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文化苦旅全书。余秋雨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一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一次发表。
从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以误读者。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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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余秋雨“文化散文” 升级上市
郑媛 北京青年报
著名学者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全书》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升级版”。自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所有的版本不再印行。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其中两册是有关中国
目录
总序
道士塔
莫高窟
沙原隐泉
阳关雪
都江堰
白发苏州
三峡
贵池傩
青云谱
黄州突围
天涯的眼神
山庄里的背影
宁古塔
一个庭院
十万进士
处处有他们
抱愧山西
风雨天一阁
杭州的宣言
上海人
伞下的侗寨
蚩尤的后代
我本是树
追回天籁
精彩书摘
道士塔
一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冽,整个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融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絮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锤。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而且,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蹿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霎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
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篆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篆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
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稀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策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差不多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篆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几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号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入,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前言/序言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人灰黯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词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二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词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三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个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
摩挲大地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