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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主體的遷變：從德國傳教士到留德學人群》延續解構“西學東漸”的思路，強調傳播主體在一國學術，文化場域的重大勢位差彆，以德田資源為中心，突齣強調三個特殊視角：一是對國彆資源功用區分的重視，二是對傳播主體遷變的突齣，三是對學術/教育製度生成的探討。
　　研究思路是：以個案研究為基礎，突齣比較型、群體性研究；往往通過兩個個案的比較研究，或是通過若乾相互關聯的個案為主體的群體性研究，同時呈現其活動場域的豐富場景，盡可能迴到現場。
　　在空間維度上，選擇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德文學科做研究場域；在時間維度上，既注意打點深入的可能，也考慮到曆史屏幕的跨度性，盡可能從多場景、多元化的角度呈現曆史的復雜圖畫。壓在背後的，既有對個案人物的“同情之理解”、“溫情之敬意”。也不乏“審視之目光”、“拷問之思量”。

作者簡介

　　葉雋，男，1973年生於江蘇。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文學博士，兼任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先後就讀於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大學，曾在德國、英國、法國等的學術機構做研究。專著有《另一種西學》、《現代學術視野中的留德學人》、《史詩氣象與自由彷徨》等；編撰有《蔡元培：大學的意義》等；閤譯有《教育與未來》、《法意哲學傢圓桌》、《創新性思維》等。學術興趣現集中於德國文學史、中歐文化交流史、學術史、思想史等，發錶論又多篇；同時保持對社會文化的適當關汪，發錶隨筆多篇。

目錄

總序
序言
第一章 緒論
一、現代世界的形成與德國意義
二、世界精神、資本時代與現代中國學術規製的生成
三、從傳教士到留學生：中介者、邊緣人抑或創造傢?
四、研究思路與理論框架

第二章 德國視野裏的“基督福音”與“中國心靈”——從花之安到衛禮賢
一、西學東漸視野中的德國基督教會與傳教士
二、“自西徂東”之後的“基督福音”——花之安的傳教思路與中國意義
三、“中國心靈”的浮齣水麵：衛禮賢的“專業漢學”之路
四、近代中國期待視野裏的“德國傳教士意義”

第三章 帝國的消解與現代的興起——以安治泰與衛禮賢的比較為中心
一、“世界政策”背景下的德帝國與傳教會
二、聖言會的德國背景及安治泰的民族本位
三、同善會的民族色彩與衛禮賢的文化立場
四、帝國消解之成立與現代興起之可能

第四章 平生風義師友間——以衛禮賢與蔡元培、楊丙辰的北大交誼為中心
一、北大改革背景下的德國文學係創辦：衛禮賢與楊丙辰的師生同事之誼
二、中德學術因緣的另段佳話：衛禮賢與蔡元培的“惺惺相惜”及其文化史意義
三、北大一年：衛禮賢在中國學術場域的定位及其認知

第五章 科學原則的確立——以蔡元培、傅斯年等的中研院活動為中心
一、從北大校長到中研院長：蔡元培對現代學術機構建製之認知
二、社會曆史潮流中的學術命脈：傅斯年對史語所學術旨趣闡發的德國背景
三、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留德一代：科學原則與學術精神之確立

第六章 學科建設的推進——以德語文學學科楊丙辰、馮至等的師生關係為例
一、先生一代的起點意義：以楊丙辰的學術認知為中心
二、留德背景、南北大學與學術承傳：世紀年代作為創業者的學生一代
三、世紀年代的社科院外文所與學科建設：以作為學科領袖的馮至為例

第七章 結語
一、學科規製生成的核心內容
二、“留德學術群”研究的意義——中國現代留德學人的樞紐地位及其缺失
三、“學術互動史”命題的提齣——以德國學術之世界影響為例
主要參考文獻
西文-中文名詞對照錶
人名及關鍵詞索引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緒論
　　一、現代世界的形成與德國意義
　　理解德國的意義，必須放置在現代世界形成的整體框架中，纔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來，雖然可將現代性的開端追溯到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但真正之潮流湧動、山雨欲來，仍當屬18、19世紀之交。其標誌有三：一日傳統秩序的終結，以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為標誌；二日科學話語的確立，以柏林大學的建立與費希特的《知識學》為標誌；三日思考方式的呈現，以歌德的《麥斯特》與黑格爾的《曆史哲學》為標誌。將六項標誌性事件中的四項歸於德意誌，有人或許會問是否過於偏頗？這其中可以質問的地方諸多，譬如說，怎麼可以將英國遺漏？其理由在於，雖然“大不列顛既不缺乏科學偉人，也不缺乏大型機構”，但在19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段內，英國科學仍是處於衰落過程之中。以産業革命為開端、同時執有資本主義時代領袖地位的英倫，其意義要放在19世紀進程裏，通過維多利亞時代的物質極大燦爛而顯示齣來，但在現代學術的建立過程中，它並非領先者。當然，我們會注意到那位日耳曼血統齣身、日後轉到英倫的思想史傢哈耶剋（Friedrich A．von Hayek，1899—1992），他對英、德兩國的思想史意義做齣瞭特彆的強調：
　　兩百多年以來，英國的思想始終是嚮東傳播的。曾在英國實現的自由法則似乎注定要傳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這些思想的流行或許已擴展到其最東端。從那時起，它開始退卻，一套不同的，並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舊的思想，開始從東方西進。英國喪失瞭它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思想領導權，而成為思想的輸入國。此後60年中德國成為一個中心，從那裏，注定要支配20世紀的那些思想嚮東和嚮西傳播。無論是黑格爾還是馬剋思，李斯特還是施莫勒，桑巴特還是曼海姆，無論是比較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還是不那麼激進的“組織”或“計劃”，德國的思想到處暢通，德國的製度也到處被模仿。

前言/序言

　　一、中、德兩悶在東、西方（亞歐）文化格局裏的地位
　　華夏傳統，源遠流長，浩蕩奔湧於曆史海洋；德國文化，異軍突起，慨然躍升於思想殿堂。作為西方文化、亦是歐陸南北對峙格局之重要代錶的德國，其日耳曼統緒與位於亞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頗多血脈關聯，而與華夏文明恰成一種“異體”態勢，這可謂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為歐陸南方拉丁文化代錶之法國，恰與中國同類，故陳寅恪先生謂：“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誠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國人的傳統、風俗與習慣確實與中國人有諸多不謀而閤之處，當然也不排除文化間交流的相互契閤：諸如科舉製的吸納、啓濛時代諸子對中國文化資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論，並非敢淡漠東西文化的基本差彆，這畢竟仍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分野；可無論是“異於中國”，還是“趨於中國”，均見錢鍾書先生“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之言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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