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
于是，我们更需要中国史学家探求历史的真实，亲切自然地呈现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中国史领域新一代领军学者怀着敬意与温情，重建中国历史进程，呈现了这套中国通史读本。我们这些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的诚意力作】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融会吸收国内外已有的诸多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中国史的和正确的知识是“新编中国史”首先追求的目标。

【传统中国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新编中国史”各卷著者均为中国史领域的领军学者。这一批中国历史学人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他们的学术训练扎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吸收了欧美史学的问题意识。传统史学的史料工夫，使他们的研究细密扎实，文字沉静内敛，句句以史为据；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则让他们不拘泥于特定史观，具备世界眼光。二者结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套严谨扎实而有新思创见的中国通史。

【用学界共识构建框架，融入学人观点以启发新知】
作为面向大众的通史著作，“新编中国史”建基于学界通识，凸显学术整体走向，尝试为读者提供认识中国的基本框架。同时，各卷著者亦在书中融入相对独立的学术观点和前沿视角，以期与读者一同读史知新。

?《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为师生合著，结合长者的慎思明辨与新秀的敢想敢说，选取“古今中西之争”这样一个人们至今关切的线索，以“告别帝制”为支撑点，重述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

【一套面向社会大众、雅俗共赏、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丛书还特别设计了“人物小传”“历史术语解说”等栏目，对于一般读者也有辅助之功。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两岸合作，历时10年，精心打造21世纪中国史新典范】
“新编中国史”由台湾三民书局组稿，从成稿刊行，到修订编校，直至中信出版社大陆版问世，历时10年有余，凝结两岸学人、出版人心血，代表两岸文化交流成果。两岸面向未来，共同书写历史，竭力打造属于21世纪中国人的国史新典范。

【设计精美，制作考究，典藏之选】
“新编中国史”全套以精装呈现，装帧设计精美考究，各卷封面中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象，体现传统中国的美学底蕴，相当适合个人和家庭典藏。

《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为“新编中国史”中的一卷。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危局，也催生了波澜壮阔的变革。
《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全书共十四章，展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八十年间的激荡历史。洋务运动、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应接不暇的变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并终形成并影响了我们的近代与现代。
历史的亲历者经历着迷茫、抉择和斗争，而《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以一条足够明晰的主干来解说昨日发生了什么、历史为何发生。这本书以 “古今中西之争”为线索，以“告别帝制”为支撑点，将遍布各个层面的角力一一阐明；依据学界的知识积累与新的研究成果，在扎实的史实骨架之上，明晰、中立地描摹了近代中国的激荡历史。
这段历史带来的影响，或许比我们已知的还要深远，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自 序
前 言 告别帝制
章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与旧式农民战争的结束
第三章 “庚申之变”与清廷政局
第四章 洋务运动与西方生产力的引进
第五章 城乡变动与社会结构的更新
第六章 甲午战争与民族危亡
第七章 维新变法与思想启蒙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与政治格局的演变
第九章 推行新政与社会文化的革新
第十章 创建同盟会与革命风潮
第十一章 立宪运动与清廷危机
第十二章 武昌起义与帝制覆灭
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与社会动荡
第十四章 新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的转向
结 语
附 录

李喜所
生于1946年，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等。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留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有《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中国留学史论稿》、《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等书。曾数次获得教学优秀奖和著作、论文奖。

李来容
生于1981年，湖北恩施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任职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后在《南开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导师李喜所主持的《中国留学通史》卷的写作，曾多次应邀出席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术会议。

章（节选）
一、战前的中国与世界
清朝国势自乾隆中叶开始走下坡，至1820 年道光皇帝（1782— 1850）即位时，吏治、武备、经济、人口等诸多方面已然问题成堆，危机日益严重。
吏治腐败是历代王朝难以解决的顽症，也是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朝嘉庆年间，官吏腐败已渐渐变为一种社会风气。大学士和珅（1750 —1799）揽权纳贿，被嘉庆帝诛杀时，民间流传着“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此后，嘉庆帝虽屡降谕旨整饬吏治，但点滴改良难革历代积弊。以河流整修为例，这是仅次于军饷的开支大宗，但被贪官污吏侵吞后，真正用于治河者仅十之二三。道光朝吏治更加腐败，“ 官以贿得”，“ 刑以钱免”，屡见不鲜。宰辅穆彰阿结党营私，门生故吏争相攀附，时称“ 穆党”。地方总督、巡抚、道员等营私舞弊，千方百计搜刮钱财，“ 为大府者， 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吏，玩忽职守，敷衍懈怠，习以为常。如此腐朽的官僚习气，大大降低了清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统治能力。
道光时期的军队较之嘉庆年间更为腐败， 战斗力低下。二十二万八旗兵和六十六万绿营兵，装备仍是传统的冷兵器，即刀枪、弓箭和旧式鸟枪、火炮，而且更新迟缓，铸炮工艺水平很低。战船多用薄板旧钉钉成，子弹往往质量低劣，十发九空。军官或不谙军事，或不理营务，吞饷肥私，贿赂成风。士兵上行下效，不勤操练，吸食鸦片，酗酒聚赌。京师首善之区的禁旅八旗“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雇人顶替充差，“点缀了事”。外省驻兵，竟然出现骑兵没有马、水勇不习水的怪现象；一旦检阅操演，骑兵便临时雇用马匹，水勇则寻找渔户冒名顶替。至于沿海水师，大多老弱无力，难以应战。更有甚者，福建水师勾结盗贼，兵匪一家。时人感慨地说，“虽诸葛武侯来”，亦“束手无策”。
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系下，清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依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佃农、自耕农与地主成为小农经济的三大主体。作为传统社会的常态形式，土地兼并一直遵循从集中到分散、再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过程。乾隆时期，土地又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富户占田者十之五六，恒产之家则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嘉、道年间，贵族官绅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土地集中更加严重。广东巡抚百龄有地五十多万亩，直隶总督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余亩。至于田连千顷、家富万金的地主商贾，则大江南北，多不胜数。在土地兼并过程中，佃农的负担愈益沉重，地租征收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在地租、赋税、徭役及高利贷的层层压榨下，农民终岁耕作，尚不足以纳租还债，以致卖儿鬻女，弃田逃亡。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与豪门贵胄的骄奢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人口增长十分惊人，超负荷的人口压力将清政府拖入的困顿局面。乾隆二十九年（1764），全国人口约为二亿零五百六十万人；嘉庆十七年（1812），增至三亿三千三百余万人；道光十五年（1835），竟达四亿人之多。但耕地面积则增幅很小，清初全国耕地约六百余万顷；至道光时期仅缓慢增至七百万顷。人口的极度膨胀，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迅速减少。清初人均耕地五六亩，嘉庆时期减至两亩多，道光年间已不足两亩。
土地高度集中和人口过度增长，导致流民激增，加剧了社会的动荡。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民间的抗争连绵不绝。嘉庆元年（1796）， 爆发白莲教教众武装抗争事件，遍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数十万教民参与，绵延近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爆发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教众抗争，影响波及河北、山东、河南等省， 林清率领北京郊区的二百名教众，一度攻入紫禁城。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天地会为主体的秘密反清组织也多次发动武装抗争。各地规模不等的抗争事件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与清王朝江河日下的衰败情形相反，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异常迅速。英国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后，于1784 年率先兴起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机器逐渐替代手工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工业生产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贸易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法国于1789 年爆发大革命，建立了共和政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英国之后，法国也掀起工业革命的浪潮，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美国于1776 年7 月4 日发表《独立宣言》，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在美洲创立了个独立的共和国。俄国虽以封建经济为主导，但在18 世纪后期已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19 世纪初开始在棉纺织工业中使用机器生产，工业实力得到一定的发展。
东西方业已存在的时代落差，构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潜在威胁。自18 世纪末叶起，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开拓新的商品销售和原料供应市场，开始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遥远而又神秘的中国也成为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1793年和1816年，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和阿美士德（W. P. Amherst）使团出使北京，试图说服清廷开放市场，同时又多次以外交讹诈或武装侵犯的方式向中国提出开埠通商、割让岛屿等无理要求。其间法、美等国的海盗式贸易活动，对中国沿海也时有骚扰。此外，沙俄由北部西伯利亚渗入黑龙江流域，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19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政府进一步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意图挥动重商主义的大棒，黩武中国南海。与此相应，英国鸦片贸易集团和工商阶级也屡屡发出战争喧嚣。1827年，鸦片商贩马地臣（James Matheson）在《广州记事报》（Canton Register）上公开煽动武装侵华。1834年12月，侨居广州的大部分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为增辟港口、扩大市场，催促政府派遣一位全权公使并“偕同一支适度但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清政府交涉，如若无功而返，以这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全部沿海贸易”5。矛盾虽未演化为兵祸，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章（节选）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全国范围内反清起事连绵不断，其中尤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大，持续时间久。
洪秀全（1814—1864），谱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客家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七岁入私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古文多篇，十四岁考为童生。十六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被迫辍学，居家务农。十八岁受聘为本村塾师。受儒家典籍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洪秀全在青年时期依然沿着“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将个人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1828 年至1843 年的十六年中，他先后四次赴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科场失意使其心灰意冷，也对社会现状极度不满，但找不出一个新的奋斗目标以摆脱内心的痛苦。1843 年，他仔细阅读传教士梁发的九章本宗教手册《劝世良言》，为其中的说教所感动，接受了书中的观点，认为找到了“ 上天堂之真路”和“ 永生快乐之希 望”，并按照书中所言，自行洗礼，以示“ 洗除罪恶，去旧从新”。此后，即身体力行，决心向“ 天堂”之路奋进。他参照基督教义，崇奉和跪拜上帝，开始从事传教活动，劝人拜上帝不敬邪神。他首先说服族弟洪仁玕和同学、塾师冯云山皈依基督教， 施行洗礼。乡民习惯于将他们称为“ 拜上帝会”。为遵从不拜一切偶像的宗教信仰，他们逐一撤去村塾中供奉的神像和孔子牌位。这是对传统的风俗伦常的严重挑战，招致当地秀才士子的不满和责难，他们因此失去了塾师职位。1844年4月，洪秀全、冯云山一行四人离开花县，辗转至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此次出游成效不大，9月冯云山转入桂平紫荆山区活动，洪秀全则于11月返回花县。乡居期间，他重新在私塾执教，先后撰写《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等诗文。1847年8月，他再次前往广西，到达紫荆山区。这期间，他又先后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上述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洪秀全社会理想的初步形成，他由早期的宗教宣传，逐步走上了公开反清、建立地上天国的道路。洪秀全这一根本性的重大转变，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独特经历共同促成的。具体有以下三点：
一是鸦片战争后十年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农民的抗争为洪秀全走向反清道路提供了所需的社会基础。《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和各种赔款，借机大肆搜刮民财，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较战前更为严重。在赋税、钱粮的层层盘剥下，贫苦民众已不堪重负。1846年至1850年，黄河、长江流域及两广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饥荒连年，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直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与不安。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事和抗租抗粮斗争多达百余次，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尤以洪秀全生活及活动的两广地区声势盛。以天地会为首的秘密会社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他们领导的会党的反清斗争波及城乡各地，动摇了清廷基层的统治根基。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对洪秀全的反叛清廷是一种无形的推进。
二是洪秀全的科场失意直接将他推向了清廷的对立面。与其他传统士子一样，功名利禄、出人头地在青年洪秀全心目中占有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科举考试的连连败北，无异于晴天霹雳，犹如将洪秀全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出头之日。他在第三次考试失败后大病四十余日，整天卧床不起，痛苦呻吟，神志昏迷，时有梦幻，口说呓语。尽管如此，在读书做官的社会风气的压力下，他身负族人的殷切期望，对科举功名久久不能释怀。六年后，他再次赴广州应试，结果仍然失败。这使洪秀全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发出将来要自己办科举考试的狂言，反清意识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三是基督教义在客观上为洪秀全构筑新的社会理想提供了思想资源。广州地区作为早的对外贸易口岸，传教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 世纪30 年代，英国伦敦会、美国南浸礼会等传教组织即在此建立基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限制，传教士在广州及其周围地区开展宣教活动，并散发基督教布道手册。这些传教活动为洪秀全接触基督教义提供了便利条件。梁发的布道手册《劝世良言》给洪秀全的思想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847 年3 月，他与洪仁玕一同前往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学习基督教义，得以阅读《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基督教典籍和教义以繁复杂糅的奇异方式触动了洪秀全的内心世界。披上神秘的宗教外衣，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文化传统，洪秀全的社会向往开始有了一个脉络。
综合而言，洪秀全早期的理想追求主要通过拜上帝、反清、排孔体现出来。他对基督教义予以加工、附会，宣扬独尊上帝，不拜偶像。他从现世功利的角度出发，将上帝世俗化，并奉为“真神”，以其神威对抗传统社会的天命思想。洪秀全承袭并了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思想，援引基督教义，发动反清起事。在拜上帝教的基本文献《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中，其反清意识由模糊变为明确。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蔑视清廷君王及官员，将其斥为“阎罗妖”和“妖徒鬼卒”；表露了社会平等、财产均分的愿望，认为天下男女都是上帝生养保佑的兄弟姐妹，进而号召信徒“斩邪留正”，即团结一致改造黑暗的旧世界，创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洪秀全将孔子牌位一扫而净，并托上帝之名，斥责孔子所著经书荒谬甚多，实为凡间罪恶的渊薮。在叙述自己“异梦”的神话故事中，假借对上帝鞭打孔子的描述，破除孔子的偶像崇拜。与此同时，他又参照《礼记》《周礼》等经籍，糅合基督教义和儒家思想，倡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洪秀全的社会理想由萌蘖到初步形成，经历了从传道救世到政治反抗的变化过程，为拜上帝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感召下，传教活动终化为排山倒海的太平天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