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林徽因与梁思成
书号：9787511897695
作者：(美）费慰梅著，成寒译
定价： 36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10-01
开本：A5

编辑推荐：

、这对学者伉俪，在大时代背景下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中国近现代的激荡史密切交织。人们传说着他们不寻常的家世和学识，传说着她的美丽、才华、爱情，惋叹着半个世纪前他对一座古城的痴迷与眷恋。众多传奇，让他们离人们更近，而有时，却又像是更远……
时隔半个世纪，来自大洋彼岸的深情追忆……
“徽因人长得美，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些。他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

内容简介：

1932年，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来到北京后大约两个月，便结识了林徽因与梁思成。两对年轻的夫妇彼此吸引，一见如故，亦成为终身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中文名字，即由梁思成所取。同为艰难乱世的亲历者，兼具亲密挚友的特殊身份，费慰梅也许是有资格讲述林徽因与梁思成传奇故事的人。
林徽因与梁思成皆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青年时期留学美国，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洗礼。两人学成归国后，本该大展宏图，然而，接连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颠沛流离之中。才子佳人在苦难与贫穷中患难与共，共同的理想、兴趣爱好使得两人仍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林徽因在其短暂而绚丽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妙诗文，梁思成则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建筑事业。这本传记，以细致客观的笔触，展现了林徽因与梁思成这对伉俪多彩的感情生活、对人生与理想的执着以及他们的成就与创造。

作者简介：

费慰梅（Wilma Fairbank，1909—2002）

媒体推荐：

作为有资格记载这个故事的唯一人选，费慰梅为我们展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幅动人画面……
——《纽约时报》
掩卷难忘！
——《波士顿环球报》

代序：

笑靥如花，任她娇枝凋零
倘若我们从远处俯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再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悲观省思。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然而，在费慰梅的笔下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片断里，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俩情笃而慌乱的婚姻生活中迸发的生命之光。我们仿佛听见，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杯底喝尽，连珠的笑语中浮沉着杯盘碰撞的响声。我们仿佛看见，他们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典籍的本来面目，灵巧的手指驾驭掌中那支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无论中英文，遣词一样典雅。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中国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新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受到，他们在漫长的疾病苦痛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冲突、地位摇摆不定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探索者。因原配无出，他讨了两房姨太太。林徽因就是大姨太太的独生女，受过非正规但良好的教育。一九二〇年，她父亲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他带了十六岁的徽因就任，让女儿给他做伴。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让她再度与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父亲正受没落清廷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一九一二年清朝垮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中国。在民国初期的动荡年代，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知识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进入清华学堂，同时在国学方面又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梁启超还要求他把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译成中文。一九二三年，发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驾驶那辆崭新的哈雷戴维逊(Harley Davidson)摩托车时不幸出了车祸，由于治疗不当，他的腿从此有点跛，必须穿上钢架才能走动。徐志摩这时已经回国，且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而徽因也正式和思成订了婚，但仍与徐志摩保持着过去的友谊。他们一起安排了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到北京举办小提琴演奏会，为印度诗哲泰戈尔在中国的巡回演讲担任翻译。
在梁启超的敦促下，徽因和思成双双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俩虽已订婚，但在学位到手之前不准结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费城“布杂艺术”(Beaux-Arts)学派的氛围里，思成念建筑，徽因学美术。套句梁启超说的话，他俩“修行”了一段时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历经磨炼。虽谈不上修炼到完美的地步，但确实加深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二八年，他俩终于在加拿大完婚，并于修完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成为沈阳新成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早上任的两位教授。
一九三二年，徽因和思成因日军侵略沈阳而被迫离开东北，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个聚会中认识了他们。当时，徽因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并知道自己患了结核病。徐志摩是他们家的常客，后来不幸在一次坠机事件中丧生。梁启超也因肾脏手术失败而过世。思成借助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开始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典籍的研究。在这个纷乱、忙碌而又沸腾的时期，梁思成夫妇，偶或在费正清夫妇的陪伴下，对中国现存早期的建筑进行了一连串的实地考察。他们大的成就是确认、测量、绘制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八五七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但这仅是《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里众多惊人发现之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历经了许多年，其中又停顿过无数次，终于经费慰梅亲手将已散佚的图文编成了完整的一本书。
三十年代后期，尽管费梁两家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因、慰梅和正清这两对夫妇的友谊仍凭借书信维系不断。费慰梅记忆中难忘的是徽因的声音。我们也在书中谛听到了徽因的呻吟、操劳、新的痛苦，以及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导致的颠沛流离，梁氏夫妇先到长沙,辗转又奔西南的昆明、重庆。对徽因而言，这不但是一个世界的崩溃与惊骇，更是那种“空寂的小庙，娇枝嫩叶在凋零，靠着浪漫的自尊依稀去跨越那朦胧的桥身”，在肺病的剧烈咳嗽和寒夜陋室里的颤悸中，徽因依然能够写下“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的句子。
战争的后一年，这两对夫妇曾经在重庆短暂相逢，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团聚过。国内战争、美朝战争、冷战一连串发生，接着便是死亡(一九五五年微因、一九七二年思成、一九九一年正清)为他们的今生之缘画上了句号。梁思成与林徽因不曾间断地为他们所追求、所热爱的建筑尽一切的努力一一保存北京的绿化，防止北京遭受工业化的侵害，将城墙和城门改造为公园，让子子孙孙得以享用这一奇迹。然而，他们失败了。他们被批斗、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后，当一切都已为时太晚时，他们才得到赞扬和认可。
我们记得的当然是我们想记住的，而不是事情只要发生了就会记得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些过去全搁在心里头。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过噩梦般的情景——脖子上挂着“反动学术威”的黑牌，木然地面对周遭的讥笑，脸庞笼罩着一层“无尽的屈辱”。但我要感谢费慰梅，对我来说，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画面所取代：我看到小思成在日本海边偷潜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为是的思想家康有为的胡须。我想到了思成那些严谨、优美的图画和书法。我所看到的，不是在一九五五年寒冷的北京，徽因死于肺结核，来不及目睹后一面庞大的古城墙轰然倒塌，而是在一九三二年北京家中，孩子和友朋的笑闹声在客厅里回响，徽因粲笑如花，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未来几个月前往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块儿乘火车、坐卡车，甚至搭驴车碾过人迹罕至的泥泞小径，直到爬上了中国历史的梁架之间，手指沿精巧的木工细纹抚摩过去，赞叹那已经永远失落了的艺术内涵与精致。

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