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定价：42.0元

作者：沈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03453724

字数：364000

页码：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本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一版再版，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亲历史料图书。全书详尽记录了沈醉先生在战犯改造所的各种见闻与趣事，细节丰富，文笔幽默，故事诙谐搞笑，是了解、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对战犯改造的**所资料，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内容提要

本书为沈醉本人撰写的回忆录。作者用幽默风趣的笔调描述了他在战犯改造所期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邱行湘、王陵基、范汉杰、李仙洲、黄维等众多战犯在狱中种种令人喷饭搞笑的表现。他们当中或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或为地方省市的首脑政要，或为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个个都是积极的专家、打手，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可经过十多年的改造之后，都成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这是一群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也永不再现的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影像。

目录

作者介绍

沈醉（1914—1996），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1960年被人民民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后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摘

蜂蜇一百下风湿仍不好
　　比黄维立志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愿望要渺小得多，康泽也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实验。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被俘后，也居然想创造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也是值得大谈一下的趣闻。
　　康泽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别动总队也派去一个支队，担任搜集情报和监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有一次，几个别动队员被红军了。不久，别动队也抓了几个红军，他们便将这些红军的心肝挖出来，祭奠后被杀的别动队员。当时，康泽得到部下这一事件处理的报告后，连声称赞，认为这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还显示了别动队的力量。
　　因为他长期和党做斗争，新中国成立前，他担任襄樊地区的绥靖公署主任，被解放军将该区重重包围，他自知无法逃脱，曾举手枪准备自杀，后为部下将枪夺去，自杀未成。被俘后，天天等死，结果出他意料之外，竟一直把他留下来。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后，经常看到他在管理所的放风场花丛旁边一动不动地站着，看见蜜蜂飞来采蜜，便轻手轻脚地悄悄把蜜蜂捉住，把自己的左手背和左臂去让蜜蜂蜇蜇，有时一边蜇一边咬紧嘴唇，一看就知道被蜇疼痛了。我好奇地去问他，为什么故意让蜜蜂去蜇这岂不是自讨苦吃!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说用蜜蜂去蜇患了风湿病的地方，比用其他任何方法医疗，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疗效。他左臂闹风湿痛，他便想用自己来做试验，如果真有奇效，便可大肆推广，让所有风湿病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这也是一项不小的贡献，所以他宁愿以自己的肉体来做试验，看效果究竟如何。
　　我问他蜇了多少针了他说还不到一百针，已感到比用别的方法好些，疼痛有所减少，可是还没有完全治愈，所以他决心蜇上一百针，作为一个疗程来观察。
　　不过，后来我没有看见他再去捉蜜蜂，可能已蜇满了一百针，在等待看后果。
　　1964年春天，他刚特赦不久，我们便去南方参观。这时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满树、群蜂乱飞的好时光，我一看到蜜蜂便赶快去喊他来捉。他笑笑摇摇头说：“不捉了!不捉了!蜇了一百针，还是没有一点效果，还是依靠蜡疗治好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袖子挽起，指着手臂上还留下的几个米粒大小的疙瘩说：“有些蜜蜂可真厉害，蜇过隔了那么久，小疙瘩还是没有消尽!”
　　老天未免太无眼睛，为什么让这个立志想为风湿病患者创造发明奇效验方的好心人，白白被蜇了一百下，一点成绩都没有呢!

　　真患怕见女医生
　　和汤尧恰恰相反的一个人，却非常害怕医生或护士叫他，这人是一个军长，姑隐其名，因其在海外还有不少亲属。此人过去一向爱嫖。他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每到一地总得尝尝当地女人的风味，柳巷花街总少不了他的足迹。后来当了师长，钱多了，便讨上一个小老婆，但还不能满足。当了军长后，小老婆便有好几个了。据他自己坦白出来，他所玩过的女人编成一个营还多一点，可以增加一个直属排，大致在五百左右。当然，玩过这么多女人，也会给他留下一些不光彩的纪念，他军部里便有一个医官专门给他治花柳病的。被俘前，几种花柳病都基本上治好了，只有没断根，还偶尔发作一下。
　　有一次，他去挂号看病。一踏进管理所的医务室马上就退了出来。因为只有一个新来的女医生在里面，那个常给他看病的男医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所以他不准备让那个新来的女医生看。可是那位女医生已看到了他，见他退了出去，还以为他怕女医生忙，没有时间给他看，便赶快把从医疗器械柜中搬出来的东西放回去，追了出来把他叫了回去，他只好跟着她走了进去。这位女医生很客气地说明，她因为没有病人来，所以整理一下器械，还是先给他看病要紧。他便只好坐下来。
　　女医生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迟疑了一下，才慢吞吞地回答了一句：“下面有点痛。”医生很奇怪，便又问：“下面是肚子痛，还是脚痛”因为这些部位都可笼统称为“下面”的。
　　这一问他不好不进一步说明：“是解小便时有点痛。”她便叫他：“拿出来，我看看。”
　　这一下使他不知如何是好。过去见了女人唯恐拿出来不快，现在却害起羞来，慢慢把裤子解开。
　　女医生看到他这样子，便鼓励他：“怕什么哪个男人没有!”他才把那东西拖了出来。
　　没料到医生还叫他站过去一点，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移动一点点。医生却认为不够，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站到她身边才好检查，他只好走过去。
　　医生便用手抓住那东西的前面部分，用力地来回伸缩，直到看见尿道口有东西流出来才停止，马上用小玻璃板接下流出来的东西，闻了一下，才叫他回去，说等化验后再给他开处方给药。
　　他如释重负一样跑了回来，把这一经过向我们介绍。大家都笑他，过去那么爱把这东西给女人，今天看都不敢给女医生看。他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要先拿出来，万一她脸孔一板，责问我，甚至扣上‘企图女医生’的罪名，我怎么能吃得消”
　　第二天上午，那位女医生便到我们学习室把他叫了去。他回来时，我们看到他满头大汗，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便赶紧叫他讲。他说真没有料到，那个女医生还带来十来个医学院的女学生，都很有兴趣地叫他把那东西拿出来给她们看，好几个都和那个女医生一样抓起来就来回扯一顿，直到流出东西来才住手。
　　原来，这种病新中国成立后很少见到，许多医学院想找一个实例作教材都不容易，当那个女医生拿去化验，查出他是后，便把那东西当作教材使用，所以弄得他满头大汗。隔了一天，又有一批男女实习医生也把他找去看了扯了一顿。
　　后来传出去，凡是要看看实例的都来找他，所以他一听到医生叫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不愿老去献丑。
　　假装腰痛饮虎骨酒
　　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幽默天才。他不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个青帮头子，懂得的花样很多。每年春节的联欢晚会上，他能表演京韵大鼓、八角鼓、相声，真是说唱俱佳、多才多艺的全面手。我爱和他聊天，主要是他说话很幽默、有趣。
　　有年快要过春节了，他忽然对我说：“老沈，今年春节我请你喝酒!”
　　我认为他又在开玩笑，因为管理所每到逢年过节，总同意让战犯们自费去购买一些糖果之类的食品，但却从来不准买酒。我便和他打赌，如果过春节他真有酒，我一向不喝酒的人，也和他干上一杯；如果没有，他得表演两段新编的相声。
　　他一口答应下来，很有把握地说：“等着瞧!保证你输了!”
　　打从那天以后，我便看到他每天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三天时，我发现他瘦高的身上，左一块，右一块，贴满了伤湿止痛胶和大张的狗皮膏药，但他还是跑医务所。
　　到离春节只有一天的时候，护士送一个小酒杯给他，要他好好保存，不要弄脏弄破。临睡前，医生拿着一瓶酒，站在寝室门口，要他把酒杯拿出来，满满给他斟上一杯，便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完，才把那一瓶酒拿走。
　　我正在脱衣，他得意地拿着空酒杯走了进来，用舌头在嘴唇边上舔了几下，对我笑着说：“你输了没有”
　　我也笑着说：“我们两人都没输，你酒吃了，却不能请我!”
　　他坐下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得意地说：“这有何难，我装腰痛、关节痛，医生给我许多外用药，我还一个劲地叫痛，说这些外用药不顶事。”过去他犯病时，只有饮虎骨酒才能止痛，医生为了让他过一个愉快的春节，所以给他去买了一瓶虎骨酒，每晚临睡前，让他饮上一杯。他这招真不错，果然能在春节里每晚都喝上一杯。所以，他一听到医生或护士叫他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接受他来的那杯虎骨药酒。

　　棺材藏
　　我轻轻咳嗽一声，抹一抹下巴，便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重庆还都南京，军统局在四川多年来积累的财产，真是多得有点惊人，加上中美合作所一结束，大量武器、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就有十几个大仓库，都送给了军统局。军统局除将医药器材装备了一所中型的一百多张病床的医院赠送给中央医院外，还有不少东西都得运到南京。我当时负责总务工作，运输物资自然落到我头上。要把成千上万吨的东西从重庆运到南京，是相当费事的。为了省钱，我便在四川大造木船，每只船装几吨到几十吨东西，从水路运去合算，因在四川买的船，把东西运到南京，再把船卖出去，还可赚钱，等于不花运费还有剩余价值。没有想到，好事也会出坏事，正当我得意扬扬地一批又一批把东西运出时，继戴笠而新任军统局局长的夫人，要求我把她多年前死在重庆的母亲的棺材顺便带回南京去安葬。我一向爱说俏皮话，便冲口而出：“行!一口两口都行。”她一听便火了：“谁家有几口棺材!你人……”我还不等她说完，便抢着说：“谁不愿意升官又发财，越多越好嘛!”这句话说得她啼笑皆非，正想再骂我几句，我一转身就走了。
　　天下事总会有些出人意料的，正当我在上海布置自己的安乐窝时，突然接到局长夫人的电话。她连哭带骂地说，由重庆驶出的木船100多只都没有出事，独独装有她母亲棺材的那只木船触礁沉没，棺材不知漂到什么地方去了，要我要负责找回，否则要和我拼老命。我急忙投其所好地安慰她，说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老夫人应当水葬，这使后人特别是能使女儿发大财，不消几个月，黄金美钞就会像长江的水一样滚滚流向她家，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她一听这话，从电话里传出了轻微的笑声，怒气已变成喜气了。但停了一会儿，旁边似乎有人在提醒她似的，她又改口非要我找回不可，并要我要妥运南京，如果棺材湿了也不要紧，还千万叮嘱不准动棺材。我一听知道此中大有文章，便立即由上海飞往重庆。我通知水上警察局，要他沿途贴出布告，谁发现这具上面写有×太夫人名字的棺木，应立即报告，当给100石米作为奖赏。当时法币天天贬值，老百姓并不感兴趣，100石米可是硬通货。如此重赏，何愁无勇夫。如果出少了，捞到棺材的人，只要把里面的尸骨抛掉，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也可以买上几十石米。军统局的米真是堆积如小山，因为军统局的编制有几万人，90％都在外地和沦陷地区，而我随便造一个人数册去领军米，月月有大量节余，军统局在重庆开了五家大米店，每月卖掉几万斤，后还剩下几仓库，所以批发一二百石米，只是小事一件。
　　三天过去，果然有人在离翻船不远的地方捞起这口棺材。我便带几个人亲自赶去，一看，捆在棺材上的草绳已湿透了，我便叫人抬到船上后，将棺材撬开。刚一揭盖，我又连忙叫人赶快钉好，并再油漆一番，使人看不出开过的样子。
　　庞镜塘马上问我：“打开了又马上盖上，是不是怕里面的尸体不见了”“不是，因为尸体四周塞满了四川土特产，不便给外人知道。”他听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傻里傻气追问我一句：“带那么多四川土特产去南京吃得完吗”“书呆子!四川土特产是指烟，不是指四川榨菜!”“那你怎么一看就知道是烟”“我在四川那么多年，不用打开看，只看那种包装就能断定是烟。”书呆子又傻里傻气地问我一句：“这烟正是严重违法的事，你怎么不检举”我只好耐心向他解释：这位新局长也是我的老长官，当时他正在北平主持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是执行高当局的上等的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而收编的部队，夺回从日本人手上攻占的地盘，打通平汉铁路。像这样一位为高当局所信任倚仗的大人物，不用说只运一棺材烟，即使运上一船，也不过是小事一件。我胆子再大，也不会不权衡利害得失，去干这种蠢得令人笑掉牙齿的事。
　　“后来呢”“后来自然是平安运抵南京，局长夫人和她的弟弟亲自去下关码头跪迎。”“是去迎接四川土特产吧!”“书呆子”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他正在替她发愁如何去出售这些土特产的时候，“同学”们用洗脸盆端着一盆盆刚煮好的饺子大叫大嚷：“开饭啰!”他似乎还没有听过瘾，也只好从床上站起来和我向外走去。
　　大谈特赦感想
　　打开日记，照抄一段。1959年9月19日，星期六，晴。今天中午，公安部孙处长带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让我们坐在农场的办公室表演我们学习特赦令颁布后的情况。摄影师把许多人兴高采烈的发言姿态摄入了镜头。接着又去地里表演我们平日劳动的一些项目。杜聿明还是和平日一样认真地修剪果树和葡萄，摄影师几次请他把脸转过来一点，他才意识到这是在演戏，不是在劳动，不必那么认真，只消做做样子就行了。……
　　摄影师和记者走了之后，大家便议论开了，许多人都认为国庆前可以得到特赦，家在北京的便回家，家在外地的也可以回去。只有我因为全家人都已送往香港，十年来音信杳无，我怎么能提出来我去香港找寻家人呢。所以，许多人都在高兴地计划着出去如何如何时，我和家在台湾的陈士章等几个便默默不语。这时谁也不愿把自己的打算讲出来。在学习座谈会上，我也和别人一样，大谈对特赦的感想，其实一肚子的话连一点点都没有露出来。
　　9月24日，星期四，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上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又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地里为我们录像，还给许多人单独拍摄了不少照片，下午又到我们的住地拍摄我们下棋、打扑克等许多文娱活动的镜头，估计是认为上次拍得还不够，这次补拍一些。一看到这种情况，便猜到是准备对特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我和郭旭、徐远举等几个平日认为可以讲知心话的人便暗中谈论起来，我们都有点担心，由于过去不少报刊、电影等揭露过军统特务机关和许多军统特务如何残酷对待的党员和爱国青年，我们这些人出去后，肯定会遭到报复，想早出去又怕出去的矛盾心情，都久久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都不是事后诸葛亮，谁也没有料到郭旭能去美国和加拿大探亲，我也去过一次香港。
　　还是写1959年的事吧，当我们天天在盼望早日实行特赦时，9月25日上午，我们正在为农场新建的一座粉丝加工房修整房屋和为晾晒粉丝的地方栽柱子的时候，李科长突然跑到工地叫我们马上收工回去收拾行李准备。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吃饭时，许多人端着饭碗在住处附近边看边吃，以为从此便不会再看到在这里亲自栽培的许多果树和葡萄了。
　　回到功德林大本营，一些没有去农场劳动的老弱残将，知道近几天新闻记者和摄制电影的去拍过两次，也为之兴奋异常，一致认为国庆前，即10月1日前，都会得到特赦，可以好好地到外面过国庆节了。谁知一直等到9月30日那天，突然叫我们认真学习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这一个上午的学习，等于给我们这些连日来头脑热昏的战犯们泼了一盆冷水，使不少有点常识的人感到大事不好，因为社论中大有文章，过去几天都没有认真去研究。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