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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内容简介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汇集了金观涛、刘青峰十年来在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支持下完成的主要成果。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

作者简介

　　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前主编。
　　二人长期合作学术研究，合著的主要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增订版）、《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一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内页插图

目录

致谢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上篇：理论探索
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
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

中篇：观念变迁和术语
三 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
四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
五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六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七 从“共和”到“民主”——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
八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
九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十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

下篇：方法论
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十二 “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
十三 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
附录二 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
附录三 有关统计分析的讨论
附录四 导论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对于上述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们则更喜欢用打烂的万花筒作比喻。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是一堆有色碎片。当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时，正如巨型万花筒在转动，图景气象万千，不断组合出魅力世界。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正如万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们对价值理念完全失去兴趣。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却必须去考察万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现的。万花筒中的图像虽然有趣，却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没有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构意识形态，亦不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迅速变迁。要理解革命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形态，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碎片。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不仅存在，而且其形态是相当稳定的，只是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罢了。它们就是当代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举几个例子。“告别革命”的说法，只不过反映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的结果）；但革命观念（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本身，在今日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差别并不大。其他中国人熟悉的观念，如个人、权利、社会等，也不是如此么？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

前言/序言

　　为本书简体字版写序，说来多少有点儿怪异的感觉，不由想起我们另一本简体字版著作的往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方法集》。这本书是该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组稿并编辑的，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只有十个字的短序：“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老友马嵩山病故时，终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住就是二十年，去年9月又来到台湾。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著述都是以繁体字刊行的。在我们为时已算不短的学术生涯中，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文革结束后，在出版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840-1956）》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这两本书在追寻老问题时，转向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的转型，再深入到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从1997年起，我们的研究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在这一研究转向中，同样是自觉地摸索新方法。本书就是我们近十多年来探索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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