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孟庆星

中国书法是一个很奇妙的艺术门类，它以文字为创作素材，因而具有很强的日常实用性；作为一门艺术，它又具有很强的感性化的情感特征。前者追求规范性，而后者则以自由为嚆矢。这自然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而一旦某种规范化的文字图像通过外部教化等方式在人们的情感世界里被自觉认同，也同样会产生强大的内在认同驱动力。中国历代统治者自然深知其中的利害和诀窍。

从中国历史来看，秦始皇制定『书同文』政策，标志着统治者对文字书法干预整合的某种高度自觉。此后，梁武帝、唐太宗、宋太宗、宋徽宗等历代统治者继其武，通过对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偶像的打造，形成了书法史上所谓的帖学系统。这个系统在表面上主要由书法偶像们笔下的作品图像连缀而成。在古代物质条件下，『刻帖』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传播方式。在官方主导的历代书法偶像作品图像的『刻帖』活动中，《三希堂法帖》的编刻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乾隆十二年(1747年)，弘历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兵部右侍郎汪由敦以《石渠宝笈》为据，从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中选择一部分，加以编次，勾摹上石，并由宋璋等人镌刻，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跋尾，全称为《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三希堂法帖》共收集了魏晋到明末135人的340件楷、行、草书作品，另有大量题跋和鉴藏印，工程巨大。

与其他丛帖特别是与《淳化阁帖》比较，《三希堂法帖》有许多优点。

其一，除少数是根据拓本勾摹外，其余都是根据当时内府珍藏的墨迹勾填摹勒上石，刻工十分精细，笔墨的燥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东晋『三希』书法——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均为墨迹上石，且刻工精良，其中《伯远帖》为真迹，《快雪时晴帖》为勾填的古摹本，《中秋帖》则为米氏临本。其二，由于宫廷条件优越，在历代官摹汇帖中，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首屈一指。被称为刻帖之祖的宋刻《淳化阁帖》其数不过十卷，《大观太清楼帖》仅二十二卷，而《三希堂法帖》则多达三十二卷，是前两者的总和。

《三希堂法帖》虽然有上述优点，但也有很多缺憾之处。

第一，所收作品中，真伪失辨者，不止一处。以二王为例，我们姑且不将勾填古摹本算在伪书之列，其伪书也占了大半。这些伪书已经由张伯英、容庚、王连起等学者指出不少。

第二，有些帖移行、挪位不够妥善，破坏了原来的气势和章法。这也是临习者应当注意的。

《三希堂法帖》所刊刻的历代书法作品，看似彼此孤立，却存在传统文人帖学系统的逻辑关系。例如，明末清初的大书家王铎，在乾隆时期被定位为『贰臣』，根据『人品即书品』的书法逻辑思维，自然被排除在《三希堂法帖》的系统之外。然而，宋末元初的赵孟頫、晚明的董其昌，虽也有人品上的不是之处，却被《三希堂法帖》推重。这就反映了帖学的内部逻辑，以及乾隆和相关文人的审美标准的实用特征。

乾隆及其御用文人所努力打造的完美理想的书法帖学传统，也是以所谓的『二王』魏晋传统为旨归的。从乾隆对『三希』的解释中就可见一斑：『然吾之以三希名堂者，亦非仅为藏帖也』；『则吾今之名此堂，谓之为希贤、希圣、希天之意』。

既然是有意打造，就会留下乾隆那个时代及其个人趣味的特征。清初康熙皇帝推崇赵孟頫、董其昌书法，形成了郑板桥所批评的『伪董伪赵满街市』的局面。康熙的审美趣味和文治策略被乾隆继承下来，因而在《三希堂法帖》中赵孟頫、董其昌成为被重点打造的书家，收录的作品自然会多多。

尽管之后还有许多刻帖产生，却不影响《三希堂法帖》成为此前一千多年帖学传统书法图像的集大成者。值得一提的是，《三希堂法帖》编刻之时，主流正统的阮元，野狐外道的『扬州八怪』，『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邓石如纷纷崛起，使得帖学之外的另一种书法图像——碑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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