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美学,光是捧在手里把玩,就觉得心情舒畅。内页的纸张质感上乘,印刷色彩精准地还原了董其昌原作的韵味,尤其是那些细节处的墨色变化和笔触的力度,透过文字都能感受到艺术家的心境。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排版上的用心,留白的处理恰到好处,使得每一幅作品的展示都像是在严肃的博物馆展厅中独立欣赏,给予观者充分的思考空间,而不是被密集的文字和图片压迫。这种对物料和工艺的考究,本身就是对艺术作品的尊重,也体现了编辑团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阅读体验的极致追求。初读时,我便沉浸在这种精致的视觉享受中,仿佛跟随书中的引导,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艺术之旅,远超一般画册的范畴,更像是一件可供收藏的艺术品。
评分这本书的知识密度令人咋舌,但阅读过程却异常流畅,这得益于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对艺术史脉络的清晰梳理。我特别关注了其中对于晚明士人圈子内部交流与思想碰撞的描述,那部分内容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和艺术标准的确立过程。作者对于董其昌与其他同时代名家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分析,这使得我们能更立体地把握董其昌在当时艺术谱系中的定位。每次读完一个章节,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去回顾之前看到的图像,去思考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笔墨选择背后,究竟蕴含了何种时代精神的投射。这种深度的挖掘,让阅读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一场积极主动的思维探险,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中国古典艺术批评的理解维度。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手法非常引人入胜,它没有采用那种枯燥的学院派论述,而是将历史背景、时代思潮与董其昌的个人生命轨迹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作者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我们穿梭于明末清初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创造力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之中。读到关于董其昌如何从一个抱负远大的士人,一步步成长为影响后世数百年的书画巨匠的心路历程时,我深感震撼。那种对传统与创新的挣扎、对“以书入画”哲学的坚持与实践,被描绘得有血有肉,让人不仅看到了“董体”的技法,更理解了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自觉。这种叙事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又不乏细腻入微的人物侧写,让原本可能显得高冷的艺术理论变得平易近人且充满人情味。
评分装帧设计固然精美,但更让我称赞的是本书的文献引用和考据工作。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查阅和比对不同时期的档案、私人信札乃至地方志,力求还原董其昌创作情境的真实性。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全书论断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特别是当书中对几件重要作品的创作时间、收藏流转进行重新考证时,我感到十分惊喜,这无疑为当前学界的一些既有认知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和修正。对于真正的艺术史爱好者而言,这种探求真相、力求精准的态度,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具吸引力。它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学术研究成果,而非泛泛而谈的艺术鉴赏小品。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变化多端,时而如清泉般平缓细腻,引导读者进入宁静的审美境界;时而又如霹雳般激扬有力,对某些僵化的艺术观念进行犀利的批判与重估。这种节奏的张弛有度,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戏剧张力。尤其在阐述董其昌如何打破“院体”与“文人画”的对立,寻求一种更加内在、超然的表达方式时,作者的文字充满了激情和洞察力。我能感受到作者作为一位资深研究者,那种对艺术生命力的由衷热爱,这种情感是极具感染力的。读罢全书,我的内心没有感到丝毫的疲惫,反而充满了一种被洗涤后的澄澈感,仿佛经过了一场深刻的文化与精神的洗礼。
评分河东又有《贺白龙并青莲花合欢莲子黄瓜等表》曰:“天地非远,睿感必通;叠瑞重祥,累集宫禁。池莲表异,灵化非常。敷彼清光,征佛书而尤绝;成其嘉实,验祥经而甚稀。积庆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龙腾白质,乘秋果应于金行;瓜合黄中,表圣更彰于土德。况复邦畿之内,雨霁必时,宿麦大穰,嘉谷滋茂,和风孕育以客作主是归宿处,灵气陶蒸。是皆发自圣心,达于天意,周流升降,成此岁功。惠彼群生,自为嘉瑞。”青莲、合欢、莲子
评分河东又有《贺白龙并青莲花合欢莲子黄瓜等表》曰:“天地非远,睿感必通;叠瑞重祥,累集宫禁。池莲表异,灵化非常。敷彼清光,征佛书而尤绝;成其嘉实,验祥经而甚稀。积庆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龙腾白质,乘秋果应于金行;瓜合黄中,表圣更彰于土德。况复邦畿之内,雨霁必时,宿麦大穰,嘉谷滋茂,和风孕育以客作主是归宿处,灵气陶蒸。是皆发自圣心,达于天意,周流升降,成此岁功。惠彼群生,自为嘉瑞。”青莲、合欢、莲子
评分好评!
评分董其昌的官做得越来越大,画书法也越来越好
评分《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书画中的禅意》认为,“民抄董宦”事件是晚明政治失序、社会紧张的一种反映。而书画艺术具有把失序中的政治重新恢复到有序状态,为紧张的社会情势提供舒缓的张力的作用。董其昌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责任与目的,来从事书画艺术这一工作的,而禅宗精神又恰好具有更好地发挥书画艺术这一神圣职责的效用。也就是说,董其昌用禅宗思想来解释书画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书画艺术对政治社会的服务作用。
评分元和九年,裴晋公为御史中丞,十年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昌黎愈时知制诰,代为让表云:“臣少涉经史,粗知古今。天与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无惮杀身;慕当官而行,不求利己。”又曰:”受恩益大,顾己益轻。于裨补无涓涘之微,而谗谤有丘山之积。”于而字为对又曰:“岂意陛下擢臣于伤残之余,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污,使佐圣明。此虽成汤举伊尹于庖厨散开再合,有幻有法,高宗登傅说于版筑,周文用吕望于屠钓,齐桓起甯戚于饭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贵,以今准古,拟议非伦。”晋公览表大喜,遂不复更一字。
评分公一五五三五年,高欢、宇文泰分裂北魏,在中国北方产生了东、西魏两个政权,公一兀五五七年,宇文觉灭西魏,建立北周政权。但是敦煌艺术自有其特殊性!我们所讲的敦煌西魏艺术,并非严格依照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来划分,而实际上跨越厂北魏晚期和西魏这两大统治时期,也就是东阳王兀荣家族统治敦煌的约公元五二五年!五五七年之间。①据《魏故金城郡君墓志》载:魏明元帝第四代孙元荣于北魏孝昌元年(公元五二五年》前出任瓜州刺史,来至敦煌。永安二年(公元五二九年》又被封为东阳王。②到西魏大统八年(公元五四二年》以前,元荣一直任瓜州刺史,是敦煌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元荣任职敦煌正值北魏晚期,时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相激化,河西、敦煌地区也不能幸免,所谓王路否塞,魔事滋扰,正是当时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一兀氏家族为了稳定局势,将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之一,再加上元荣本人体弱多病,十分崇佛,并且乐此不疲。受其影响,其家人及属下也大力提倡佛教。目前发现的东阳王一兀荣写经共达十卷之多,与元荣有阅的北朝写经也有四卷,其崇佛之烈可见一斑。
评分昌黎为袁州刺史,有庆云见州西北,至暮方散,乃以表图称贺云:“五采五色,光华不可遍观;非烟非云,容状讵能详述。抱日增丽,浮空不收。既变化而无穷,亦卷舒而莫定。斯为上瑞,实应太平。”时元和十五年六月也。
评分董其昌的书法,早、晚年均学颜真卿,其楷书有很浓厚的颜体味,也就是人们常讲的拙趣,运笔圆劲含蓄,肉中有骨,柔中有刚。董其昌的行草书,除有颜体的拙趣外,更多的是学五代杨凝式。他说,以意仿杨少师书,"虽不尽似,略得其破方为圆,削繁就简之意"。董氏晚期的书法,确有杨书的"生"、"稚"之趣,而作伪之书,大都圆熟内行,二者风格迥异。董其昌的绘画,不主张对物象的谨细刻画,而是追求一种文人画的生拙之趣,即比较忽略山石的形体、结构,甚至出现有些房屋画得歪歪斜斜,山石、树木大小比例不符的情形,但却是真迹。有人问董其昌,你的书画名满天下,作伪的人很多,你如何鉴定其真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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