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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史料丛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所称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系指我国仿行西洋教育制度之全体而言，时间断自同治初元至民国十五年。自同治初元设同文馆，至今已六十余年，其间经过之教育事迹甚多，势不能一一追溯原委，罗列无遗，故只择其较重大者录入。

精彩书评

中国改行新教育制度，为时虽不过六十余年，但各种文献散在各处，搜集颇不容易。且断篇杂乘，时间性极短，过期即绝版，欲搜集亦无处搜集。编者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借以探询各种史实。……特从抄就之底稿中择其重要而为一般教育者所当参阅之纪载，先辑此册，印行于世，一以谋拙著《近代中国教育史》参考书之便利，一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
——舒新城

目录

一、兴学创议
请推广学校折李端棻
议覆推广学校折 总理衙门
二、学制系统未建立前之学堂
创设北京同文馆奏疏 同治元年八月 总理衙门
奏请开设同文馆疏 恭亲王
京师同文馆馆规
天津创设武备学堂折 李鸿章
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 张之洞
湘乡东山精舍章程
奏请创设陆军及铁路学堂事折 张之洞．
天津中西学堂章程 盛宣怀
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附章程 盛宣怀．
湖南时务学堂公启 梁启超
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 陈宝箴
附《湘学新报》叙附例言 江标
奏请将中西大学堂归并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折 岑春煊
三、戊戌变政期之新教育
戊戌变政期之新教育
四、维新教育
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张之洞 刘坤一
会奏变法自强第三疏（摘录）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 张之洞 刘坤一
维新教育丛录
五、京师大学堂
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 美人李佳白
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 美人狄考文等
奏办京师大学堂 张百熙
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
筹办大学堂事务请旨遵行疏 孙家鼐
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 孙家鼐
京师大学堂堂谕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罗惇曧
六、游学
甲 通议
派员游历之先河
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
奏议覆派遣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 外务部
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 张之洞 张百熙 荣庆
奏请约束鼓励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附章程 张之洞
酌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折并单 学部
议覆北洋大臣奏请予詹天佑等四员出身折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 学部
乙 美国
奏选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 曾国藩 李鸿章
奏派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 李鸿章
覆议选派委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 总理衙门 曾国藩 李鸿章
予之教育计划 容闳
经理留学事务所（派送第一批留学生） 容闳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容闳
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
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 外务部 学部
丙 日本
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 总理衙门
查覆日本游学生聚众滋事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 载振
奏请简派日本游学生总监督折光绪 二十八年 外务部
日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及各省按年分认经费章程 学部
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折 练兵处
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 中国之新民
附奏拨中国公学经费片 端方
宏文学院沿革概说
中日间之教育的设施 傅代言
丁 欧洲
奏选闽厂生徒出洋习艺并酌议章程 李鸿章 沈葆桢
奏派学生前赴比国游学折 光绪二十九年 端方
……

精彩书摘

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中的白话小说。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的很远，超出平常所谓“官话疆域”之外。试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话小说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吴沃尧是广东人，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远了。但丁（Dante）、鲍高嘉（Boccaccio）的文学，规定了意大利的国语；嘉叟（Chaucer）、卫克烈夫（Wyeliff）的文学，规定了英吉利的国语；十四、五世纪的法兰西文学，规定了法兰西的国语。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
中国的国语早已写定了，又早已传播的很远了，又早已产生了许多第一流的活文学了，然而国语还不曾得全国的公认，国语的文学也还不曾得大家的公认，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这里面有两个大原因：一是科举没有废止，一是没有一种有意的国语主张。
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在科举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无数的白话作品出现，功名富贵的引诱居然买不动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政府的权威居然压不住《水浒》、《西游》、《红楼》的产生与流传，这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徼幸又最光荣的事了。但科举的制度就竟能使一般文人钻在那墨卷古文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
一九〇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但是还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语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是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但这些“人上人”自己仍旧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这个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罢！爱庆祝的，也请庆祝罢！”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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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196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二版，后面印过多次。现在这些版次都不好找了，人大的新版定价贵是贵的。内容真的蛮好，才舍得买了来。收入了晚清民初许多有关学制、教育宗旨、办学方面的材料，很有眼光。看前言里作者感谢各地友人帮助收集资料，还有陆费逵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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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 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 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 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 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 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 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 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 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 “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 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 《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 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 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 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 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 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 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 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 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 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 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 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 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 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 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 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 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 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 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 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 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 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 （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 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 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 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 动；当然，其反传统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 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 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 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 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 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 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 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 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 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 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 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 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 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 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 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 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 使用的“自然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 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 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 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 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 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 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 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 “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 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 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 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 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对和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 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 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 可以变成强盛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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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讨论直观，像是它并不依赖思维的任何活动而就包含有一个对象的意识似的。然而在先验分析论中，当他进而考虑思维里面经验的条件时，他清楚地指出没有思维的活动就不能有真正对象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感性论中所表现的观点看为在某意义上是临时的，其部分理由就是这个事实，即早在他开始看到知性有它自己的某些是经验不可少的组成形式之先，康德已经形成了他关于空间与时间作为直观的验前形式的看法。可是我们又须把这个预期的程序作为方法上的手段来看。在说明他在寻常想象到知识的方式中要作出一个完全革命的整个学说时，康德觉得须要尽可能从一般关于直观作为给出对个别事物的知识这个看法出发。所以在感性论中，他竭力想要做的就是指出，如果假定直观是领会个别感性事物的一种知识的形式，我们为了说明事实，就必须主张直观含有两个因素——质料与形式。质料是从外边来的，而形式是属于我们直观能力的结构本身的，这个形式是验前的，正因为它是和对象的任何直观不可分开的；而作为这样来说，它就能使我们说明怎样把某种验前的判断以它为基础。主张直观和概念作用两者之问有着种类上的区别也是康德的目标的一部分。在莱布尼兹的学派里，是主张数学的判断是验前的；可是和这个见解一起又有另一种见解，是康德认为和前一种见解相矛盾的，那就是，直观和概念作用是同类的，其差别只是清楚性与明了性多少的不同。 先验感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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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送货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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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 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 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 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 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 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 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 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 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 “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 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 《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 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 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 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 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 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 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 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 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 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 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 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 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 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 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 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 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 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 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 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 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 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 （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 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 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 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 动；当然，其反传统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 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 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 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 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 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 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 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 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 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 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 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 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 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 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 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 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 使用的“自然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 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 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 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 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 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 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 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 “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 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 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 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 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对和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 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 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 可以变成强盛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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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方面作为研究资料来讲还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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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硬皮，参考工具书，太靠谱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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