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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如果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由工人階級掌握生産資料所有權”那麼，美國應該算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傢。通過養老基金的形式，美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為這個國傢真正的，少數的“資本傢”瞭。強製要求員工必須在規定的年齡退休，這是職場中嚴重的年齡歧視！
　　與保持經濟增長相比，更重要的是區分哪些是有益的增長，哪些是有害的增長。
　　為瞭控製通貨膨脹，一個社會到底可以接受多高的失業率？

作者簡介

　　彼得·F·德魯剋，社會思想傢，集作傢、顧問、教授於一身。1909年11月19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37年移居美國，一生著有41部巨作。1939年齣版《經濟人的末日》，受到丘吉爾高度贊賞。1954年的《管理的實踐》則奠定其大師級的不朽地位。之後的一係列著作構建瞭現代管理學的根基，因而他被尊稱為“管理學教父”。但其本人則堅持以“社會生態學傢”自詡。通過管理的哲學思想貫徹落實“自由而有功能的社會”願景。
　　2002年獲美國總統布什頒發的“總統自由勛章”，這是美國公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2005年11月11日辭世，享年95歲。

內頁插圖

目錄

導讀 養老金為什麼要革命
再版序言
第一章悄然興起的革命
一、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的過程
二、養老基金中有待解決的問題
三、人口結構的巨變
四、悄然興起的革命

第二章 養老基金成功實現社會主義化之後的問題
一、成功之後的危險
二、人口動態、齣生率和撫養比
三、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帶來的經濟問題
四、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帶來的政治問題
五、必需的改革
六、社會保險的未來

第三章 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條件下的社會機構和社會難題
一、新的需求
二、對經濟效益的要求
三、對經濟增長進行管理的需要
四、工作和工人：社會需求
五、在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條件下，工會還能否繼續存在
六、財産的新含義
七、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與第三世界

第四章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所帶來的政治教訓和政治難題
一、“主義”的終結
二、非政府機構行為的影響力
三、豐裕隻是一個神話
四、福利社會和福利國傢
五、兩種“平等”之爭
六、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哪一個更可取

第五章美國政治中的新聯盟
後記企業管理

精彩書摘

　　第一章悄然興起的革命
　　一、養老基金社會主義化的過程
　　如果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由工人階級掌握生産資料所有權”——這是最為傳統也是最為嚴格的定義，那麼，美國應該算是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傢。
　　通過養老基金的形式，美國企業的員工如今已經擁有至少25％的企業股份——已經足以掌握控製權瞭——而個體經營者、公務員以及學校教師則至少擁有另外10％的企業股份，這樣一來，美國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擁有超過1/3的企業股份。在未來10年之內，養老基金必然還會繼續增加工人階級的股份，到1985年（也許還會更早），他們所擁有的企業股份即使達不到60％，至少也會達到50％。10年後，或者說到2000年之前，在整個美國經濟當中，他們將擁有超過2/3的企業股份（即普通股）和大約40％的藉入資本（國傢債券、企業債券和票據等），而通貨膨脹將隻會加速這一進程。對於社會主義理論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巨額的員工養老基金——也就是1000～1300傢大型企業以及35個行業（比如大學教師、卡車司機等）的養老基金——幾乎已經控製瞭美國1000多傢大型工業企業中的任何一傢。這些養老基金不僅控製瞭銷售額遠遠低於1億美元的企業（按照今天的標準，這些企業即使不算是小型企業，充其量也隻能算是中型企業），而且還控製著非工業領域（即銀行業、保險業、零售業、通信業和交通業等）中的50多傢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就是社會主義理論中所謂的在國傢經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企業，隻要控製瞭這些企業，就可以輕易地控製其他的企業。
　　事實上，除瞭農業之外，美國經濟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處於工人階級（通過他們的投資代理商，即養老基金）的控製之下瞭。受工人階級控製的經濟在美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之高史無前例，無論是阿連德（Allende）執政時期的智利、卡斯特羅（Castro）主宰的古巴，還是斯大林主義盛行時期的匈牙利和波蘭，其國有化程度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按照社會主義者的理論，工人階級是生産資料真正的、唯一的主人。通過自己的養老基金，美國的工人階級擁有、控製和支配著國傢的“投資基金”，因此，他們已經成為這個國傢真正的、唯一的“資本傢”瞭。如今，“生産資料”——也就是除瞭農業之外的美國經濟__正在為瞭員工（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運轉。企業利潤正在越來越多地成為員工的退休基金，換句話說，正在越來越多地成為員工的“遞延補償”。“剩餘價值”已經不存在瞭，企業的收入全部變成瞭“工資基金”。
　　其他國傢也正在朝著相同的方嚮發展。在日本，大企業的第一大開支就是為它們的員工繳納工作和收入保險。這一做法是“終身雇傭製”在日本經濟結構中的體現。如果一個企業隻有在瀕臨破産的情況下纔能解雇它的員工，那麼，維持員工工作和收入的穩定必將成為這個企業管理方麵的首要任務；該企業的目標和經營業績的衡量標準將是員工的職業保障，而不是企業的利潤。但是，在日本的經濟體係當中，並沒有實行“員工所有製”的跡象，更不要說讓員工或者他們的托管人來擁有和控製國傢的“投資基金”瞭。
　　現代經濟史上的另一個極端例子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工人或者工人代錶控製著他們所在的企業，他們不僅可以選舉企業的管理人員，還可以對這些管理人員進行評估和監督，必要時他們有權罷免個彆的管理人員（盡管他們不能廢除管理製度，也不能取消管理職能，甚至不能取消管理崗位）。但是，資本的編製、供應和分配依然由國傢完全壟斷，工人們並沒有發言權。與日本的工人階級不同，南斯拉夫的工人階級管理生産資料，但是他們並不能控製生産資料，而且生産資料的運轉也不代錶他們的利益。相反，國傢攫取瞭巨額的“資本成本”，馬剋思主義者所謂的“剩餘價值”融入瞭“國傢資本主義基金”，而沒有變成“工資基金”。在企業經營狀況良好時，工人們可以得到奬金。但如果企業效益不佳，他們就會失業，而且，由於企業沒有為他們繳納養老保險，所以他們的生活將無法得到保障。
　　隻有在美國，通過養老基金——作為工資收入的一部分——的形式，員工們纔同時獲得並擁有瞭相應的企業利潤。也隻有在美國，通過養老基金的形式，員工們纔成為資本的閤法主人和閤法供應者，同時也成為資本市場上的控製力量。
　　根據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尤其是馬剋思主義理論，南斯拉夫的工人雖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是它所實行的卻是“國傢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對於日本來說，雖然它嚴格地保障瞭工人工作的穩定和收入的安全，但它所實行的卻是“金融資本主義”，因為日本的銀行歸私人所有，可以獨立經營，並且最終決定資本的分配。從經濟結構上看，隻有美國實現瞭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套用一下馬剋思主義的術語，可以說：作為“所有價值的來源”，“勞動”得到瞭“生産過程的全部成果”。
　　換句話說，雖然美國並沒有進行有意識的努力，但是它已經在沒有進行國有化改革的前提下使本國的經濟實現瞭“社會主義化”。盡管美國依然認為自己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傢，而且其他人也這樣認為，但是，實際上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傢瞭。如果非要做一番文字遊戲的話，我們可以說，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分權模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國傢瞭——這一模式正是從恩格斯到倍倍爾（Bebel）和考茨基（Kautsky）、從維剋多·阿德勒（ViktorAdler）到羅莎·盧森堡（RosaLuxemburg）、饒勒斯（Jaures）以及尤金。德布茲（EugeneDebs）等列寜之前的馬剋思主義者們一直在熱情宣揚和莊嚴承諾的。
　　社會主義在美國安傢落戶，既不是投票錶決的結果，也不是階級鬥爭的産物，更不是革命暴動的果實，它的實現並沒有通過“剝奪剝削者的財産”，也沒有利用“資本主義的矛盾”所帶來的“危機”。相反，它的實現要歸功於最不可能成為革命者的人——美國最大的製造企業通用汽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26年前，也就是1950年4月，時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的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Wilson）嚮美國汽車工人聯盟（UnitedAutomobileWorkersUnion）提議，為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人們設立養老基金。盡管當時養老基金已經成為美國工會運動的優先要求，但是一開始，美國汽車工人聯盟對這一提議並不熱心。因為工會領袖們清楚地知道，威爾遜的提議旨在讓養老基金體係成為私營部門的業務。那時候，美國汽車工人聯盟——同大多數美國工會一樣——一直都在堅定地緻力於爭取政府的社會保險，而威爾遜的提議並沒有讓工會看到自己將在通用汽車公司的養老基金中發揮任何的管理作用。相反，這些基金將由企業負責，並委托給專業的“資産經理”來進行管理。
　　工會擔心養老基金會進一步增強企業管理部門的權力，從而使工會成員對它們産生更多的依賴——事實上他們的擔心是正確的，因為這種擔心隨後都變成瞭現實。威爾遜的主要創新之處在於將養老基金投資於“美國經濟”，即自由企業體係。盡管這一做法可以為工會領導者們帶來經濟利益，但是當時他們一直強烈希望將養老基金投資於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也就是投資於公共部門。工會的領導層唯恐由企業齣資並由企業管理的私人養老金計劃（基於這個計劃，企業與工會進行協商從而達成集體談判協議）會引起不同年齡段的工會成員之間的矛盾，因為年輕的工人主要關心他們每周能拿到多少薪水，而年老的工人則更多地考慮養老基金如何支付。最重要的是，工會意識到威爾遜這一提議的主要動機在於，通過讓工人們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利益與企業的利潤和成功密切相關，從而削弱工會的鬥爭意誌（當時，美國汽車工人聯盟通用汽車公司分部的一位堅定的工會成員曾經嚴肅地提齣：工會應該以“不當勞動行為”的罪名控告威爾遜，因為他提議設立養老基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壞和削弱工會的活動）。但是，威爾遜的提議實在是太誘人瞭，對於美國汽車工人聯盟中正在迅速增多的老齡工人來說，更是如此。於是，通用汽車公司的養老金計劃於1950年10月開始付諸實施。
　　美國企業為員工設立養老基金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戰爭時期。到1950年，正在運作的養老基金大約有2000個。其中，規模最大的是貝爾電話係統公司（BellTelephoneSystem），它的養老基金規模超過瞭其他所有企業以及大多數政府基金。因此，為員工設立養老基金在當時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將養老金計劃列入勞動閤同也不會令人感到異常驚訝。事實上，就在威爾遜提齣這項建議的前幾個月，美國最高法院曾就涉及英蘭德鋼鐵公司（InlandSteelCompany）的一起訴訟做齣過裁決，要求雇主必須與工會就員工養老基金問題進行協商和談判。而且，在更早之前，美國國內稅務署（InternalRevenueService）就已經決定，實行員工養老金計劃的企業可以享受部分稅收減免。
　　上述事件無疑為威爾遜提齣養老金計劃創造瞭良好的環境。不過，在此之前，他已經為這項計劃籌備瞭很長一段時間。他隻是在等待一個最佳的時機，以便讓他那些通用汽車公司管理層的同事們願意支持他這個近乎“異端”的想法。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也就是1944年的春天，他就曾經在一次談話中首次嚮我提到：工人們必須有一個由企業齣資的養老金計劃。雖然當時他已經深思熟慮，而且堅信自己的想法，不過他顯然願意對此進行更多的思考，並且也希望聽一聽我的想法。在將計劃提交給工會的4～5年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他可能就已經製定齣瞭最終的計劃。
　　……

前言/序言

　　15年前，我曾經預言一場“看不見的革命”將徹底改變美國企業的所有權。如今，這一預言已經變成瞭現實。20傢大型養老基金（其中有13傢是州政府、市政府或非營利機構的雇員養老基金）持有著美國全部上市公司大約1／10的股票；而美國大型企業（以及很多中型企業）40％的股份也由機構投資者——主要是指養老基金——所持有。那些成長最為迅速、規模最為龐大的基金，即公共服務機構的雇員養老基金，已經不再滿足於消極的投資。相反，它們正越來越多地在所投資的企業中行使自己的發言權——比如對於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行政補償以及企業重要規章的否決等。
　　還有一個往往被人忽視但卻同樣重要的事實是：養老基金還同時持有著美國大企業40％左右的中短期債券。因此，這些機構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最大的股東和最大的債權人。正如金融學教科書中一直強調的那樣，債權人往往擁有與所有者同樣大的權力——有時候債權人的權力甚至比所有者還要大。
　　作為企業最重要的股東和債權人，養老基金的迅速崛起代錶著經濟史上一次最驚人的權力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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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養老基金的形式，美國企業的員工如今已經擁有至少25％的企業股份——已經足以掌握控製權瞭——而個體經營者、公務員以及學校教師則至少擁有另外10％的企業股份，這樣一來，美國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擁有超過1/3的企業股份。在未來10年之內，養老基金必然還會繼續增加工人階級的股份，到1985年（也許還會更早），他們所擁有的企業股份即使達不到60％，至少也會達到50％。10年後，或者說到2000年之前，在整個美國經濟當中，他們將擁有超過2/3的企業股份（即普通股）和大約40％的藉入資本（國傢債券、企業債券和票據等），而通貨膨脹將隻會加速這一進程。對於社會主義理論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巨額的員工養老基金——也就是1000～1300傢大型企業以及35個行業（比如大學教師、卡車司機等）的養老基金——幾乎已經控製瞭美國1 000多傢大型工業企業中的任何一傢。這些養老基金不僅控製瞭銷售額遠遠低於1億美元的企業（按照今天的標準，這些企業即使不算是小型企業，充其量也隻能算是中型企業），而且還控製著非工業領域（即銀行業、保險業、零售業、通信業和交通業等）中的50多傢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就是社會主義理論中所謂的在國傢經濟中處於“支配地位”的企業，隻要控製瞭這些企業，就可以輕易地控製其他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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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由工人階級掌握生産資料所有權”那麼，美國應該算是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傢。通過養老基金的形式，美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為這個國傢真正的，唯一的“資本傢”瞭。強製要求員工必須在規定的年齡退休，這是職場中最嚴重的年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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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瞭這本書之後，我發現作者在做班主任工作的時候也有很多的無奈，她曾經這樣說過：“‘隻有不會教的老師，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在我看來，這句話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是一路的。如果是教師之外的人這樣說的，那他就是在惡意地欺負人，把教師往絕路上逼；如果教師自己這樣說，那他不是幼稚就是自大狂，遲早要碰個頭破血流。我曾經屬於後一類。那時，我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看薛老師這些話，你能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老師，她說的話就象是鄰居嘮傢常那樣真誠自然。對於書中她大膽、直率的言辭，我很欽佩，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膽識、思維的。她能把一件看似簡單慣常的事情剖析提頭頭是道，透過瞭錶象看到瞭它的內在根源。她有勇氣把一些不同與大傢都說的話寫在紙上，讓彆人看，雖然多數人心理或許也如她所想。但憑這一點兒，就讓人佩服至極。比如，她對“老師象蠟燭、春蠶”，“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教不好的老師”這些話的評析，一針見血，道齣瞭我們老師的共同心聲。之所以造就瞭她感說真話，敢於抵製一切不利於學生成長和進步的製度。因為薛老師的人生信念就是：缺乏真誠、理性和趣味的日子是不值得過的。教育教學中有瞭平衡愉悅的心態，正確的定位和良好的策略，纔能在飽滿熱情中，在正確策略中扶植學生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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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對於經濟問題提齣的誠懇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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