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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由中外国家首脑、高级智囊、全球一流政治家、战略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告诉你，未来十年——
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会有怎样的大变动和哪些新觉醒？
中美的角力会有怎样的结果？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统治力量？
中欧的合作又会是怎样的走势？中国将如何与全新格局下的全球相处？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中国如何与世界共赢？
全球变革是否箭在弦上？全球治理新体系何时建立？ 共同繁荣是不是幻想？
郑必坚、基辛格、希拉克、布朗、施罗德、佐利克、桑顿、河野洋平、吴建民、周文重、王缉思、黄仁伟、金灿荣、王志乐…...
中外国家首脑、高级智囊的思想交锋，预测未来世界大势与战略走向！

内容简介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拥有辉煌过去的古老国家，正在回到它已经坐拥了300年之久的地位，绽放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新旧大国的冲突。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十年，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是否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的统治力量？世界各国该如何寻求合作共赢，避免战争和对抗？
《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由中国资深战略专家郑必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以及吴建民、周文重、王辑思、黄仁伟、金灿荣、王志乐等中外国家政要和国际问题专家联合撰写，详尽分析了中国和世界未来十年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以及中美、中欧等大国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关键点，试图寻找一条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的道路。
《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性的问题只能由全球共同解决，必须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郑必坚提出，中国需要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扩大和深化 “利益汇合点”，构建 “利益共同体”。而基辛格也提出了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指出中美冲突并非必选项；作为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必须战略合作，否则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简介

郑必坚，中国资深战略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者，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共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

基辛格，美国知名外交家、战略理论家。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曾积极推动美国与中国改善关系。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著有《大外交》《白宫岁月》《论中国》等。

目录

序言 大变动·新觉醒·两重性 郑必坚
一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国和平发展之路 郑必坚
二 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 亨利·基辛格
三 欧中合作塑造全球变革 格哈德·施罗德
四 世界需要中国 雅克·希拉克
五 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 戈登·布朗
六 欧盟与中国：一场必要的对话 费利佩·冈萨雷斯
七 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肖卡特·阿齐兹
八 实现共同繁荣的机遇 罗伯特·佐利克
九 美中两国的合作是必选项 约翰·桑顿
十 “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寻求利益共同体 河野洋平
十一 寻找共同繁荣的道路：印尼视角 优素夫·瓦南迪
十二 从长城到长桥：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尼古拉斯·贝格鲁恩  内森·嘉戴尔斯
十三 通向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吴建民
十四 致力于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利益共同体” 周文重
十五 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关于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 王缉思 仵胜奇
十六 中美共同利益发展的历史进程 黄仁伟
十七 中美“携手共进”：阻力与动力——写于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 金灿荣 董春岭
十八 发挥全球公司在促进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中的积极作用  王志乐

前言

大变动·新觉醒·两重性
——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和世界基本走向的几点思考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郑必坚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文集的总题目——《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准确表达了文集的主旨和内涵。我为这样一部可贵文集的出版感到高兴，并愿以自己的一篇拙作作为代序，参加“热议”。
第一点：我多年一贯、直到今天的全部思考，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展开一点说，就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和“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和世界历史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进程。而这个进程，可以说，中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逐步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到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看来这样的大变动还将持续下去。也许可以说，真正的大文章还在后头。
第二点：就中国来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大变动、新觉醒之中。西方的炮舰和鸦片打开封建王朝的锁国大门，同时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解放之路，直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两个一百年”。其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是从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大变动、新觉醒。
自1978年以来，这个大变动、新觉醒进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新阶段，它同世界范围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大变动、新觉醒紧密结合，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通过自己新的奋斗，产生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本质上的新觉醒，一种观念大解放。
首先，中国人开始具有一种新的眼光，即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的眼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如此，今后仍然离不开。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是这样观察把握的。中国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中国越发展，也将越开放，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越大。最近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
其次，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发展生产力，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1世纪第二个10年乃至到2050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挑战和压力，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提高经济质量，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激发创新活力、创业活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活力。
其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发展过程，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从全局看，从实质看，这乃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和部署，肯定将离不开进一步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全国的市场体系问题，解决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合问题。
其四，中国的发展应当是全面、均衡、可持续，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体现了新的发展观。其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使全社会更加活跃、更加有序，在于人民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
其五，中国必须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要永远坚持的历史方向。坚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国威胁论”；实现“崛起”，就是要证明“中国崩溃论”缺乏根据。打破“国强必霸”的旧逻辑，既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新觉醒。
这些新觉醒为中国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进而引发了更深刻的大变动。例如，中国将解决10亿人的城市化问题，由此带来数十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又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形成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网络”，这是从基础设施、市场要素、文化交流到合作机制的全面“利益共同体”。还如，台湾海峡两岸从经济互补、人文交流走向政治协商，将形成两岸关系的新框架。类似的大变动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国人在新觉醒中的冷静和理智，归根到底表现在我们对中国这一轮大变动还要走很长的路有精神准备。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大概念，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 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定位。所谓初级阶段，所谓“发展中大国”，就是说，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水平，而体制、文化等软实力差距更大。
第三点：世纪之交，世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新觉醒”，曾经对立、对抗的东西方阵营解构，经济全球化覆盖各国，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大变动、新觉醒又逐步显现出新的特点，出现了一系列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现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兴大国的共同和平崛起，与传统西方大国逐步形成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且出现了以二十国集团为共同平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力量，如果不能看到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趋势，不能把握大局、顺应大势，不能摆脱旧思维、旧模式的迷思和束缚，都有可能犯重大战略错误，在21世纪的全球力量重构中丧失机遇。而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本身就需要新的觉醒。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新兴国家，都需要这样一种新的觉醒。有了新的觉醒，才有可能在愈益广大范围内逐步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逐步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以至持久稳定的命运共同体。由此而来的，不仅新兴国家将能保持共同和平崛起的良好势头，发达国家也将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打开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点：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而且往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重性”发展。即以当前大国动向而论，一方面，和平发展是主流，各国利益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广泛而深入；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一些大国的行为特征。新型大国关系和传统大国关系并存，而前者还处于新生态势，较为脆弱；后者则盘根错节，相当顽固。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无非三种作为：一是继续冷战思维，搞各种形式的冷战；二是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却搞局部热战；三是走新路，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都领教过，我们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主张的是第三种前途，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和发展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
总而言之，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伟大进程，无疑将充满“两重性”相交织的复杂事变。而其复杂深刻程度，也许甚至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信，大变动、新觉醒是主流是大势，仍将不可阻挡地继续发展。
第五点：说到这里，也许可以在我开头所说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之后，再加三个字—“两重性”，共九个字。以此作为我全部思考的概括。
2013年10月21日

精彩书摘

二
美中关系的未来：冲突并非必选项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2011年1月1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际，胡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宣告，两国将致力于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双方均对彼此的重大关切做出承诺：“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此后，两国政府着手将上述目标付诸行动。两国高层展开互访，并将他们在重大战略和经济问题上的交流制度化。两国重启军方接触，打开了一个重要的交流渠道。在非官方层面上，所谓的第二轨道团体也在探索美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两国之间的争议也日益凸显。双方国内均有一些重要组织声称美中争霸在所难免，或许已然展开。从这点来看，呼吁美中合作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幼稚。
双方国内都进行了不同但平行的分析，都出现了对彼此的指责。一些美国战略智囊认为，中国的政策追求两项远期目标：一是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二是将亚洲整合成一个排他性的、符合中国经济和外交利益的阵营。在这样的设想中，虽然中国的绝对军事实力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北京有能力在与华盛顿的冲突中对后者构成难以承受的风险，此外中国正在发展军力以抵消美国的传统优势。中国无懈可击的核二次打击能力最终将配以不断丰富的反舰弹道导弹及其在网络空间、太空等新领域的非对称战力。中国可以沿着周边岛链完成主导性的海军部署。有人担心，这一屏障一旦形成，中国的邻国将有可能必须根据中国的喜好调整自己的政策，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对华贸易，同时也不确定美国的反应能力究竟如何。这一切可能最终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阵营形成，并由中国主宰西太平洋地区。最近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多多少少反映出了这样的不安，至少是含蓄地点到了。
尚未有中国官员声称这一战略即是中国的真正政策。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正好与之相反。然而，中国半官方媒体和研究机构有足够的资料说明，中美关系将走向冲突，而非合作。
与整个“非民主世界”开战的意识形态倾向放大了美国的战略关切。一些人士声称，专制政权有其内在的脆弱性，不得不通过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与手段聚拢民心。这一理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均源于中国的国内结构，而这样的说法在美国左、右阵营中均有拥护者。有人宣称，世界和平将通过民主制度在全球的胜利来实现，而非通过各国对合作的呼吁来实现。例如，政治学家亚伦·弗里德贝格这样写道：“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几乎没有理由惧怕其他民主国家，更不可能与它们擦枪走火。”因此，“剥去温文尔雅的外交掩饰，美国战略的最终目标应是加速推动和平革命，一举扫除中国的一党执政，代之以自由民主”。
在中国方面，与美国相对抗的解读遵循的是截然相反的逻辑。他们将美国视为受挫的超级大国，决意要阻止任何挑战者的崛起，而中国最有可能成为这一挑战者。一些中国人认为，无论中国多么热心地寻求合作，华盛顿的既定目标仍是通过军事部署、条约承诺等方式抑制不断强大的中国，阻止其重新成为历史上的“中央之国”。从这一角度讲，任何与美国的长期合作都不可能成功，因为合作只会服务于美国改变中国的最高目标。有时，中国人认为系统性的敌对行动甚至包含在美国的文化和技术影响中，这些影响力时常被描绘成旨在侵蚀中国国内共识和传统价值的恶意压力。最为强硬的说法是，中国在敌对逆流面前过于被动（比如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争议上），中国应直面那些主权诉求与之有冲突的邻国，借用战略分析师龙韬的话说就是：“冷静分析，抓住机会，在形势逐渐失控前先下手，……小仗打几下，大仗就可以避免。”
历史并不必然重演
那么寻求合作的美中关系还有什么意义？制定政策实现这样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诚然，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新旧大国之间的冲突。但现在世殊时异了。那些在1914年杀入“一战”的领导人如能预知战后世界，还能否如此义无反顾？当今领导人万不可再心存幻想。核大国之间的大战只会酿成与任何精心确定的目标绝不相称的灾难与动荡。“先发制人”几无可能，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民主政治国家。
如果面临挑战，美国将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必要的行动，但它绝不应将对抗作为备选战略。美国将会发现，它遇到的中国这个对手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擅长打持久战，而且崇尚在精神上拖垮对手。在实战中，美中双方均有实力和智慧给对方造成灾难性的破坏。等一切关于冲突的假想都告一段落，所有的假想者都会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届时，他们就会重新面对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构建一个双方都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秩序。
双方在冷战时期为阻止苏联扩张而采取的“遏制”政策已不再适用于当今时势。当时，除军工产业外，苏联经济非常虚弱，不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中国与苏联断交，苏联顾问撤出中国之后，除个别被逼进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国家在经济上与莫斯科有太多牵扯。然而，当今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是其周边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美中长期对抗，将改变世界经济，导致全球动荡。
中国也会发现，其用于对抗苏联的策略并不适用于对抗美国。只有少数国家（而且其中没有亚洲国家）会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必须被“砍断”的“手”（邓小平对苏联扩张的形象描述）。甚至那些并非美国盟友的国家也希望美国在该地区保持政治存在，并在其近海驻军，以维护它们已经习惯了的世界。印尼某高官对其美国同僚的一番话表达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不要离开我们，但也不要逼我们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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