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汇集了许嘉璐先生十余年来研究中华文化成果的精华，全书分为十六个部分，全面分析和总结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质以及作为中华文化基本因子的儒学、佛学、道教等的基本精神，指出了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以及中华文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发展方向。主要内容有：一、中华文化的一般内涵，二、中华文化的特质，三、了解中华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四、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释、道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五、中华文化与“文化强国”的关系，六、当代文化建设的困惑和症结，七、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书稿的构成：神秘—生疏——中华文化解读；文化的多元和中华文化特质；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漫说；训诂学与经学、文化；关于儒学若干问题的辨识；禅宗——中外文化相融之范例；道教经典的时代性阐释及其意义；中华文化重任在肩；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漫谈“文化强国”战略；文化建设的困惑和我见；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对于中华文化和新文化建设的思考等。

作者简介

　　许嘉璐，1937年生，字若石，江苏淮安人。曾任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师范大学教授，汉语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汉语史、应用语言学两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兼理事会理事长。多年从事语言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多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著有《未辍集》《未成集》《未了集》、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等多部专著及大量学术论文。在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撰写了《古代文体常识》《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古语趣谈》等著作。主编了《中国传统语言学辞典》《中国古代礼俗辞典》《古代汉语》《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和《古今字汇释》等。主持《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文化工程。

目录

前言：*格局巨变与中华文化担当

*讲 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一、我不得不去思考文化问题

二、什么是文化，什么不是文化

三、要把握文化，首先要将它条理化

四、文化三个层级间的关系

五、文化的层级和系统间相互纠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六、文化发展的五大规律

七、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

八、几点对策

第二讲 中华文化源流（上）

引子

一、自然—人群—文化

二、家庭—家族—国家

三、宗教—礼制—习俗

四、封建—郡县；帝王—*

第三讲 中华文化源流（下）

五、庶士—世族—士臣

六、百家—儒家；道学—理学

七、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

八、中华文化衰败的原因

余说

第四讲 文化的多元和中华文化特质

一、文化的本质是多元的

二、文化是各个民族的文化，有本质不同的交往方式

三、文化的多元性受到空前重视

四、多元文化对话的核心是信仰和宗教

五、中华文化的特质

六、中华文化的哲学特质在己身内部的表现

第五讲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一、什么是中华文化

二、如何把握、观察文化

三、中华文化的底蕴

四、中西文化的同异

五、中外文化交际的原则

第六讲 认识一下儒家经典

一、儒家与**宗教

二、概说《十三经》

三、儒家的*问题

四、破除神秘感

第七讲 训诂学与经学、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二、训诂学与经学

三、训诂学与文化

四、训诂学与诠释学

五、训诂学的工具、范围、目的与目标

六、现状与展望

第八讲 关于儒学若干问题的辨识

一、关于儒家是否保守的问题

二、关于儒学能否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三、关于儒家对利和义、法和德关系的认识

第九讲 禅宗——中外文化相融之范例

一、佛教要义

二、佛教传入中国之过程

三、佛教与中华文化之相融

四、禅宗之一统

五、范例之启示

第十讲 中华文化重任在肩

第十一讲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文化的层次和类别

二、中华文化形成的环境和条件

三、中华文化的成长和细密化过程

四、历史趋势的逆转

五、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

第十二讲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一、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层级

二、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定型

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

四、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第十三讲 漫谈“文化强国”战略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未来的需要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第十四讲 对于中华文化和新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当前文化建设的紧迫

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前言/序言

　　前言

　　*格局巨变与中华文化担当

　　这几年出现了久盼才来的文化热、“国学热”，各族人民的“怀旧”和渴望，人文、社会、哲学等专业学者的灯下伏案，党和*的不断支持、提倡，是正在兴起这一热潮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的三大支柱。面对这一情况，我国人文、社会、哲学等学科应该如何回应之？

　　横观*，欧、美、亚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反思，不时地回顾由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留下的遗产和缺陷，对“现代”发出质疑，审慎而严厉地批判西方（盎格鲁·撒克逊—希腊·罗马文化区域）工业化“现代”社会的种种恶疾。这些声音，无意中与中国文化的动向发生了共振，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学人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胸怀和方法去审视*大势，反观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现状？又如何与*人民联手，共同应对人类深陷的种种危机？

　　*正在发生甚至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巨变。宣告必然、必须要发生这一巨变的，是遍布于全球、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机（或曰“风险”）。环境急速恶化、局部冲突不断、核战的可能性、贫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频发、不平等的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警觉：地球怎么了？人类怎么了？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未来的路在哪里？中东的乱局、欧洲的“难民潮”、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分裂”……不过是事情的表象、危机的序幕。人类身陷其中的种种风险，通常容易被人割裂开来，分别关注。有的人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又时而指责诅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平和所学专业的局限，也因为在相关报道和分析的论著中充斥着专业术语和“行话”，妨碍了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和关注。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被一片蒙蒙灰雾覆盖下的人们中，有人逐渐警觉，有人发出告诫，有人苦思对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戏，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险后果。这时人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社会如《庄子·逍遥游》里面的巨鲲，化而为鹏，“怒（鼓足力量）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俯瞰下界，究其懵懵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寻人之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本应具足的和谐共生之路。应该由谁负起这副重担？学人、*、民众，不分学科专业、部门高低、城乡差别，都应以清醒的头脑、明察的眼睛、坚强的双肩，勇敢地担当起来，由所有民族共担重任。

　　社会是复杂的、层次式的。*综合国内外情况、吸收专家意见，领导全社会力挽狂澜。学界的责任在于率先透过现象捕捉本质，向上建言于*，向下达至全民，究其缘由，揭示人心，鞭挞邪恶，探寻出路。我所谓的学界，并不单指人文、社会、哲学学科，也包括了自然学科和技术领域，因为人的主观情况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多样化，绝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学科一支孤军即能探究的。至于广大民众，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主人、主体，既应该受到公平和尽可能的保护，也应该成为化解危机的主力。单从这一角度说，民众也应该得到良好的、真正科学的熏陶和教育，成为对*走向保持清醒头脑的巨大群体。

　　明摆在世人眼前的*性危机，是自人类脱离了采摘狩猎和农耕，进入工业化，生产率千百倍地提高，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提高了千百倍而造成的。农场主或贵族转营工业的收益因此而节节提升，于是，生产率—资源—利润空前紧密的关联就此开始。工业化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技术和科学又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于是社会迅速前奔。工业产品需要更为广大的市场，生产资料需要无限的供应地，这就是出现“殖民运动”的实际推动力。伴随着“殖民运动”，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论证工业社会符合“理性”、科学成果的*性、欧洲文化中心论、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论著，学术派别也迭出而炫目。人们或被迫或甘愿紧随其后，去接受上帝的代言人前来传播“天国”的福音。

　　随着现代枪炮、老式*、工业产品滚滚而来的，是当年摆脱了《创世纪》思路的全新观念。“上帝已死”？不，他还活着！生活在“*中心”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心之深处仍然潜藏着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哲学，“文艺复兴”把人格神请下了宝座，却同时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艳羡和崇拜、带着旧神之灵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发展越来越快的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艺复兴”乃以希伯来—希腊·罗马混血之躯壳，“兴”起“新*”之神，而对纪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纪的黑暗并没有从根子上予以否定。

　　自人类成为人类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群体之间）只有三种方式：隔绝、对抗、对话。在任何历史阶段，人类关系从不会是纯一的隔绝、对抗或对话，而是以其中一种方式为主，其余二者为辅。远征、“发现新大陆”、踏上“东印度”，是人类从以隔绝为主转为以对抗为主的标志性实践，两次空前的*大战则是对抗阶段的巅峰。“物极必反”，先进武器、血腥屠戮都产生在基督徒集中地区，即秉持“工业化社会”极力向蒙昧、野蛮地区和国家推广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精神原则的*中心，亦即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历史中心环”里。这个“环”即过去人们常常说的“西方列强”，他们自认为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地区（“非西方”）的“主人”。

　　此前“*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西、意、法、英等欧洲国家。经两次大战，大英帝国元气大伤，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坚。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实质仍在于其制度本源，在其工业化—资本化—金融化—自由化的路上，径直地把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还可以再加上“人权”）的中心引上了悬崖。众所周知，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简言之就是市场拒绝*的规划、干预、约束，一切随市场之便。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独霸，“自由化”愈加“自由”，号称“新自由主义”，凭借其**富有的经济体实力和地位，集老殖民者给其所侵略地区制定的“规则”之大成，通过废除金本位、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和经合组织，给全*制定了规则，再加上为保护这一新型殖民运动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揽子指针，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秩序”。

　　若仅“就事论事”看，也就是把当前*情势从历史和环境中单摘出去分析，美国在西欧的参与下，的确推出了“新秩序”；但如果把表象翻过去看，露出来的不过是老殖民主义穿上了新衣，其内核仍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机械论、终结论，*论、宿命论之类已多次被历史否定了的“原则”（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范式”）。“*秩序”，实际就是用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套规则强行推到全*而已，无论是所谓新兴国家（大多为前殖民地），还是“西方”内部美国之外的国家，无一幸免。

　　“*秩序”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基辛格以这个词语为其新书命名（World Order）。他在书的《序言》中说：“该体系（案，指规则、秩序）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甚至直率地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秩序’。”但是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声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从“代表”到“*秩序”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个短暂的距离，就是踏着“*秩序奏鸣曲”走过的；指挥和演员则是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和他们身后的政客。

　　何为“秩序”？我们引进词源学的一点例证，对于弄清楚其实质似乎不无益处。《说文》上说：“秩，积也”；“序，东西墙也”。“积”字也从“禾”，以之释“秩”，原指收割后禾粟的储存形态；此犹《史记》所说的“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积”都有个次第，这个次第是事物本有的（“秩”中之“禾”易之以“巾”而成“帙”字，表示书策之次第，取意相同）。“序”所指的“东西墙”，乃谓古人室前阶上之“堂”左右两边的墙（堂无顶，坐北朝南，南边无墙），“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尊卑安排座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就也有了次第之义。这个次第是由民俗演变而成为礼仪的，创立者不知谁何，换言之，是公认的。由此可见，汉语的“秩序”涵蕴着物随其自然、人循其伦理而排列的意思。汉语的“秩序”和英语的Order对译，而Order除了规则、程序这类意思外，还有“命令”之义。例如Order in council，既可译为政务令，也可译为枢密令。中英词义上的这种微别，是否可以引发这样的思考——“*秩序”，在中国的古今语境中只是指*各国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认的、彼此相处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而World order则隐含着（甚或是在暗示着）由某国或某集团制定并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命令”各国必须遵守、不得违规的意思。基辛格在《*秩序》中引用了1839年美国*探险远征队John O�餝ullivan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基辛格概括了该文中的意旨：

　　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

　　……

　　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秩序的缩影。

　　John O�餝ullivan 生活于美国雄心已勃勃但尚未称霸之时，一个多世纪后，小布什在发动侵略中东的战争之后，“口误”地声称这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今古相映，不管二人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选民”的身份是否已从犹太民族转到美国基督新教教徒那里，其自诩为有资格为全球制定“秩序”、统辖整个人类的至高无上的观念，已经了然如指。

　　“*秩序”胯下的一匹骏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图和规划，早在1947年制定的“关贸总协定”已经奠定了基础，但在“冷战”和众多殖民地尚未独立时期只能实现“半球化”，或者可改称为“西方一体化”。直到1991成立了WTO（“*贸易组织”），才真正飞快地实现了全球化。

　　全球化的实质，就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多余的产能、产品、资金转移到第三*（即不发达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列强的原殖民地），*终的目的是攫取无限度的高额利润。

　　人类社会的每一阶段（*原始人群除外），经济（*初是生存所需的食物）和社会结构、政治，以及后来从狩猎演变出来的军事行动之间，从来是密不可分的。演变到高级资本主义，高度垄断以及非实体经济急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政治等的联系越发紧密，于是，“全球化”，远非限于经济领域。直言之，人们（尤其是美国）所说的“全球化”实亦“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价值观全球化”“传播媒体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管理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在口头上大讲“文化多元”，而其中却潜藏着多元中有一元是凌驾于他者之上、要消解他者、使其归顺于“我”这一元的意图和目标。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和金融资本暴增扩张，这个“我”已专属美国，连多年盟友也扫进“他者”之中了。这种“全球化”，以交流为借口，以垄断为手段，以友谊、援助、促进教育、支持发展、增加收入等为旗帜，遮掩了食利者的真实面目。由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经历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被压迫豪夺后，急盼着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强盛，于是张开双臂欢迎之。的确，在接受了“全球化”的这些国家里，“现代文明”“*真理”，果然扎根了，发酵了，膨胀了，但自己民族的宝贵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新自由主义的霓虹灯和激光图影的闪烁中，显得如此老朽、丑陋，因而被不少人抛弃了。

　　日久见人心。霸权掌控下的“全球化”肆无忌惮地畅行于*不过20多年（以WTO成立之日计），“新兴国家”先后真的“兴”起来了，但多数没有探索自己应走和可走的路，几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吃药，走得越快，跌得越重。例如阿根廷、墨西哥、乌克兰等国即是，俄国叶利钦所欢迎接纳的“休克疗法”当然也在其中。而一旦有谁不顺从，违背秩序，轻则中止“援助”，继而“制裁”，太不听话则发动颜色革命、动枪动炮。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推翻阿连德*的军事*，以及后来在中东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已为世人所详熟。也许人们没有忘记小布什的“口误”，那么这句话就能帮助不明就里的人们沟通了古今，明白了那不过是千年之前宗教与骑士为夺回圣地、“圣墓”进行的征伐、屠戮换上了“新自由主义”旗帜，以“反恐”之名对阻碍“全球化”而发动的讨伐而已。恐怖与极端势力确实存在，但“新自由主义”不自省这二者之所以“成了气候”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种种根源以及自己的责任，仍在坚持亨廷顿构建在二元对立、文化排他等“现代”理念基础上的“文明冲突论”。另一个奇特景观是，“恐怖主义”“流氓国家”两顶吓人的大帽子拿在国际*者手中，随时可以扣到不守“秩序”者的头上。证据呢？有时可以“莫须有”。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20余年前出版了一本《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对多数人的权利、自由市场、传媒、人权、侵略等问题，较全面地解剖并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内外政策。就像其书名所显示的，他认为这二者几乎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理论体系，一个是据此理论对全*发布的号令。威斯康辛的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为乔姆斯基这本小书写的“导言”直截了当地指出：

　　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特别是美国*，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定，强加到*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

　　……

　　新自由主义传递的一个*强信息是，目前的状况无须改变，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高阶段，难以再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下面这样一张图，也许能简明地显示出时时见于书刊的一些时政名词术语之间的关系：

　　这个环形简图中词语间的直线，我完全有理由改为数学的等号，并且可以把它平列为逆等式（借用四则混合运算术语）：

　　*秩序＝经济、文化霸权＝新自由主义＝美国价值观＝文化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全球化”推行不过数年，有预见性或敏感性的民族与国家以及美、欧的一批智者已经揭其本质，陈其恶果，甚至直称美国所极力鼓吹、软硬兼施构建的是“文化帝国主义”（2002，〔德〕伯尔尼德·哈姆、〔加〕拉塞尔·斯曼戴奇等）。近年来，“帝国”式微之象天天见诸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传媒；遍及全球的对于本土或民族文化传统的怀念与回归，就是对“全球化”“美国化”的抗拒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莫过于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与会者“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傅莹）。今天*一片混乱和迷茫——一切都在不确定性当中——但是，也有日益增多的人越来越明晓其根源，就在于“西方”“秩序”和“真相”。

　　未来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就像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的歌词所说 （满58包邮）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精）湖北新华书店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