市社区与农村社
区并存，人口结构复杂，流动人口较多，存在就业与居住分离现象。
社区一般分为城市与乡村两种基本类型，城市边缘区社区兼具两者的特征，这类社区的形成源于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城市边缘区社区的形成是城市社区不断侵入农村社区，并使农村社区转化、渐变为城市社区的过程，同时带来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结构、消费观念、社会文化等特征的变化。城市边缘区人口密度一般介于城市中心区和乡村地带之间，呈现过渡性的特征。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包括户籍非农业人口、户籍农业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三大部分，成分复杂，而且职业多样，收入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不同，具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异现象。边缘区流动人口较集中，因为城市边缘区简单劳动就业机会较多，房价便宜，房租较低。城市边缘区存在居民的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分离现象，很多城市边缘区社区因房价相对较低，吸引了较多人口的集聚，但就业岗位仍然在中心城区，造成了这一地带人们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的分离，伴随上下班的通勤，增加了城市交通的压力。另外，城市边缘区还具有性别比例偏高、年龄结构偏轻、犯罪率较高等特点。
第二，从经济角度看，城市边缘区经济发展起点高、速度快，产业结构综合，就业形式多样。
城市边缘区因紧靠城市中心区的优越区位优势，便于承接城市中心区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容易得到城市资金、技术、设备及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加上边缘区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因此与乡村地区相比，城市边缘区发展起点高、速度快。
城乡边缘区经济系统在原有农业经济基础上叠加非农业要素形成，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城市边缘区农业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农业，其商品化和集约化水平较高。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在城市周围地区农业呈环带状布局，靠近城市的最内层主要生产易腐、难运的产品，如蔬菜、鲜奶。1980年，我国学者对上海市和北京市郊区的农业类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大致反映出了杜能的圈层结构，其中距离城市最近的圈层的产品以蔬菜、奶牛、花卉为主，属典型的都市型农业。蔬菜、花卉等产品具有消费量大、易腐变、难储运等特点，布局区位属典型的市场导向型，以缩短运输距离。城市边缘区毗邻城区，交通快捷，成为大城市蔬菜、花卉等产品的优先发展地带。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带，因为很多工业生产企业占地面积较大，对周围环境干扰较大，而城市边缘区拥有大面积平整土地，地价与城区相比要低得多，所以工业区多位于城市外围。但如果规划不合理，容易产生工业包围城市、居民居住与工作空间分离、周围社会服务设施不配套等问题。大城市边缘区处于城市与外部交流的门户位置，便于建设各种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物流集散中心等，因此边缘区交通运输、物流业比较发达，特别是高速公路出入口两侧，物流业集聚较为明显。城市边缘区因其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能够提供多种工作岗位，适合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就业形式灵活多样。
第三，从土地利用角度看，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矛盾较集中。
城市边缘区是土地利用格局演变最快、最显著的地域之一，由于二元土地管理制度的存在，城市边缘区是土地利用矛盾集中的地带。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耕地数量锐减，质量降低，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城市边缘区处于城市化前沿，是农用地非农化流转最集中的地区，伴随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边缘区转移，城市建设侵吞大量优质农田，加剧了人地矛盾。二是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低，存在土地荒芜现象。边缘区产业结构偏低，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村镇建设盲目占地，村落内部结构疏松，宅基地面积超标。农用地相对收益偏低，农民种植农作物积极性不高，农地被撂荒。三是城区扩展肢解连片农田系统，侵占绿地和水面，边缘区生态支撑功能降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化肥农药引发地力下降、土壤污染，土地生态环境遭破坏。四是土地布局混乱。城市边缘区是“城尾乡头”，缺乏统一规划，非农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相互穿插干扰，呈现“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又包围农村”的混乱局面。乡村用地被城市用地分割，不利于农田规模化和集约化利用，容易引发土地权属争议。五是土地违法现象严重，表现在违法占地建设、小产权房建设、以租代征等方面。存在的征地权滥用、补偿费用偏低、补偿费分配不合理、失地农民缺乏长远保障等问题，导致农民权益受损，土地暴力和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从生态景观角度看，城市边缘区是城市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具有景观异质性和特殊的生态界面效应（马涛等，2004）。
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生态系统与乡村生态系统之间，是城市和乡村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流的通道，同时包含城市和乡村景观，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从景观构成与功能看，城市边缘区可以分为内缘区和外缘区。内缘区紧靠城市，与中心城区社会经济联系紧密，其人口密度较大、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农业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以蔬菜、副食品生产为主，有能量和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对外界的依赖性强。外缘区人口相对稀疏，建筑密度小，农业比重较大，基本可以维护自身的平衡与运作，外缘区的农业用地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大面积连片的农田系统具有更重要的生态价值。
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与乡村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融合地带，具有特殊的界面效应：①缓冲效应。城市边缘区将城市和农村隔离为不同的景观单元，是城市化过程对农村冲击的一个缓冲地带。②梯度效应。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密度、生物多样性、经济结构、工农业污染、能耗水耗、交通网络等在空间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生态要素变化存在着从城市端向农村端的梯度。③廊道效应。城市边缘区作为连接城乡的廊道，有巨大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资金流。④复合效应。各种生态流重新组合，形成自然和人工结合的城市边缘区景观，并且导致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改变，景观聚集度增加。⑤极化效应。商业、大型公共建筑设施等会形成核心，通过同化、异化、协同等过程改变城市边缘区的景观。
第二节城市边缘区理论研究进展
城市空间组织是城市各种人类活动和功能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是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自然条件以及各类建筑空间的组合，是城市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反映（谢守红，2004）。城市空间组织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其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下面对城市边缘区空间组织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阐述。
一、城市边缘区研究进展
（一）国外研究进展
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也涉及了城市边缘区的研究。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从城市形态学的角度研究了柏林的城市地域结构，首次提出“城市边缘区”（stadtrandzonen）的概念，指出这一地带与城市建成区有许多显著差异，其空间结构、住宅类型、服务设施等具有独特性。此后，部分学者对边缘区也进行了定义（Andrews，1942），但不同学者研究城市边缘区使用的名称不一致，如“边缘区”（fringe）、“内缘区”（inner fringe）、“乡村城市边缘区”（rural urban fringe）、“城市影响区”（urban shadow zone）等。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Andrews（1942）提出、Pryor定义的“乡村城市边缘带”：它是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此时的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大城市的不断膨胀，城市边缘不断扩大，在核心城市以外形成了与城市有密切关系的地域，奎恩（Queen）和托马斯（Thomas）将其称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并将这种地域结构分解为内城区（inner city）、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和城市腹地（urban hinterland）三个部分。G.S�盬ahrwem首先将城市边缘区定义为城市土地利用与专用于农业的地区之间的用地转变区域。直到60年代末，城市边缘区的研究仍集中于城市地域结构自然界限划分及其特性的讨论上（顾朝林和熊江波，198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城市边缘区开始了真正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个研究高峰期。Russwurm（1975）发现在城市地区和乡村腹地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并将现代社会的城市区域划分为核心区、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和乡村腹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卡特（H.Carter）与威特雷（S�盬heatley）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边缘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应对它进行多种角度的研究。Clark对城乡边缘带的社区结构的形成机制作了研究，认为职业、社会阶层和种族是决定城乡边缘带居住区位和社会作用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郊区化趋势的减弱，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进入了平稳期，研究成果相对减少，但研究更加深入，研究手段更加现代化。此时的研究倾向于更加全面地对城市边缘区进行界定和对不同边缘区进行比较研究。茹哈列维奇把城市边缘区定义为一面反映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过程的特殊镜子，既客观地反映一系列长期形成的异常深刻的居民迁移规律，又是城乡融合的先锋地区（张建明和许学强，1997）。1995年John�監 Browder、James R�盉ohland和Losephl Scarpaci在对曼谷、雅加达和圣地亚哥的边缘带社区进行比较后，认为城市边缘在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使其成为社会经济的多面体，不能仅用社会经济或严格的空间标准轻易地对其进行分类。Lopez等（2001）利用航片对墨西哥城附近快速城市化地区近35年的土地利用作了定量研究，并用马尔可夫模型对该地区接下来20年的土地利用作了预测。Yuji Hara等（2005）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了泰国首都曼谷市边缘区固有农业景观对稻田转化为居住用地的影响。Zahda（2009）以约旦希伯伦市为对象，研究了地缘政治因素与边缘区土地扩展密度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领域来看，前期的研究侧重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范围界定和基本功能等方面，研究学科主要涉及生态学、环境学、地理学（Andrews，1942）。之后，学者开始探讨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演化机制、边缘区效应及人为调控。还有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人口、产业及各种设施布局进行了研究（Desai and Cupta，1987）。总之，从经济、空间、功能等多角度综合分析城市边缘区的问题成为共识（张晓军，2005）。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内容外，很多学者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些学者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规律进行了研究，如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深入研究了土地区位与地租之间的关系，阿隆索（William Alonson）和杜能建立起土地价值模式，对土地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外城市边缘区的研究比我国早50多年，到目前为止，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呈现出研究领域较广、研究视角较全面、研究深度不断增强的特点，但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或郊区化进程和驱动力与我国存在显著差异，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组织也明显有别于我国，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城市边缘区的理论，只能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加以借鉴。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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