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

定价：28.00元

作者：吴钩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2-01

ISBN：9787222063150

字数：

页码：22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40kg

编辑推荐

台面上的意见博弈，台面下的势力较量
暗盘操作的人情关系网络
深藏着妙不可言的玄机
“潜规则”为什么能不绝如缕？为什么能与“正规则”分庭抗礼？它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强大的力量？细读《隐权力》一书，你就能找到翔实的答案。
一．什么叫“隐权力”
“隐权力”是吴钩先生率先提出并进行系统阐述的一个历史分析工具，也是继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之后又一个颇具解释力与本土色彩的创造性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潜规则”无偶，“隐权力”也许不久将风靡于世。
借助隐权力这个分析工具，我们首先可以观测到传统官场上与社会上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与权力博弈格局。比如，为什么身份低贱的吏役能够恃势欺人？为什么被认为“不得官心”的海瑞能够屹立不倒？为什么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能够权倾朝野？
按照吴钩先生的描述，一个官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等于他的正式权力加上他的隐权力。在君主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内，官僚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说是固定的。“隐权力”则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先前的官员之所以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就是因为，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当然，一个人的面子、威望、所掌握的伤害与造福能力等，也构成了隐权力的重要源泉。
在很多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为管用。因为，隐权力既不受正式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说到底，隐权力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博弈力量。官僚需要积极发展隐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实际权力份额，君王也常常借助隐权力系统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扩张，在传统中国，甚至民间社会要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也需要凭借隐权力。所以隐权力这个概念，更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权力博弈游戏，它揭示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中，那种惊心动魄的真实推动力。
可以说，“隐权力”概念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观察和解释工具。借助这一工具，传统乃至当代政制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
二．“隐权力”的特点
概括地说，隐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一，威力巨大。很多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为管用。官场上，由于隐权力的存在，如果仅仅获得正式权力的授予，可能处处受掣肘，因为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是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
二，隐权力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宠幸、太监的配合、羽党的拥戴。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青词”；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地位，也是因为“青词”写得比严嵩好；张居正欲把持朝政，则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进而言之，隐权力的分配不是参照官职大小而是参照人情远近，不是依靠公共授权而是依靠私人请托，不是服从制度安排而是服从庇主意志。
三，隐权力缺乏合法性，摆不上台面，只能“隐形存在”。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是一切权臣的原罪，权力越大，罪过也越重，即使强势如张居正者，死后也被清算，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他自己以隐权力饮鸩止渴的结果。
四，如果说，正式的权力可能会被滥用来假公济私，那么，隐权力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济私”而出现的，所以它不被滥用于搞腐败才怪呢！
三．“潜规则”与“隐权力”的关系
吴钩先生自言，他提出“隐权力”的概念，来自对“潜规则”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潜规则”为什么能不绝如缕？为什么能与“正规则”分庭抗礼？它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强大的力量？吴钩观察到，在帝国的官场上，由科层制所传递的制度性权力往往是不敷使用的，甚至是不中用的，官员们需要另谋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而“潜规则”正是传导这种非制度权力的介质。他将这种非制度权力称为“隐权力”。
潜规则与隐权力的关系，其实可以先从权力与规则的关系说起。
所谓权力，其实就是一种制定规则的力量；所谓规则，也是权力博弈的结果。潜规则总是由于权力落差所造成的，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来说，有权者对于无权者来说，都是作为规则制订者或主导者出现的。打个比方说，知名导演对于二线演员而言，存在权力优势，所以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潜规则”。
而隐权力的出现，可以改变原来的权力落差，使落差更加悬殊（如果原来的权大者、有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或者缩小这种落差（如果原来的权小者、无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总而言之，隐权力可以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生成新的潜规则秩序。秋风先生评论说，“潜规则”与“隐权力”是一对孪生概念：官僚们通过潜规则获得隐权力，隐权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潜规则。

内容提要

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隐权力的独特视野下，诠释权力体系的玄机
《隐权力》是吴钩先生率先提出“隐权力”概念并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文章多取材于明清笔记与官场小说，以生动的文字与故事，探讨一种隐藏在历史灰暗处却又非常强大的博弈力量。
作者根据大量史料，入木三分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官场现行”故事、官民博弈故事等，有如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传统社会的运行特点层层剥笋。许多读者所熟知的历史故事，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太平天国权力斗争等，作者都能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地讲出别番意味来，给人以“豁然开朗”的启示。如作者在剖析杨乃武历经九死一生的翻案事件时，画龙点睛地说：“帝国的司法救济制度是一个偏心的歧视系统，有的者能惊动它，有的者永远被它拒之门外。与杨乃武同案的毕秀姑，就是一个被帝国救济系统遗弃的失语者、无力者，横遭之后，除了自己喊，换来大刑伺候之外，没有一个人为她辩冤，只是因为她的命运与杨乃武捆绑在一起，杨乃武历经万难的行动证明了葛品连并非中毒身亡，案情大白了，她才跟着得救了。”这里说的其实是隐权力在传统体制下的“作用”，读来令人感慨万端。
而作者提出的“与偏房共天下”的论断，认为历代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用“正室”指称正式的官僚系统，“偏房”指称由隐权力班底组成的非正式权力系统。这更是充满历史智慧的创见。
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还有一个特点：作者夹杂大量风趣幽默的笔墨，不少地方能将读者逗得发出会心一笑。学者秋风先生也说它“读来很好玩”。
《隐权力》一书中，作者在“隐权力”这个母概念下，也提出了一些子概念，如“权力经纪”、“黑权力”、“私信政治”、“政治偏房”、“权力值”、“权力赎金”、“食权者”、“送礼政治”、“盗户特权”、“假私济公的政治”等，以进一步丰富“隐权力”的解释力。作者希望“隐权力”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一些隐蔽的历史窗户。
不妨说，《隐权力》一书是继吴思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后，又一部既好看又人深度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读过吴思《潜规则》的读者，不要错过《隐权力》。

目录

序 ·洞见权力的隐微处
上辑：隐权力系统
另一套权力系统
衙门的“爷们”
权力有值值几何
隐权力的维持成本
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私接的权力管道
张集馨一声叹息
与“偏房”共天下
下辑：隐权力博弈
冤案是如何的
隐权力的比拼
隐蔽的特权格局
海瑞也有隐权力
张居正的权力软肋
出家人的隐权力
为权力而祈祷
洪天王的权力脐带
附录一·本书涉及的几个概念解释
附录二·本书涉及的几个货币换算
附录三·明清正式官僚系统
附录四·明清主要隐权力集团
后记

作者介绍

吴钩，1975年出生，传媒人，青年学者，主要关注明清时段的政制与社会生活，尤喜以社会学与政治学为分析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明清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分析，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史社会学随笔。

文摘

另一套权力系统
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什么是权力，从形式上说，权力无非是一种“命令—服从”关系。中国官场有句老话：“官大一级压死人。”话虽难听，倒也说明了权力的“命令—服从”关系是自上而下的，上级命令下级，下属服从上司。也就是说，在纵向上，权力系统存在着一个层级结构。
那么，为什么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会有效呢？或者说，为什么“官大一级”就能“压死人”呢？这不但是政治伦理使然，而且从本质上说，权力就是一种合法的造福—加害能力，比如给下属升官或者降职，古人用“威福”来指称权力，是一针见血的。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下属当然要唯上级是从。
中国还有另一句古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则是说明权力系统在横向上又存在着一个分科结构，同一层级的不同科别之间，不发生“命令—服从”关系，否则就有僭越之嫌。比如按明清之制，地方设藩司衙门，长官为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掌一省财税，又设臬司衙门，长官为按察使（相当于高级法院院长），掌一省司法，布政使不得干预按察使审案，按察使也不得插手地方钱粮。但依权力的层级原则，布政使与按察使均受巡抚（相当于省长）节制。
一个正式、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在纵向上规定权力的层级，在横向上分立权力的界别，犹如一个“井”字形结构。中国据说很早就出现了成熟的科层制，但中国的权力运作，却时有反常：
权力等级制上层的长官有时会受制于权力等级制下端的小吏，为了办好某件事情，长官甚至要向小吏。《清稗类钞》中有一则“部吏索贿于福文襄”的记载，说的正是这回事。福文襄，即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安康，史书上说他“荷父庇荫，威行海内，上亦推心待之，毫无肘掣”，但这样一名“毫无肘掣”的权臣却受部吏（相当于中央部委的办事员）“肘掣”。有一次福安康打了胜仗回来，到户部（财政部）奏销军费，部吏竟向他索要好处费一万两银子，福安康大怒：“你敢向我索贿？”部吏说：“我哪敢向大人索贿呢？其实我是为您着想。您现在打了胜仗，皇上很高兴，报销的奏章递上去，很快就会得到批准。但户部的会计才十几人，而您的账簿有好几麻袋，等我们全部核对好数目，恐怕要一两年，到时候皇上的热情已过，会不会爽快批准就难说了，不如赶快做好。但要赶快就需多请人手，要多请人手就需多花销，所以我才向福大人伸手要钱嘛。”福安康只好给了部吏一万两银子，不到半个月，户部便将账目核好，按报上来的开支给予报销。假如福安康不，这笔账就不知哪个猴年马月才能算好。
“在其位”的官员有时无法“谋其政”，不在其位的人却能够借助某种隐蔽的权力通道而越俎代庖。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张集馨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找到例证。咸丰年间，张集馨到甘肃担任布政使，这本是主管一省人事大政的要职，但张集馨由于未能进入陕甘总督（甘肃的一把手）乐斌的圈子，事事受排挤，甘肃省每有官缺出来，跑官要官的人不去找主其事的张集馨，而是求按察使明绪替他们游说，因为明绪是总督身边的红人，由他出面，事无不成。作为布政使的张集馨就这样被晾在一边，人事大权“不能专主”，只好自嘲地说“殊觉可愧”。
为什么大员会受制于小吏、不在其位者能谋其政呢？这是因为官场上，在正式的科层制权力结构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隐权力系统。什么是官场隐权力呢？我想引用乾隆—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的一段自述来说明。勒保说：
我刚刚到成都府当通判时，因为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同僚们见风使舵，都对我爱理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也无人理睬。所以一直非常郁闷，只是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正是我十年前的故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我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我，有点失望。总督到了成都城外，我去拜见，又被挡了驾，更失望了。到了行辕（总督衙门），大小各官，纷纷晋谒，都得到接待，唯独没有接见我。我的名帖已递上去了，所以又不敢径自离去，天气闷热，直等得汗流浃背，心中愤恨欲死。
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所以这声称呼，让我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立即整理好衣冠，疾趋而入。
却见到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我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我下跪行礼，他则拉起我，说：“不要你磕狗头。”还叫他的随从帮我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越骂，我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显然表明总督不将我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我就有点飘然欲仙了。今日封侯拜相，也比不上那时快乐。
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我与总督这般亲密，都感到震惊。我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我，我一回来，便拉着我的手，问总督有什么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我，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我套近乎。我勒三爷还是当初的勒三爷，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上面这则故事收录在清人葛虚存辑录的《清代名人轶事》中。勒保当时的官职是成都通判，相当于成都市副市长，在清代正式的权力结构中，通判是知府的佐官，正六品，协助知府理事或分掌粮运、督捕、水利等。我们假设通判的正式权力值是100，由于勒保之前受同僚排斥、上司冷落，他实际能行使的权限很可能只有50；但现在他与地方一把手的关系如此亲密，同僚转而要与他套近乎，他的实际权力值可能将涨到150。这部分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权力，我称之为“隐权力”。我们用一个等式来表示：
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隐权力可以是一个负数，比如尚未与总督大人拉上关系时的勒保，隐权力即为负。隐权力为负的情况表明了这个官员实际掌握的权力已经小于他所应有的正式权力。
正式权力来源于主权者对于各种职务的制度性授权，也就是说，一个官位不论由谁来充任，它的职权都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所以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
隐权力则来自私人关系网络的权力辐射，它的权值取决于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亲疏差序，与本人的官阶、品秩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的官位，在不同的人手里，所产生的隐权力可能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职位不变，但置身于不同的关系网络，所获得的隐权力也是不一样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系网络并不是隐权力的源泉，个人的威望、社会动员力、私自窃取的造福—加害能力等等，都可以形成隐权力。
隐权力既不受正式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
从隐权力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福安康要向部吏。这是因为，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福安康位高权重，部吏则职卑权微；但部吏能够在公费报销的程序上制造麻烦，掌握着造福或加害大员的能力（隐权力），所以大员在一定条件下要听从他们“指挥”。
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按察使明绪能够操纵甘肃官场的人事安排。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人事权理应由布政使专主；但在关系网络组成的隐权力系统中，明绪由于与陕甘总督关系亲密，获得的隐权力远非布政使张集馨所能比拟，以致张集馨都要对明绪礼让三分。
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的官员对勒保前倨后恭。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勒保还是成都通判；但他是新任四川总督的故交，总督对他非常亲切，在成都的隐权力系统中，他接近权力中心，同僚对他，自然要“不看僧面看佛面”。
钦差来浙江查案
由于另一套权力系统的存在，如果仅仅获得正式权力的授予，可能处处受掣肘，就如那个尚未得到故交（新总督）眷顾时的成都通判勒保。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是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为什么先前的官员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因为人情关系网络是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有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管用。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县官”自然指正式权力，“现管”则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权力。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个故事：一名原来失意落魄的候补道台，因为关系网络的改变，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这是我们观察隐权力系统的案例。
故事从某年钦差大臣率员赴浙江查办官员被参案讲起——
看看一年容易，早已是五月初。一日，刘中丞正在传见一般司、道，忽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类似于中央公报），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臬台（即按察使）是“小军机”（军机处办事员）出身，熟悉朝廷的办案内幕，他对刘中丞说：“据司里看起来，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来简放钦差，查办的是山东，上谕上一定说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备；等到到了山东，这钦差可就不走了。然而决计等不到钦差来到，一定亦预先得信，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刘中丞道：“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司、道听了无话。
送客之后，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个要好的小军机写给他的，上头写得明明白白，是中丞被三个御史一连参了三个折子，所以放了钦差查办。刘中丞至此方才吃了一惊。
上面的刘中丞，指浙江巡抚，按清代官制，巡抚领右副都御史衔，右副都御史古称中丞，所以巡抚又尊称为中丞。刘中丞从阁抄上得悉有钦差大臣要往福建查案，虽然当小军机出身的臬台提醒他，阁抄说查福建，实际上可能是查浙江，但刘中丞并不以为然，说“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当然这只是场面话，真实的原因是他另有更可靠的信息渠道，那就是中丞留在京城的个人关系网络，即如那臬台所言：“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可惜这回熟人的通风报信来得有点迟了，“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才接到要好的小军机写来的京信。
阁抄与京信，隐喻的正好是一明一暗的两套权力系统：正式的权力系统与非正式的隐权力系统。简放钦差是正式权力系统实现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为了防止被查办的官员早做防备，中央在阁抄上放，但真实的情报还是会从隐权力系统泄露出去，用《官场现形记》的原话来说：“大凡在外省做督、抚的人，里头军机大臣上，如果有人关切，自然是极好的事，即使没有，什么达拉密章京，就是所称为小军机的那帮人，总得结交一两位，每年馈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预先关照，便是有了防备了。”在正式的权力系统中，那些小军机只是军机处的小吏，职卑权微，但到了隐权力系统中，他们因为拥有造福—加害能力，所以又成为封疆大吏巴结的对象。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外放的大员是要“服从”这些朝中小吏的“命令”的。
赶到七月中旬，（钦差）业已到达杭州。探马来报，听说离城不远。文自巡抚以下，武自将军以下，一齐到接官厅，两位钦差只同将军（大军区首长）、学台（中央特派驻省的教育部巡视员）寒暄了两句，见了其余各官，只是脸仰着天，一言不发，便命打轿进城。其时内城早经预备，把个总督行台做了钦差行辕。钦差进了行辕，关防非常严密：各官来拜，一概不见。又禁阻随员人等，不准出门，也不准会客。大门内派了一员巡捕官同一位亲信师爷，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稽查：有人出入，都要挂号登记。这个风声一出，直把合省官员吓得不得主意。
到了第二天，钦差又传出话来，叫首县（省治或府治所在县知县）预备十副新刑具，链子、杆子、板子、夹棍，一样不得少。随后又叫添办三十副手铐、，十副木钩子、四个站笼。首县奉命去办，连夜做好，次日一早 《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 吴钩， 云南人民出版社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