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19世紀初發生的工業革命，是一個走嚮現代經濟增長的曆史性突破。新技術逐步嚮全球傳播，同時造成瞭區域之間收入水平的大分流，以及全球區域的大分工。一代代學者，尤其是經濟學傢，一直在探索與追求可檢驗且可預測的理論，來揭示“國富國窮”背後的原因和機製。在歐美世界齣現反全球化潮流的時局下，我們又該如何從活躍在學術前沿的經濟學傢那裏，從他們對經濟發展問題的新思考和新洞見中獲取智識呢？本輯《比較》開篇文章的作者說：“一個國傢的體製活力四射的核心在於人們有創新的欲望或時不時的創新衝動。

國傢活力與本土創新 埃德濛德?菲爾普斯
繁榮和壓製的道德基礎 考希剋?巴蘇
經濟轉型的速度和範圍 肯尼斯?阿羅                         
中國與世界銀行的夥伴關係是如何建立的  鮑泰利
行為經濟學和公共政策 拉賈?切蒂
主流經濟學傢眼中的全球化 保羅?薩繆爾森            
結構性流動性短缺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 孫國峰
法定數字貨幣的理論與技術邏輯 姚  前
邁嚮公平競爭 陳永偉 葉逸群

吳敬璉，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較》輯刊、《洪範評論》主編，國傢信息化專傢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傢規劃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北京樂平基金會發起理事，阿拉善生態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吳敬璉倡導並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體改革學派”的主要代錶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實踐産生瞭重要影響。

2006年諾奬得主埃德濛德?菲爾普斯認為繁榮來自於此。他嘗試給齣瞭一個有關現代經濟發展的新理論——本土創新理論。所謂本土創新是指一國經濟內生的新産品和新方法，它是吸納外來發現和創新，並産生更多創新的基礎。本土創新除瞭需要富有創造力、想象力和冒險精神的創新者外，還來源於一個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即國傢的活力。由此，菲爾普斯提齣瞭活力精神的概念。他認為，活力精神並非貫穿於整個曆史，而是由文藝復興晚期和巴洛剋時代齣現的現代倫理演化而來，其核心是包含瞭個人主義、生機論和自我錶現的“三位一體式價值觀”。以活力精神為根基的現代經濟，不僅帶來經濟繁榮、財富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還使普通大眾從工作和事業中獲得瞭成就感和充實感，為他們帶來瞭美好生活。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深陷睏境，其根源在於，現代思想占據上風之前的社團主義捲土重來，緻使活力精神逐漸喪失，進而導緻本土創新受損。基於本土創新理論，菲爾普斯指齣，經濟學傢高談闊論“結構性改革”，無助於從根本上扭轉目前的經濟頹勢。相反，“重新思考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要求廣泛享有‘好的經濟’，纔是眼下嚮前邁進的大方嚮”。
康奈爾大學教授、國際經濟學會（IEA）現任主席考希剋?巴蘇的文章討論瞭經濟發展的道德基礎。主流經濟學理論在分析經濟發展時，大多建立在個人自利的公理之上，認為正是自利個人的行為推動瞭發展和增長。巴蘇卻認為，這往往掩蓋瞭一個事實，即高速增長和迅猛發展可能也需要個人正直誠實的品性和利他性，以及個人願意為社會利益而放棄某些個人利益。因此，他將“個人閤作精神”作為研究的起點，在囚徒睏境博弈這一分析框架中，引入普遍利他主義或群體內利他主義，通過分析同質社會和異質社會中人們的閤作行為，說明人們追逐自利的閤理行為如何與先天固有的閤作意識相互影響，閤作精神在什麼條件下會促成相互之間的閤作，在什麼條件下導緻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壓製。正如他的分析所揭示的，人類並不是在殘酷無情地追逐私利，“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大步嚮前，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就需要培育我們的內在社會價值觀，如利他性、正直和公平性”。
我們開設瞭《改革迴顧》的專欄，希望迴顧自改革、轉型以來的曆史，有助於汲取經驗和教訓。已故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的《經濟轉軌的速度和範圍》一文初發錶於1993年，當時蘇東國傢正麵臨經濟艱難轉軌，而中國則處於十四屆三中全會前夕重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關鍵時刻。阿羅聚焦於經濟轉軌中預期的作用。他強調曆史上成功的發展都需要至少數十年時間，並需要政府發揮良好的引導作用。蘇東國傢在轉軌初期産齣顯著下滑，正是因為整個經濟體的預期被快速改變，而原有資本裝備和市場環境的調整尚待時日，企業傢們還需要理解製度的含義，製度本身也需要學會如何運轉。此時，采用休剋療法會麵臨三方麵睏難：缺乏私有化所需的充足儲蓄；缺乏恰當評估企業價值的市場機製；大量壟斷性質的企業缺乏生産效率。漸進式轉軌則麵臨樹立改革信心，安撫利益受損者的難題。阿羅推薦的策略是讓私人企業先進入商業和輕工業，以後再對資本密集度高的産業私有化，同時政府也需要改革法律和金融體製，並妥善處理衰落産業。推而廣之，阿羅認為各類社會和經濟弊病都不宜采取休剋療法。政府隻是社會中一個有限的組成部分，現實中還有許多中間製度形成瞭人與人之間交易的基礎。政府的行動、法規的改變應注意同社會主流習慣和預期保持一緻，因為製度變革既是路徑依賴的，也是預期依賴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伴隨著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的閤作。世行前代錶鮑泰利的文章著重敘述瞭世行與中國閤作的一些重要事件：1980年和1985年由林重庚等人領導的世行專傢團隊與國內專傢組共同開展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形成瞭兩份産生廣泛影響的研究報告；1993年由世行和財政部、國傢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共同舉辦的“大連會議”討論改革議程和經濟過熱的形勢，為隨後的宏觀調控16條奠定瞭理論基礎。此外，世行還通過優先項目支持，推動中國在項目管理領域的製度建設；通過培訓項目，在製定若乾關鍵決策和新機構的人員培訓方麵，發揮支持作用。90年代中期以後，世行的角色雖不如前，但繼續以項目形式，在養老金改革、城市住房改革、能源市場改革、環境保護、勞動力市場開發、社會保障體係發展等方麵提供技術援助。這段閤作關係展示瞭中國政府推動改革和發展的決心，求真務實、開放包容的態度，以及靈活應變的能力。
斯坦福大學教授拉賈?切蒂的文章探討行為經濟學在改進經驗預測與政策製定方麵的價值。他以行為經濟學在養老儲蓄、勞動供給與社區選擇問題上的應用為例，闡明瞭行為經濟學對公共政策的三個貢獻。具體來說就是：提供新的政策工具，來改變行為，如儲蓄率；提供新的反事實理論，來改進對現有政策效果的評估，如所得稅政策對勞動供給的影響；衍生齣新的福利含義，為優政策製定提供更加精準的指引，例如在居住選擇，考慮體驗效用的福利分析顯示，優政策應當遵循行為模型提供的解決方法。因此，從這個實用的角度來看，在無法確定適用新古典模型還是行為模型的情況中，不應該固守新古典模型，相反，這可能恰好為采用“行為助推”政策（behavioral nudges）提供瞭新的依據。切蒂繼而認為，經濟學傢應當將行為經濟學視為研究問題的工具之一，把行為特徵納入考慮，以幫助解答經濟學的核心問題。這樣做可能比將行為經濟學視為挑戰新古典模型假設的獨立研究領域，能産生更多的成果。
薩繆爾森的文章討論自由貿易。他以中美兩國為例，運用李嘉圖、穆勒等古典經濟學傢的比較優勢理論，分析瞭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如何把來自國外的技術變化轉變成兩國都獲益。但是，他的進一步分析錶明，有時一國生産率的提升可能僅對該國有幫助，這降低瞭兩國之間的潛在貿易收益，從而持久地傷害另外一個國傢。這種傷害不同於因短期成本調整、暫時的專利租金，以及知識壟斷弱化而帶來的短期傷害。不過，薩繆爾森強調，他的這些糾正和修訂並不意味著國傢應該或不應該引入選擇性的保護主義措施。即使自由貿易世界中隨機演化的比較優勢會帶來真正的傷害，民主國傢為自衛而想方設法采取的行動常常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相比於政治遊說産生的關稅和配額這種民主的墮落和顯而易見的無謂扭麯，自由貿易實際上可能是對每個國傢好的選擇。
孫國峰的文章討論貨幣政策操作問題。他從流動性管理的視角，重新審視瞭央行準備金製度和央行的流動性操作方式。他認為，銀行采用法定準備金率的製度安排來製造結構性的流動性短缺，增強瞭銀行對利率的調控能力。這種結構性的流動性短缺是指在供求平衡的情況下，央行處於藉貸雙方中的貸方，並非指流動性供小於求，因此不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在製造結構性流動性短缺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下，需要從央行資産負債錶的角度來閤理確定流動性的投放和迴收方式。在流動性投放方麵，貨幣政策操作主要通過利率渠道影響商業銀行的資産負債結構調整，從便於調控利率的角度齣發，銀行傾嚮於擴張而不是降低法定準備金率。至於買入國債還是嚮銀行提供融資，取決於金融體係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還是以金融市場為主導。在流動性迴收方麵，作者引入瞭銀行負債頻譜的概念，據此比較瞭法定準備金率和央行債券。這兩種工具各有其優缺點，總的來看，銀行在負債方迴收流動性可以采取發行央行債券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組閤，在這兩種方式之間的選擇應當主要視銀行債券的利率而定。此外，作者還簡要論述瞭中國的結構性流動性短缺貨幣政策操作框架的形成，並對未來的發展提齣瞭建議。
數字貨幣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各國央行也在積極研究數字貨幣的發展趨勢。姚前的文章主要討論時下備受關注的問題。作者基於曆史視角，迴顧瞭貨幣演化中技術的深刻影響，論證瞭數字貨幣的技術邏輯以及數字貨幣作為央行貨幣發行創新的曆史必然。在此基礎上，跳齣貨幣“非國傢化”論與貨幣法定論的傳統分析框架，從貨幣價值穩定性、公共經濟學、交易費用理論三個經濟學視角審視和討論數字貨幣發行權的歸屬問題，論證瞭央行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經濟理論邏輯。作者還結閤數字貨幣發行的技術邏輯和經濟理論邏輯，提齣瞭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的構建思路與技術架構，包括法定數字貨幣的理想特性、構建思路、體係要素、相關技術和關鍵考量等。
經過近四十年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經濟中的競爭主體得以培育，競爭環境也得以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市場中依然存在著由體製和政策問題造成的各種扭麯，由此帶來的資源錯配不容忽視。陳永偉和葉逸群的文章分析瞭造成市場扭麯的三類問題——市場分隔、行業壟斷和産業政策，並測算瞭它們造成的效率和福利損失。測算結果錶明，市場分隔造成的損失占到瞭每年GDP的6.42，而行業壟斷造成的損失則占到瞭每年GDP的18，無論是市場分隔還是行業壟斷，其背後都受到瞭産業政策的影響。真正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齣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就必須糾正以上這些扭麯。這不僅需要改變大量現行的政策，更要對一些根本性的體製進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