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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行為辯證法：曆史學及人文學科的哲學解釋》自然科學（包括一些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不同思維模式對人如何思考自身産生瞭不同的影響。前者導緻“人的科學肖像”，後者導緻“人的外在肖像”。“人的外在肖像”是對人的較為準確的再現，曾經在我們的知識生活中占據重要的地位，但後來被“人的科學肖像”取代。《行為辯證法：曆史學及人文學科的哲學解釋》作者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哲學教授弗雷德裏剋·A.奧拉夫森旨在從文學及曆史學的“動因”、“意嚮”、“闡釋”、“敘述”、“時序”等特徵入手，解構“人的科學肖像”，喚醒並捍衛“人的外在肖像”。《行為辯證法：曆史學及人文學科的哲學解釋》堪稱繼卡爾·G.亨佩爾之後對分析的曆史哲學，以及繼馬丁·海德格爾之後對現象學的巨大貢獻。

目錄

緻謝
第一章 曆史學、人文學科與“人的外在肖像”
第二章 文學與意嚮性進程
第三章 曆史與曆史性
第四章 曆史敘述
第五章 理解與解釋
第六章 結論：再論人文學科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曆史學、人文學科與“人的外在肖像”
近30年來湧現齣的一大批著作，都以一種常常被稱為“邏輯的”（logical）或“分析的”（analytical）方式處理涉及曆史學的哲學問題。這些著作的作者都有一種相同的性情，即把曆史哲學視同為對曆史知識的分析，從而把此前從奧古斯丁到湯因比的全部或大部分曆史哲學視為一種思辨而予以拋棄。在那些思辨先哲們富有特色地對曆史進程作齣獨立認知的地方，分析曆史哲學傢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現瞭他自己的曆史學。分析曆史哲學傢並不直接研究曆史進程，探尋曆史事實，或解釋曆史現象，至少他們意不在此。那些工作被說成是實證史學傢的事，他們已經完成的著作為這些曆史哲學傢的分析提供瞭資料。就像科學傢的著作在邏輯上先於科學哲學傢的著作而産生一樣，藝術傢的作品也先於美學傢的分析著作而産生。因此，在哲學與人類知識和文化的各種具體學科之間存在的分工原則，在分支學科中，把哲學探究的閤適對象限定為對其下一級的、“第一等次”（first-level）學科的概念分析，與此同時，這也阻止瞭哲學思想一貫試圖超越其適當研究領域進行探究的傾嚮。
對那些打算擯棄這種思辨傾嚮的哲學傢來說，對曆史學發生興趣是相對較晚的事情。誠然，以下說法確實值得商榷，即除瞭一兩例外，曆史學作為一門知識幾乎從來沒有被任何流派的哲學傢賦予很高的地位。數學方麵的成就以及後來數學在自然科學方麵的貢獻，建構瞭一個遠比曆史學方麵的成就更加令人摺服的“知識範式”（paradigm of knowledge），在大多數哲學傢看來，這一知識範式似乎很少會超齣識信念的水平，也似乎很少會像曆史學所經常錶現的那樣不夠精確和漏洞百齣。事實上，分析哲學傢們的注意力被投到那一學科，並非由於對這一既定史學觀念的修正，也不是由於那一學科的溫和的認知立場。正如人們判斷的那樣，第一批分析哲學傢們在衝破曆史學與自然科學的界綫時，其動機在本質上完全是一種“綱要性的”（programmatic）。具體地講，這等於告訴人們，以自然科學的分析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科學解釋模式，同樣適用於曆史，因此沒有必要對曆史學中的解釋方式做額外的說明。這些早期的對曆史學的分析大多很簡潔，這或許最能錶明它們的綱要性特點，以及以下流行信念：在這一領域，也不會齣現對這種統一的解釋理論的嚴重挑戰。當然，人們認識到，曆史學要想取得足以明白、詳細地符閤這一既定的解釋模式的研究成果，就像業已成熟的科學那樣，還任重而道遠。他們還進一步假定，這一過程將通過曆史學與社會科學更加緊密的聯係來實現。至於自然科學所例證的解釋模式對社會科學的閤適性，顯然沒有人會懷疑。而當曆史學被看做是人文學研究（studia humaniora）而不是一門新生的社會科學時，對於它以往取得的成就，人們閉口不談。有人得齣結論認為，曆史學主張在曆史認識過程中采用某種自主的方法，隻是它作為科學還處於不發達狀態的反映：但在這一結論形成之前，沒有人要對傳統曆史編撰做一項獨立研究。有意義的是，與思辨的曆史哲學曾經錶現的一樣，分析哲學在曆史學領域中的第一次介入，也具有先驗的特色。
不管怎樣，這第一批研究者，在曆史知識領域所進行的短暫勘探，盡管還存在著綱要性特徵，但被證明産生瞭有益的結果。另外一些哲學傢也與C.G.亨佩爾或者波普爾一樣，具有明顯的分析傾嚮，但是他們在曆史學方麵的興趣比在自然科學方麵大得多，在同樣的領域裏，行進得也更加緩慢而謹慎；他們帶迴來的地形圖，比前輩們展示瞭更加專業、更有特色的曆史探尋。不管怎樣，首先關注的焦點還是解釋在曆史學中的作用問題，並且，在這類研究中最突齣的重大問題就是，由亨佩爾教授提齣的解釋模式，是否真的適用於曆史學。這種模式的核心因素，是要求曆史解釋必須與其他領域的解釋一樣．以一種定律為主要前提，人們用這種定律，再加上一些相關的事實前提，能夠對具體的曆史性加以歸納乃至解釋。在這種深入探尋的過程中，這種“覆蓋定律”（covering-law）——更專業的說法是曆史解釋的定理一演繹理論——曾經有很多極不相同的修正版本。其中最有意義的是一些嘗試：試圖公平對待敘事性曆史解釋的敘事特點，盡管長期以來隻要解釋模式還采用一種三段論方式，這些嘗試就幾乎完全被冷落，但是，對曆史敘述的兩種主要分析並不是否定亨佩爾學派對解釋的創新論證，而是把它轉譯成瞭敘述話語。更普遍的是，舉凡那些繼續爭論這一問題的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從根本上修正而不是轉述“覆蓋定律”的著作屈指可數。綜觀亨佩爾《普通規律在曆史學中的作用》初版（1942年——譯注）30年來的曆程，這個相當簡短的論文不僅引起瞭關於其基本命題的如此大規模的學術討論，而且，這一命題能站立不倒，並能夠像以前一樣，成功地駕馭後來爭論的範圍；應該承認，這是一個顯著的成就。
哲學傢們在他們的作品中所錶現齣來的新穎旨趣，以及分析曆史哲學中齣現的基本命題，都引起瞭職業曆史學傢的反應，並且這兩種反應最大限度地融閤在瞭一起。哲學傢們所感興趣的對曆史研究的實際環境所做的抽象，是典型地與實證曆史學傢不相乾的層麵；結果，曆史學傢會本能地質疑，在這種層麵形成的命題，是否能夠準確反映曆史學傢所熟悉的曆史專業的、真正有意義的特徵。既然衡量此種意義的標準經常與哲學傢們所要求的很不相同，在分析曆史哲學傢與曆史學傢之間的交流，就很容易退化為一種“聲音的對話”（dialogue de sourds）在這一過程中，曆史學傢從自身的曆史研究與著述的實際過程中，會得到某些對於哲學命題的反證，從而錶明哲學傢所主張的邏輯實際上是南轅北轍的。但是，如果這正是曆史學傢與曆史哲學傢之間交流的通常模式，那麼同樣可以說，由於自身的、與哲學主張及邏輯解釋並不相關的原因，曆史學現在越來越貼近社會科學。這樣一來，曆史學傢就會傾嚮於滿懷欣喜地期望將法則學命題運用於他們的學科中，相信它能概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本的認識論要求，相信如果曆史學尋求與前者的親善，它必須至少在原則上接受那些決定其科學特徵的邏輯條件。曆史學傢確立瞭曆史學對法則學解釋的贊成態度，而且他們也往往贊同亨佩爾的設想——它轉變為一門探索以往社會生活的社會科學之後，曆史學將越來越明顯地迎閤與這一新身份一起到來的邏輯要求。
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錶明，在以解釋性推理為結構並由此建立其曆史學認識立場的實證史學中，曆史分析哲學傢或者身兼社會科學傢的曆史學傢，有誰能夠拿齣令人信服的例證。人們可能會逐漸降低對定理一演繹模式的要求，比如，通過某種調整，使解釋所包含的規律，不必在該解釋中尋求事實來檢驗和證明其存在。即使這樣，睏難仍然存在。在這些情況下，人們有理由質疑，實證的曆史學研究，在事實上是否就是哲學傢進行哲學概念化——哲學傢以此作為他們在錶明其關於其他學科的立場時，所需要的不同程度的各種隱喻——所需要的支配性資料。實際情況似乎是，實證史學的實踐已被從古到今理想化瞭，對哲學傢要求的遵從其實已預先確定，凡是不符之處都可以歸因於曆史學自身的不發達狀況，這些情況往往無異於鮮明地預示瞭曆史學對事件的理解將采用的最終形式。訴諸這樣的規定，也就明確地承認，曆史學本身為應用於它的係列哲學命題所提供的證明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如果哲學在實證史學實踐中隻是提齣一些不確定、不清晰的根據，那麼，史學所能擁有的權威性就必須建立在一般的哲學基礎之上，這基礎是如此牢固，足以預先排除任何還存在其他更適閤曆史個案的解釋模式的可能性。如果這樣的基礎真的存在，進一步講，如果那些被普遍認為最成功的學科分支（比如數學、物理學）遵從瞭對那些基礎所決定的解釋起支配作用的邏輯要求，那麼，對於瞭解曆史學或者其他學科的任何例外和特彆的情況，這種基礎將變得相當脆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假定曆史學作為學科還處於相當原始和不發達的狀態，認為它不值得作為反例之源而倍加重視，並由此強調曆史個案的不規則特點，似乎顯得更加閤理。支持這一觀點的人在內心深處確信，對於曆史解釋的定理一演繹理論，個案邏輯似乎總是沿著這種路綫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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