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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所分析的，进化论原本作为有哲学意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并无多少影响，然而它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相联系，成了有科学意义的哲学理论，风靡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时期的两代人。（陈卫平：《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总结》，载《中华读书报》，2006-05-29）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对进化论与康有为的“三世说”之历史图式、革命党人的竞争观、新文化运动对“新人”的塑造等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当深刻的解析，正是这些来自西方的思想，成为了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创辟新天地的理论武器。（景海峰：《中西思想激荡与交融的壮丽历史画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读后》，载《学术研究》，2004（10））
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时，还希望其能对解决现实问题产生直接的作用，能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比如“进化论”思想的传入，强化了中国人建立在“保种”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干春松：《谁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观念——读“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载《中国哲学史》，2004（4））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由于遭遇到了一个高度异质文明而处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从未遭遇过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必须摆脱，国家必须富强，为此而兴起的进化主义新世界观满足了人们的广泛需要，它扮演了既解释中国近代危机又提供变革动力和方向的多重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和社会革新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同变法、革命、新文化以及后来的体系化哲学等巨大运动息息相关、同伴而行，各种主义话语和诉求都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需要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王中江，1957年生，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先后出版专著有《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1991）、《理性与浪漫一一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1993）、《严复》（1997）、《殷海光评传》（1997）、《道家形而上学》（2001）、《进化主义在中国》（2002）、《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和思想世界》（2005）、《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2008）；译著有《论语与算盘》（1996）、《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000）；主编有《新哲学》（第一辑至第八辑）、“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已出版两辑13种）、《中国儒学》（合作，中华孔子学会主办，已出版四辑）；先后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

目录

导论 西方进化主义及其东渐
一、从古希腊到18世纪
二、达尔文：进化主义的突破及其震撼
三、进化主义的变奏
第一章 进化主义初传中国及其早期形态
一、进化主义初传中国
二、早期形态

第二章 中国进化主义与日本的中介作用
一、进化主义在日本
二、日本进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三、日本进化主义著作的翻译

第三章 在天道与人道之间：中国进化主义的诞生
——严复进化主义的复合结构
一、游心进化主义的过程
二、“进化”原理及其普遍性
三、“进化”法则与“人道”世界
四、进化：“个体”、“群体”与“社会有机体”
五、进化或进步信念
六、社会改革合理性的进化尺度

第四章 进化主义与渐进“变法”思想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视角
一、“富强之道”——“变法”、“合群”、“进化”
二、“三世”进化历史图式
三、“竞争”、“乌托邦”与“种族论”
四、明证性：作为“公理”的“进化主义”
五、“合群”与“竞争”和“进化”
六、“强权主义”逻辑
七、进步乐观主义

第五章 进化主义与激进“革命”思想
——以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
一、“进化”与“革命”
二、进化：“竞争”耶?“互助”耶?
三、进化：平等主义乌托邦
四、章太炎的“反进化主义”

第六章 进化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五四”人物、思潮与进化主义
二、作为“五四”激烈反传统的进化主义
三、进化之“源”与“人”的塑造

第七章 生命主义的进化思想
——生命、心灵和进化
一、生命和人心的进化
二、“真情之流”与宇宙进化
三、“本心”进化论

第八章 实在主义的进化思想
——实在、进化和人类
一、“架构”进化论
二、“道演”：进化与人类
三、进化：从物质实在到生命和人
结语
中国进化思想文献
研究参考文献
名词索引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附录一 学术自述
附录二 从经验领域到道德革新及其古典教化
附录三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视野下的救世论、文明观和信仰
附录四 “天人合一”与“心灵境界”
增补版后记

精彩书摘

从以上所说来看，在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中贯穿着以“力”为后盾的“强权主义”，他所说的“优劣”、“适与不适”，完全是以“强弱”、“有力无力”为标准来衡量的，并赋予了“适者”、“不适者”的道德和应该价值。梁启超的强权主义具有欧洲强权政治原则的基本内涵。②在“强权战胜公理”还是“公理战胜强权”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信念之间，他坚定地站在了前者一边，他所信奉的也就是克罗齐的“强权即公理”、“正义即胜利”的逻辑，他推崇的是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因此，浦嘉珉把梁启超的“合群竞争”，看成是“反帝国主义”并不准确。③准确地说，他自己采用的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梁启超与严复明显不同，他不喜欢诉诸国际“公理”或“正义”来谴责或反击帝国主义、强权。他用来对抗“帝国主义”的逻辑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他相信中国只有成为“帝国主义”才能与“帝国主义”较量，尽管中国还处在“劣势”之中，但只要它迅速觉醒，很快就能强盛。正是为了鼓励和推动中国像日本那样尽快成为帝国主义，梁启超提倡了一套适合“强权主义”的“新道德”；为了使人们相信激烈的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梁启超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一部充满着血腥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历史，使历史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的注脚。浦嘉珉把梁启超的“合群竞争”同“互助”联系到一起，也不恰当。

前言/序言

　　“思想”的输入，始终不会像“物品”的输入那样，有所谓“原装”的情形。在思想输入中，哪怕是最“忠实性”的翻译（“直译”），也总伴随着“理解”和“消化”，目的是为了让原作品在另一种“语境”中“投胎转世”。①思想的介绍、传播和运用，往往更伴随着我们的立场、理解结构和兴趣，“改装”和“重组”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这并非公然鼓励“随意”地处理任何思想，而只是说“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也会增长（如创造性地解释）。
　　进化主义是19世纪后期以来输入中国的许多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它在中国的复杂“经历”提供了“思想”移植和再生的典型个案。
　　诞生在西方的进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其源也远，其流也长。站在许多人的肩上，达尔文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实现了“进化主义革命”，使作为上帝杰出作品的“人”，成为无限时间之流中长期演化和适应的产物。尽管一些人仍然宁愿站在“天使”一边而不愿成为“猿猴”的近亲，但达尔文的勇敢捍卫者（如“斗犬”赫胥黎），最终为达尔文赢得了广阔的存在地盘，并衍化出了许多“进化”理论。主要限于“生物”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迅速扩展为“社会”进化主义（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在这一方面，斯宾塞的“普遍进化主义”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正如本书导论所说：“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它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它本身也在经历着理论上的变迁，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进化主义的泛化和普遍运用，为它增加了扑朔迷离的不定性。（详见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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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还是不自然，并不取决于状态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状态与环境态势的关系，取决于形态化生及其维持的机制。脱离一定的环境态势以及形态的化生与维持机制，状态本身无所谓自然或不自然。所以，“自然”的要点在于柔弱、善下，而不在于对具体的名教的顺与反。“人之道”并不总是既柔弱又善下，“自然”并不是人们想自然就自然，也不是对现状的一成不变的放任，因此，道者仍然必须去推行一种“不言”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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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艺术、宗教都不过是自然的附属物。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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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从来不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永远是我们自己。——卢梭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然”的本义为燃烧之“燃”，是“燃”的本字。古人占卜时灼烧龟壳，根据灼烧后的龟壳裂纹卜算事态命运。这样做其实是基于一种假想：灼烧过程加快了事态演变的进程，使事态结果得以提前呈现；灼烧过后龟壳裂纹的形态，对应于事物火速演化后的样子，可以作为一种征兆来预示事态正常演变的结果。因此，“燃”后之所“然”可以理解成事物在经过一定的演变过程之后所稳定下来的确定态，没有经过“灼烧”、促迫而安处的状态即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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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为三，合而言之，混三为一，通谓之虚无自然大道归一体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后优劣之殊也。非自然无以明道之性，非虚无无以明道之体，非通生无以明道之用。”这就是说，“道”不是由自然派生出来的。《道德经》还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意思是事情成功，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如此。杜光庭认为，道是无私的，“不亲其亲，不子其子，有生成遂长之功，不矜于下，不见物得其所，不知上化所为，以为自然而然也”。《南华真经·缮性》篇赞扬古时社会：“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至一，就是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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