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合语文教师及对语文感兴趣的中学生和家长阅读、参考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国学家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作编撰的“国学汇纂丛书”十种之一，1942年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7年再版，以后又多次在中国台湾地区再版、重印。全书共分二十章，是一本集语言学、修辞学、篇章学等方面综合研究文章及其写作的书籍，适合作为语文教师、语文教育教学研究者、中学生和语文爱好者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阅读或教育教学参考读物。

2017年秋季开始在全国中小学正式使用的“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先生说：“有一篇报道说，部编本语文是专治少读书、不读书的。我很赞赏这个说法。关于怎么使用新教材，推进教学改革，我说了很多，重要的是什么？我看就是回到原点，请老师带头多读书。”希望我们这套“以增进阅读兴趣为宗旨”的“国文教育经典”丛书能够为此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

蒋祖怡（1913—1992），著名学者、教育家，国学家蒋伯潜之子。1937年毕业于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历任中学国文教员，上海世界书局编辑、编审。1946年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后长期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存学深思，勤于笔耕，著有《文章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曲》《文心雕龙论丛》等数十部著作。

目录

第一章?绪说 ………………………………………………001

第二章?字的形态与意义 …………………………………019

第三章?字音的变化 ………………………………………033

第四章?复词的组织 ………………………………………047

第五章?词性及其活用 ……………………………………065

第六章?实数与虚数 ………………………………………082

第七章?遣词的方法 ………………………………………092

第八章?句子的构成式 ……………………………………124

第九章?句子的变化 ………………………………………137

第十章?明喻、暗喻和寓言 ………………………………157

第十一章?夸饰 ……………………………………………168

第十二章?大名与小名 ……………………………………177

第十三章?造句上应注意的事项 …………………………187

第十四章?章篇的安排 ……………………………………213

第十五章?开端与作结 ……………………………………228

第十六章?动作的描写和感情的抒发 ……………………242

第十七章?题目的研究 ……………………………………259

第十八章?写作的准备 ……………………………………269

第十九章?文章流变（上） ………………………………281

第二十章?文章流变（下） ………………………………311

精彩书摘

现代通行的是语体文，可是报章、公文还都通行文言。当民国四五年，《新青年》上登载着许多争辩的文章：有人主张仍用文言文，有人却以为非加改革、用语体文不可。现在语体文已奠定了根基，许多人都将这功劳归之於蔡元培、胡适、钱玄同诸人。胡适又有《白话文学史》的创作。可是只有上册，只谈到唐代，而忽略了宋代以后的演变；同时他只注意到古代平易的文章，以为平易便算是白话。其实语体文之所以成立，全是语文能一致的缘故。

我疑心三代以前是语文一致的。如《尚书》所载完全是佶屈聱牙的文章，而秦汉之文反较《尚书》为平易；这决不是中国文化的倒退，大抵《尚书》所载，完全是当时的口语，所以变成佶屈聱牙了。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之中，大抵是翻译《尚书》；也许因为纯写当时口语，汉代人不易明白，又或嫌它不文雅，所以改译了。又如《论语》中所用的助词，又与后来文言文所用的方式不同，大约这也是依当时口语来写录的。

…………

我们叙述白话文的开端，似乎应该从宋朝说起。宋代白话文的通行，最大的原因是杂剧讲史的盛行和理学的勃兴。

杂剧必须道白；在唐代只具雏形，而在宋代才成立。既有道白，那末，写录时一定得将道白一起写下来，不容翻译成文言。这便是实实在在的口语了。可惜在现代宋杂剧的本子不能找到。所记录的，大抵已是文人翻译过的。所谓讲史，类似今日之说书。说书当然是口语而不是文言。所以明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说：

小说起宋仁宗……故小说得胜回头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

即就现在所存的《宣和遗事》而言，是口头语后来稍加润色的，与唐代的传奇大不相同，如：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去大内门直上一条红绵绳上，飞下一个仙鹤儿来，口内衔有一道诏书，一员中使接得展开。奉圣旨：宣万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万姓！”少刻，京师有似雪浪，尽头上载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下山看灯。

此外说话之本，如《京本通俗小说》，较唐代小说冗长，且更多曲折，起首虽然好引诗词，而内容文字却是语体。此外如《古今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者，本收於《永乐大典》中）等等，也可以说是语体的作品。

为什么宋代小说突然会有语体写的？这一半也是戏剧的发达与说书的盛行，但一半也是承唐末五代的风气；不过在宋代始有明白可考的证据罢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清光绪的时候，敦煌千佛洞的藏经才显露，大抵都运入英、法，中国也有拾其目录藏京师图书馆。书为宋初所藏，多佛经，而内有俗文体的故事数种，盖唐末五代人抄。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则在伦敦博物馆，伍员入吴故事则在中国某氏，惜未能目睹，无以知其与后来之关系。

宋代以帝王而喜平话，这也是平话能盛行、能保留到现代的缘故吧。

宋儒理学盛行，而有“语录体”，以为“工文则害道”，所以用平凡的俗语来解释大道的。《唐书?艺文志》已有《神清参禅语录》。学者都重口语的实录，因此白话文便通行。但是钱大昕却反对道：

释子之语录始於唐,儒家之语录始於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

而当时宋儒，也确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的语解嘲的。其实，用口语作文章，宋儒也不必解嘲，后人也不必诟骂。宋儒使语体遗留下来，使口语与文章一致，他们的功劳，当在说述儒理以上。兹举陆象山语录做例：

凡事莫如此滞滞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长，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不理会事的人，不陷事中。

前言/序言

“文章”两字的本义，即“彣彰”，是文彩的意思。《考工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许慎《说文解字》中也说：“文，错画也；象交文。”都是解释作文彩的，后来引申作“文辞”讲，和“文采”两字一样。《礼乐记》：“广其节奏，省其文采。”《疏》：“文采，谓乐之宫商相应，若五色文采。”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亦作“文辞”解：“文采不表於后世。”现代所用，都是它们的引申义。

“文采”“文辞”“文章”三者的意义是相近的。《史记?孔子世家》：“约其文辞而指溥。”杜甫诗：“平生感意气，少小爱文辞。”文章是代表语言的，所以也可以称作“文辞”。《论语》中说“辞达而已矣”，即以辞代“文章”；《左传》中也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话，它将“言”和“文”混在一起讲，可见文章和语言关系之密切了。我以为三代以前言语和文章一致，语文并不分途，这也是一个证据。

由此看来，文章和天分有关，也和个性有关。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便以为乡民村女所哼出的歌辞，有的也是“绝妙好辞”，并不是一定要博学通儒才能够做出来的。他说：“有读破万卷不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照他的话看来，我们不必学做文章而写出来的一定非常佳妙了。但是这又不尽然。我们不是天才，不能舍弃了规矩方圆而单重灵感，因此，也不能忽略於作文方式的探讨的。

古人常常以为文章之道是非常奥妙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古人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为什么在他们眼光里看来，文章是如此神秘的东西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他们作文的目的是学古，脱离了现实而专拟古人，便难以逼真，不能逼真，便慨然兴叹，说文章之不易做了。扬雄在他的《解难》中说：

昔人有观象於天，视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

因为“昔人之辞，乃玉乃金”了，便不得不造《法言》来学《论语》，造《太玄》来学《易经》。《法言》中又说：“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也是这个意思。明代是专事拟古的时期。王世贞在他的《艺苑卮言》中提出他的模仿论道：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於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摹拟一篇，则易於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

这种刻意求古之说，明代最为盛行，所以清代侯方域的《壮悔堂文集》评论他们：

明三百年之文，拟马迁，拟班固，进而拟《庄》《列》，拟《管》《韩》，拟《左》《国》《公》《穀》，拟《石鼓文》《穆天子传》，似矣；卒以谓唐宋无文，则可谓溺於李梦阳、何景明之说，而中无确然自信者矣。

第二，以为文章是“敷赞圣旨”的工具，因此文章便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神而明之”了。“敷赞圣旨”之说，始於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群其本源，莫非经典。

到了唐代，韩愈乃益张其说，以为“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文宜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新唐书?艺文志》中也说他“擩哜道真，涵泳圣涯，韩愈倡之”。

宋代欧阳修也有类似此种冠冕堂皇的话。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耳。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后世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於渊泉，无不之也。

南宋真德秀有《文章正宗》以“穷理致用”为文章的功用。“夫士之於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清代方苞倡“古文义法”之说，更强调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与申居谦》一书中说：

古文本经术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后世文士之所可比也。

自从韩愈以后，这种观念直深入於人心。即自以为较方苞眼光廓大的曾国藩，也不免有此成见。这也和帝制时代的环境很有关系。他说：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自古迄今，一直相传，认为这种说法是颠扑不破的大道理。因此认为做文章是一件非常艰深、伟大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是和圣贤之道有关系的。

由於上面两种原因，文章变成为至高无上而神妙莫传的秘宝。於是字字就有其出典，语语求其神似古人的语气。文章既然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便应该和它发生联系，为什么还要唯古是求？为什么一定要使它成为“赞圣”“载道”“穷理”的工具呢？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中说得好：“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宾、嘉，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唐刘知几的《史通?言语篇》中有更精辟的意见：

夫三传之说，即不习於《尚书》；两汉之制，又多违於《战策》。足以验甿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时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即遍摹《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於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他所论言语文章之关系，甚为明确。从此可知专事学古的不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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