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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余英时分别为《管领风骚三百年》初、贰集题写书名。
内容简介
同类图书有两种倾向:学术化或实用型。《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3集)》则两者兼之,以文人书法藏品为引子勾划出的深藏其中的精微大义和奇妙的故事。直观的展现出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简约不失严谨,无论有争议的还是引用原文的一律溯源,找到原注或可靠凭证。
艺术修养性兼顾实用性、故事性,呈现方式生动。
一本收藏辞典,方便查阅与对比,书中选定人物不带政治偏见,而且大多是被遗忘却有着不可替代贡献和地位的人,书法作品真实清晰,有长期的留存价值,引发读者对文人手迹的兴趣。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如此精致之收藏,如此周全之文字,如此宽裕之编排,实在罕见。
——董桥
近三百年文化名人珍贵墨宝汇集本书,烟云满纸,展示前贤良知卓见;生动考述,彰显作者的人文关怀。
——陈子善
目录
吴盛藻
龚鼎孳
查士标
笪重光
汪士铉
沈德潜
曹文埴
吴锡麒
王芑孙
钱泳
鲍桂星
吴修
王引之
郭磨
张廷济
吴荣光
郑珍
曾国藩
彭玉麐
端木埰
张鸣珂
冯煦
王懿荣
黄士陵
盛昱
严复
郑文焯
陈衍
朱孝臧
梁鼎芬
郑孝胥
叶德辉
柳亚子
郑逸梅
汪静之
施蛰存
精彩书摘
龚鼎孳与钱牧斋、吴梅村在清初并称“江左三大诗人”,“三家”都身经变乱遭际。如果说“国家不幸诗人幸”,那么国家之不幸,非止江山易祚,更因战争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多灾多难的人民所带来的巨大悲痛;所谓诗人幸,乃因诗人经历着悲愤与困顿,遭遇其考验与挣扎,其心路历程一旦化成文字,便是血泪凝结,在后人看来,这是文学的魅力,而这魅力无疑来自于真。真实情感的渲泄,剥开自己,痛苦地展示于历史与世人。这样的诗,无疑可以称之“诗史”,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历史。那么,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直可进入其心灵的世界,尽管显得曲折而晦暗,但却充满诱人的气息。譬如,对于龚鼎孳,比起钱谦益和吴伟业,他的身世和遭际尤为复杂,历来非议最多,从他的个人写作窥视其情感世界无疑最真切而直接。或谓龚鼎孳的诗“多送别赠答纪游咏怀之作,绘景状物多所寄托,善借景物抒怀旧之感”(《龚鼎孳诗》前叙。广陵书社)。所谓状物寄托,因景怀旧,盖物是境非,心有所思,情有所寄,眼前的一切也悄然发生变化。“诗言志”,是诗人心灵的外化。
吾皖合肥,能称之“合肥”者,前有“龚合肥”芝麓,后有“李合肥”少荃,近有“段合肥”祺瑞。有意味的是,龚、李二人皆清史历来最有争议之人物。随着今人对近代历史史料的发掘,学界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对“李合肥”的个人魅力及其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渐有新的认识,从“卖国贼”而勾画出另一种形象:一个忍辱负重的国家栋梁。相对而言,关于龚鼎孳的研究工作就显得十分不够。不止因年代久远,文献稀阙,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的遭际更要复杂得多。首先,“一臣侍三君”的历史定论,已经使得后世研究者无形中有一个思维框架,而历来中国人所信奉的“一臣不侍二君”的道德理念似乎已使得这位“投机分子”不堪讨论。不妨略从龚氏这三次遭遇加以分析。
明崇祯七年甲戌,龚鼎孳成是科三甲第九十八名进士。这一年,他十八岁。旋赴任湖北蕲水知县。在任七年。高(迎祥)、李(自成)兵临城下,龚鼎孳“以守城功,擢兵科给事中”。兵科就任,一月内连呈十七道奏疏,且年少气盛,动辄弹劾权要,因获牢狱之祸。即所谓“以狂言忤执政,趣汤提烹”(《怀方密之诗·序》)。甲申(1644年)三月,李白成攻陷北京,崇祯缢死煤山,大顺建立。龚鼎孳受任直指使,巡视北城。此所谓“一臣侍三君”之第一次“变节”。龚鼎孳在“怀方密之诗》序中,详细地记叙了这一遭遇。其下狱后,“蒙恩薄谴,得逃死.为城旦。”下面这大段的文字再现情景,饱含血泪。摘抄如下:
余以罪臣名不挂朝籍,万分一得脱,可稍需以观变,遂易姓名,杂小家拥保间,短檐顾日,畏见其影。时密之与舒章李子、介子吴子同戢身一破廟中,相视悲泣,若有思者。余从门隙窥之,谓必有异,亟过而耳语,各心许别去。越二日,同恸哭灵爽于午门。再越日,遂有伪署朝臣之事。
前言/序言
前两集,能够在出版后几个月就加印,无疑给我写作第三集添加了几分动力。可能还是与现在人们对文人书法的兴趣有关吧!书甫出版,即于南京有一次小众的“雅集”,记者们要我说说收藏的故事,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来。记者们无奈,便问我有没有鲁迅的信?我说没有。又问,一封信多少钱?我说:总是要50万吧!后来,这便成了故事。当天的报上豁然标题:一封鲁迅的信价值五十万。朋友们见了,都说,鲁迅的字你是捡不到漏了。一封鲁迅的信值不值50万?我无法给它定个准价,但我想一定会有人要的。对于爱好者或收藏者而言,总是喜欢掠奇的。不过说真的,50万买一封鲁迅的信,我还是下不了手的。我可能会将50万分而花之,寻找更多的乐趣去的。
凭心而论,我的薄藏是不足以称之“收藏家”的。非止财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那些大藏家们的胆魄、眼光和机遇,如今已不可梦见。虽然今日拍场不乏豪客,一件《石渠宝笈》著录明画甩手就是几千万。
我对每一件喜爱的作品是极其谨慎的,我并不在意质地或品相如何,更在意书法的趣味和内容。我更不在意名头之大与小,倒是更关注那些湮灭不显的“边缘人物”,寻绎那些平凡却感人的旧事。或许这只是一个读书人的嗜好,谈不上“收藏”,更不敢侈求做一个收藏家之类。说到收藏家,想起老子所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恐怕是每位收藏爱好者所烦恼并值得深思的。昔日天籁阁、雕桥庄、过云楼等的藏品大多星散,或遭战火一炬,只留著录。烟云过眼,对于每一个收藏者来说不过是暂时的保管罢了。
三月二十八日,又在安徽大学的逸夫图书馆做了一场小型讲座,题目叫做《墨香里的旧时文人》,透过旧时文人的墨迹去寻绎、想象当年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心性、情趣,无疑是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样的研究是愉快而轻松的。
谢泳说得好,“有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在看似不相关的文献中,发现有用的史料,所以学者读书不能太专门,专门是职业,不专门才是趣味。
《华夏文脉寻踪:近三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深度剖析近三百年(约清代中期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风貌、思想演变与文化担当的学术专著。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文本解读相结合,力求勾勒出在时代巨变中,一代代学人如何回应挑战、传承文脉,并最终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复杂图景。 第一卷:儒风未歇与经世之思(约1750年—1860年) 本卷聚焦于清代乾嘉学派鼎盛及其向晚期社会责任感觉醒的阶段。彼时,学术的主流仍是考据与义理的精微辩析,但底层潜流已开始涌动对“经世致用”的呼唤。 乾嘉考据的学术高峰: 详细考察了如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等学者在文献整理、字音考证、训诂学上的成就。本章不局限于罗列学问,更深入探讨了他们将“实学”精神内化于考据细节之中,以此对抗空疏的时代风气。他们的工作,是对传统学术范式的最后一次极致的完善与坚守。 顾炎武精神的余光: 探讨了顾炎武“保国、保民、保学”思想在乾隆、嘉庆年间的延续与变异。重点分析了如黄景仁、洪亮吉等人在诗文中所流露出的对时局的关切,以及他们如何在维护正统学问的同时,试图将目光投向现实社会问题。 晚清士人的早期预警: 细致梳理了在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前夕,少数地方官员和边缘学者如魏源、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的先声。分析了他们如何艰难地在儒家伦理框架内,为“师夷之长技”寻找合法性基础,展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最初困境与尝试。本部分着重于思想的“破冰”阶段,他们的文字往往是保守与开放的矛盾体。 第二卷:剧变中的求索与彷徨(约1860年—1920年) 本卷是全书的核心,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中经历的剧烈阵痛与思想领域的全面转向。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每一次政治动荡都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洋务思潮的实用理性: 聚焦于李鸿章、张之洞等“半学者半实干家”的文墨与奏折。分析了他们如何将传统士大夫的行政经验与西方科技理性进行艰难嫁接。本书特别关注了他们书信中流露出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感,以及他们对“学问”与“技艺”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维新派的体制内突围: 深入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思想上的激进与实践上的挫折。重点分析了《时务报》上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些文字如何运用古典的修辞和西方的概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话语体系。梁启超对“新民”的呼唤,被置于其对传统史学和经学重构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凸显其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革命前夜的“士”的消亡与“士人”的诞生: 探讨了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激进思想如何挑战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他们的文字中充满了对旧制度的彻底决裂,但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士人“舍身取义”的道德勇气。本章对比了晚清士人对“名节”的坚守与革命者对“效率”的追求,揭示了旧身份向新公民身份转化的精神代价。 第三卷:启蒙的薪火与现代的铸形(约1920年—1950年代初) 本卷探讨了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阵营分化背景下,对民族前途和文化方向的终极追问。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人姿态: 详细分析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在“打倒孔家店”过程中的文字风格和论战策略。本书着重比较了不同派别知识分子对“中国性”的定义权之争。例如,鲁迅文字中的“韧的战斗”,是如何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中汲取力量,并转化成一种深刻的现代文学精神。 学院派的坚守与边缘化: 考察了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在学术道路上的选择。分析了他们如何在政治风暴的边缘,以高度纯粹的学术精神,维护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最后一道防线。陈寅恪的“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被视为一种在宏大叙事下对个体尊严和历史真相的默然坚持。 左翼思潮与知识分子的抉择: 阐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大批知识分子如何经历思想改造和立场转变。重点分析了他们与工农大众接触后,其笔下题材和语言风格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下移”过程背后所蕴含的对传统精英身份的自觉扬弃。本书探讨了最终的“合流”现象,即知识分子如何在新兴的政治框架下,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历史使命。 结语:精神遗产的赓续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对近三百年间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与评价。我们看到,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充满挣扎、创造和献身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翰墨记录的不仅是学术流派的更迭,更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我身份、文化价值和未来道路的持续叩问。本书试图展示,这份精神遗产至今仍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肌理的重要钥匙。 本书引述了大量珍稀的学人信札、日记、未刊文稿,并结合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力求呈现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近三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群像。它并非是对“成功”或“失败”的简单评判,而是对一代代学人“担当”与“探索”的深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