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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延续解构“西学东渐”的思路，强调传播主体在一国学术，文化场域的重大势位差别，以德田资源为中心，突出强调三个特殊视角：一是对国别资源功用区分的重视，二是对传播主体迁变的突出，三是对学术/教育制度生成的探讨。
　　研究思路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突出比较型、群体性研究；往往通过两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或是通过若干相互关联的个案为主体的群体性研究，同时呈现其活动场域的丰富场景，尽可能回到现场。
　　在空间维度上，选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德文学科做研究场域；在时间维度上，既注意打点深入的可能，也考虑到历史屏幕的跨度性，尽可能从多场景、多元化的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图画。压在背后的，既有对个案人物的“同情之理解”、“温情之敬意”。也不乏“审视之目光”、“拷问之思量”。

作者简介

　　叶隽，男，1973年生于江苏。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专著有《另一种西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合译有《教育与未来》、《法意哲学家圆桌》、《创新性思维》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文学史、中欧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发表论又多篇；同时保持对社会文化的适当关汪，发表随笔多篇。

目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绪论
一、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德国意义
二、世界精神、资本时代与现代中国学术规制的生成
三、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中介者、边缘人抑或创造家?
四、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第二章 德国视野里的“基督福音”与“中国心灵”——从花之安到卫礼贤
一、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基督教会与传教士
二、“自西徂东”之后的“基督福音”——花之安的传教思路与中国意义
三、“中国心灵”的浮出水面：卫礼贤的“专业汉学”之路
四、近代中国期待视野里的“德国传教士意义”

第三章 帝国的消解与现代的兴起——以安治泰与卫礼贤的比较为中心
一、“世界政策”背景下的德帝国与传教会
二、圣言会的德国背景及安治泰的民族本位
三、同善会的民族色彩与卫礼贤的文化立场
四、帝国消解之成立与现代兴起之可能

第四章 平生风义师友间——以卫礼贤与蔡元培、杨丙辰的北大交谊为中心
一、北大改革背景下的德国文学系创办：卫礼贤与杨丙辰的师生同事之谊
二、中德学术因缘的另段佳话：卫礼贤与蔡元培的“惺惺相惜”及其文化史意义
三、北大一年：卫礼贤在中国学术场域的定位及其认知

第五章 科学原则的确立——以蔡元培、傅斯年等的中研院活动为中心
一、从北大校长到中研院长：蔡元培对现代学术机构建制之认知
二、社会历史潮流中的学术命脉：傅斯年对史语所学术旨趣阐发的德国背景
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留德一代：科学原则与学术精神之确立

第六章 学科建设的推进——以德语文学学科杨丙辰、冯至等的师生关系为例
一、先生一代的起点意义：以杨丙辰的学术认知为中心
二、留德背景、南北大学与学术承传：世纪年代作为创业者的学生一代
三、世纪年代的社科院外文所与学科建设：以作为学科领袖的冯至为例

第七章 结语
一、学科规制生成的核心内容
二、“留德学术群”研究的意义——中国现代留德学人的枢纽地位及其缺失
三、“学术互动史”命题的提出——以德国学术之世界影响为例
主要参考文献
西文-中文名词对照表
人名及关键词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绪论
　　一、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德国意义
　　理解德国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虽然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来，仍当属18、19世纪之交。其标志有三：一日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日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学的建立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日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标志。将六项标志性事件中的四项归于德意志，有人或许会问是否过于偏颇？这其中可以质问的地方诸多，譬如说，怎么可以将英国遗漏？其理由在于，虽然“大不列颠既不缺乏科学伟人，也不缺乏大型机构”，但在19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段内，英国科学仍是处于衰落过程之中。以产业革命为开端、同时执有资本主义时代领袖地位的英伦，其意义要放在19世纪进程里，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物质极大灿烂而显示出来，但在现代学术的建立过程中，它并非领先者。当然，我们会注意到那位日耳曼血统出身、日后转到英伦的思想史家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1899—1992），他对英、德两国的思想史意义做出了特别的强调：
　　两百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

前言/序言

　　一、中、德两闷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是“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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