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解密历史档案，还原真实场景，钩沉重大事件，反思利害得失。选取建国前后中共土改运动政策的历史变迁、新中国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考察，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解密历史档案，还原真实场景，钩沉重大事件，反思利害得失。主要事件有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与新中国的“一边倒”，中苏结盟背后的民族主义碰撞，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从援越抗法到促越和谈的政策转变，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1960年代中国外交激进化的经过，中苏边界冲突与改变对美政策的困惑……

内容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又一力作。全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选取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比较系统地依照历史演进的过程，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变动的情况及其导致这一系到变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相比既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明显地有了较多新的思考，很值得关心国史的读者一读。

作者简介

　　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目前研究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主要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等。

内页插图

前言
第一章建国前夕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引言
1. 《五四指示》的形成与背景
2. 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3.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及其原因
4. 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5. 康生在陕甘的调查与结果
6. 刘少奇态度转趋激进的原因
7. 土改政策的“左”倾与纠偏
8. 土地会议与反右倾
9. 土地会议后的“左”倾狂潮
10. 中共高层对“左”倾的警觉
11. 毛泽东纠“左”的尝试
12. 毛、刘的分歧与化解
13. 毛泽东“不泼冷水”的考虑
14. 刘少奇的跟进与坚持
15. 毛泽东的纠“左”余音
16. 结语

第二章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引言
1. 问题的提出
2. 小地主的中国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4. 成分问题的困扰
5. “斗争土改”的j中击
6. “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7. 结语

第三章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引言
1. 运动缘起
2. “双十”决定
3. “大张旗鼓”
4. 紧急收缩
5. 结语

第四章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
引言
1. 镇反前上海社会治安状况
2. 反动党团登记与协调镇反步调
3. 上海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4. 结语

第五章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引言
1. “三反”运动之发动
2. 毛泽东力排众议
3. “打虎”战役的推动
4. 运动的结束
5. 结语

第六章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引言
1. 上海从“三反”、“四反”到“五反”
2. 薄一波受命指导上海斗争
3. 第一阶段战役之进行
4. 第二阶段战役之跟进
5. 第三阶段战役之展开
6. 对上海资本家的打与拉
7. 结语

第七章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
引言
1. 关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2. 关于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3. 关于地县级干部的任用问题
4. 关于对地下党干部的任用问题
5. 结语

第八章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建国前后党政人员收人分配制度的演变
引言
1. 供给制的形成及其分配标准
2. 从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过渡
3. 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全面施行
4. 结语

第九章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引言
1. 对资产阶级的戒备
2. 让步政策的由来
3.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
4. “团结、利用、改造”
5. 资产阶级命运的终结
6. 结语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图片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目录：
前言
第一章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引言
1.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2.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3.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4.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5.冷战：在亚洲已经开始
6.结语

第二章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
引言
1.美领馆事件的发生
2.中共“挤走”方针的形成
3.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4.外交接触的尝试
5.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6.结语

第三章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
引言
1.毛泽东访苏的愿望与担心
2.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3.谈判桌上的“平等”之争
4.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5.结语

第四章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引言
1.冷战的阴影
2.莫斯科的目标
3.错误的结果
4.毛泽东决断决行
5.优势缘何丧失？
6.朝鲜停战不可免
7.结语

第五章新中国对援越抗法战争的策略演变
引言
1.解放印度支那？
2.走向日内瓦
3.促成印支停战
4.中越分歧的初现
5.结语

第六章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
引言
1.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2.以打促谈的外交尝试
3.赶超英美的背后
4.炮击金门决策的摇摆
5.斗争策略的再度调整
6.和平外交方针的作用逐步削弱
7.结语

第七章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
引言
1.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2.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3.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4.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5.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6.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7.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8.“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9.结语

第八章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
引言
1.中苏边界纠纷的由来
2.珍宝岛事件的经过
3.北京决策的内幕
4.莫斯科的反应
5.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6.中苏总理的机场折冲
7.对美外交的意外启动
8.结语

第九章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引言
1.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2.“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3.“联美制苏”的奇想与挫折
4.“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5.结语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图片来源

精彩书摘

　　第一章建国前夕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1.《五四指示》的形成与背景
　　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呢？
　　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13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3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32作。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
　　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对坚持以战促和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他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做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那么，立足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
　　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
　　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2.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根据《五四指示》所说，中共中央决心批准“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是基于“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谈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换言之，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提出土改意图，并非有计划地设计在先，部署其后，而是受到地方报告所称实际运动的推动。非明确表态“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可。
　　那么。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报告的推动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1946年45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现象时，刘少奇当即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鉴于此，邓子恢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减租清算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发现大规模冲击中小地主及富农的情况，颇感不安。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夺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仅仅几天之后，即在4月26日，中共中央就有电报给没有来中央汇报工作，但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去电说明：“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
　　刘少奇及中共中央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可以与此相映照的，还有经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五四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关于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解释。因为当年关于《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未标明时间，且被误植于3月15日另一次会议记录之中，因此，《任弼时年谱》的编撰者认为所谓《五四指示》的讨论会实际召开于1946年3月15日，而《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以及《刘少奇传》的编撰者则否认3月15日会议讨论过《五四指示》草案，坚持《五四指示》的讨论发生在5月4日当天。对此，金冲及先生亦相信后者的看法是对的，但金书对这个存在明显歧义的时间问题未置一词。而罗平汉干脆采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两相将就的做法。他在自己的书中把同一份会议记录肢解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说明确有一个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3月15日会议，一部分说明还有一个讨论《五四指示》的5月4日会议。
　　上述两种说法，究竟何者更合乎事实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第一章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1.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Service，Jpjm S.）、约翰.P.戴维斯fDavies.John P.）和约翰·C.文森特（Vincent，John Carter）等人。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外国友人。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人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年、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以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做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人苏联的怀抱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Franklin）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Currie，Lauchlin）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套装共2册）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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