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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先生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容易局限于单学科的范围之内。陈其泰先生跳出这种窠臼，认识到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龚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家，提出了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阐释。
二、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拓展史学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成果。陈其泰先生认为，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伴随、相呼应。20世纪初，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随着变法失败而告终结，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它却成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学术源头之一。《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对于深化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有集中展现。“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陈其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流变和发展的评价尤为精到。他指出，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十七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不过“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仍取得许多重大的成绩。进入新时期以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认识到历史编纂学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重大意义。陈其泰先生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他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陈其泰史学萃编》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我们处在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传统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世代史家撰成的优秀历史著作，忠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生动地记载了国家不断走向统一、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的历史进程。陈其泰先生的著作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了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陈其泰先生满腔热忱，对民族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字里行间可见，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优秀士人精神的薪火传承。
内容简介
《陈其泰史学萃编》全书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学术史沉思录》《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本书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2本，全书内容安排， 前面为“总论”， 重点论述关于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几个理论问题， 然后按照传统史学前期、传统史学后期、近代史学， 分为上、中、下三编。书中大多数专题， 都曾先写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此次结集出版时，作者又对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
作者简介
陈其泰先生，1939年出生在粤东韩江边的一个小镇，195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1963年7月从中山大学毕业，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之后，考取了白寿彝先生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从这时候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我念研究生时已三十九岁，深感时间珍贵，时不我待，因而认真读书、写作。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十一种，主编的著作二种，另有合著三种。”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和传奇。
目录
总 论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超越单纯考证尺度的局限
历史编撰与创新精神
传统·近代·当代
２０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上 编
《左传》在传统史学上的地位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
汉初史论的时代色彩和主要成就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司马迁价值观与儒学
对《汉书》十志的总体考察
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中 编
苏颂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谈迁与《国榷》
马骕的史学成就
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精良方法及其影响
钱大昕与元史学
《廿二史劄记》：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
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
下 编
龚自珍、魏源的学术风格
黄遵宪的近代开放意识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章太炎对近代史学的贡献与局限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跋 语
前言/序言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用户评价
老实说，我挑选这本书时，是抱着一种“探险”的心态。市面上的历史解读汗牛充栋，大多数都陷入了对权谋斗争或经济基础的过度阐释，仿佛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些物质条件投射出的一个苍白影子。我更关心的是那些非理性、近乎本能的集体信念是如何渗透到日常行为和艺术表达中的。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如果能偏向于思辨性而非纯粹的史料堆砌，那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加分项。我尤其期待作者能够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去挖掘一些微观的文化载体，比如民间故事、谚语、甚至某一阶段的服饰变迁中，如何悄无声息地体现出一种民族的“气韵”。如果它能成功地构建起历史事件与集体心理之间的桥梁，让我们看到那些被时间冲刷掉的细微情感痕迹，那这本书就成功了。我不太喜欢那种过于学术化、术语堆砌的文字，那样会让人产生疏离感。我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叙述，仿佛作者正坐在我对面，用他自己沉淀了多年的思考，与我进行一场深入的对话，那种感觉是阅读其他工具书无法替代的。
评分《史学与民族精神》这本书的标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作为一名对历史叙事和文化传承抱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一直好奇，那些宏大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与一个群体最深层的精神内核交织在一起的？这本书似乎试图为我们揭示这条复杂的路径。我期望看到作者如何将冰冷的史料与鲜活的民族情感进行对接，而不是仅仅罗列年代和事件。真正有力量的史学，应当是能够触及灵魂的，它需要一种穿透表象、直抵人心的笔触。我尤其关注它在处理重大历史转折点时，民族精神是如何被重塑或巩固的。例如，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或内部剧变时，是哪些核心价值支撑着一个民族走过低谷？我希望作者能提供一些不同寻常的解读视角，哪怕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无妨，只要能激发我的思考。如果仅仅是教科书式的梳理，那这本书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它需要有那种“开天辟地”的洞察力，让我读完后能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并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回应。我希望它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提供一把更锋利的钥匙，去开启我心中尘封已久的对历史的疑问。
评分说实话，最初我有些担心这本书的学术门槛会很高，毕竟“史学”和“精神”都是庞大的概念。但翻开后发现，作者的叙事节奏掌握得非常好，行文流畅，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晦涩感。尤其是在描述那些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洞察力让人拍案叫绝。例如，书中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集体焦虑感的描述，竟然与我阅读某些哲学著作时的体验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让我忽然明白了某些看似无意义的历史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驱动力。这不再是冷冰冰的史料，而是活生生的、带有体温的人类群像。我欣赏它不回避矛盾的勇气，它没有试图将民族精神描绘成一个完美无瑕的整体，而是承认了其中夹杂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集体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的、多层次的印记，让人在阅读后感到一种深刻的、近乎朝圣般的满足感。
评分我对史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交叉领域，而“民族精神”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具魅力的切入点。我阅读过不少西方理论对“民族性”的解构，他们常常将其视为一种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我很好奇，这本书在面对本土语境下的“精神”时，是如何平衡其内在的“客观性”和外在的“社会构建性”的。如果作者能够引入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体如何被吸纳进一个更大的精神共同体中去，那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将大大提升。我特别关注那些定义“民族精神”的关键性事件或人物，他们是如何通过言语、行动或制度，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或审美观固化下来的。我希望这本书不是提供一个总结性的论断，而是提供一套审视工具，让我能够自己去判断，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所秉持的“精神”有哪些成分是永恒的，又有哪些是需要被时代所修正的。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厚重而有质感，仿佛在暗示其内容的份量。然而，真正吸引我的是其对“民族精神”这个抽象概念的实践性解读。我总觉得，精神的东西是难以捉摸的，它不是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指标，更像是一种集体的“气质”。这本书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它是否能将这种“气质”与具体的历史片段有效地关联起来。我希望作者能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窠臼，那种只歌颂不批判的论调只会让历史失去其应有的厚度。真正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在不断的自我审视和痛苦反思中锤炼出来的。因此，我期待看到对历史上的失败、误区，以及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声音的关注。如果能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塑造和反思这种精神的论述，那将是非常精彩的部分。我需要看到的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化的精神图景，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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