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彩图珍藏版）附《进化论的十大猜想》科学素养文库 科学元典丛书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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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达尔文 著

图书标签:

• 达尔文
• 进化论
• 物种起源
• 科学
• 自然科学
•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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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素养
• 科普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9235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68413

包装：精装

丛书名： 科学元典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雅质纸

页数：476

字数：550000

编辑推荐

全新改版·华美精装·大字彩图·书房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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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两千年人类文明史！

内容简介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著名的代表作，是奠定生物进化论重要的著作，也是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巨著。它1859年出版时就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此后的100年多里仍不断地引起激烈争论。
　　《物种起源》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
　　《物种起源》（彩图珍藏版）增加了300余幅彩色插图。这些图片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精心的编配，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思想。图片内容包括物种、生境、人物、器物等，图片形式既有绘画也有木刻或漫画，既有笔记也有书信。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图片系原创的摄影作品，是珍贵的科考成果。
　　《物种起源》（彩图珍藏版）丰富地再现了达尔文的生平故事、思想发展过程及其学术往来，完美地呈现了千姿百态的自然世界以及令人叹服的思想高度。大大提高了原著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作者简介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 —1882），伟大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舒德干，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西北大学博物馆馆长。2015年，舒德干教授重走达尔文航路，以高级科学顾问身份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幸运地目睹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描述的部分生物和进化证据。本书由他领衔翻译，并由他亲自“音频+视频+图文”导读。附录还收入了他撰写的“进化论的十大猜想”，高屋建瓴而又通俗易懂地阐述了进化论发展的未来之路，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目录

导 读
中译本前言
引言（本书第一版面世前关于“物种起源”思想的发展过程)
绪论
第1章 家养状态下的变异
第２章 自然状态下的变异
第3章 生存斗争
第4章 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
第5章 变异的法则
第6章 本学说之难点及其解绎
第7章 对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异议
第8章 本　能
第9章 杂种性质
第12章 生物的地理分布
第10章 地质记录的不完整
第13章 生物的地理分布（续）
第11章 古生物的演替
第14章 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形态学、胚胎学和退化器官的证据
第15章 综述和结论
附录
进化论的十大猜想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导 读


十多年前，当听到编辑先生要我为《物种起源》译本写一篇“导读”时，心里着实有些诚惶诚恐。尽管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对进化理论的浓厚兴趣由来已久，但总担心自己对原作缺乏较好的理解，更无法做到对近百年来进化理论沿革的洞悉，难以胜任写出一篇有益的导读来。弄得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误导他人。
1964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学校为我们古生物学专业设立的“达尔文主义”课程曾深深地吸引着我，热烈的课堂讨论让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结果仍一知半解。“文化大革命”后的1978年，当我能够回到大学继续学习时，第一件事便是到图书馆借一部《物种起源》，接着在旧书店买到一本朱洗先生的《生物的进化》，将自己埋在陋室里独自咀嚼玩味，自得其乐；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近二十年来我们拿着国家各种研究基金，一头扎进5.2亿年前的澄江化石宝库里折腾，希望通过这个独特的科学窗口能窥视并解绎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一些奥秘；这后者便正是达尔文当年创立以渐变论为基调的进化论时碰到的一个重大难题；这自然迫使我较仔细地学习了一些近代和现代进化论的新知识。1998年春夏之季，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工作时，专门造访了剑桥的达尔文学院和达尔文当年就读的基督学院。在那里的图书馆我也学习了一些达尔文传记和现代进化论的书籍。此外，我专程赶到位于伦敦东南的肯特郡的达尔文故居博物馆“党豪思”（Down House），在达尔文伏案40年的工作室里，在他勤勉研究、观察过的植物暖房实验室里，在他日复一日行走并思索的沙径小路上，在众多实物原景无言但醉人的感染下，身临其境，聆听达尔文，自然让我对《物种起源》及其作者更添了一份感悟，多了一层理解。然而，我也有自知之明，我离完全理解这部曾改变整个人类世界观的博大精深的伟大著作仍有很大距离。如果读者们宽宏大量，觉得这篇“导读”大体符合著者的原意，而未造成明显“误导”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的“导读”曾分成四个部分，分插在译文的对应章节之前。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版本仍保留它们的基本格局，但已略加修改、增删，并将它们合并在一起了。这样，能增加一些阅读时的连贯性。此外，导读新增加了“达尔文生平及其科研活动简介”“达尔文学说问世以来生物进化论的发展概况及其展望”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西蒙·康威莫里斯先生为《物种起源》这部汉译本所写的“前言”等三个部分的内容。为纪念原作首版发表150周年，在2009年，我对全书的译文和导读进行了再次修订。此外，还遵照编辑的要求在书末附上了我在《自然杂志》上新近发表的一篇小文的修改版（其题目也改为《进化论的十大猜想》），权当对进化论发展脉络的概要补记。




《物种起源》各章导读

一、引言和绪论导读

跟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一样，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诞生主要得助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思想财富的继承和精练；二是大量直接和间接科学实践的累积；三是科学灵感的点燃。关于历史上进化思想财富的继承，达尔文在他这部科学巨著和哲学宏论的开首，便以“引言”的形式简述了34位先行者的工作。其实，进化思想源远流长，涉及面广，与达尔文学说的诞生关系密切。为了帮助读者对这一历史背景有更多的了解，这里再做些补充和简介。
在绪论中，达尔文介绍了他一生中两件后来导源出进化学说的最为重大的科学实践，一是1831年刚刚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请注意：不是人们经常误传的“神学院”；其实剑桥大学没有神学院）毕业后便以船长的高级陪侍和兼职博物学者的双重身份投身历时五年的贝格尔号舰的环球旅行。广泛搜集和深入观察所得来的大量自然界中物种变化的事实，对年轻达尔文头脑中的自然神学观念产生了强烈撞击。此后的三年间（1836年至1839年），他认真思考了由这次环球考察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最终放弃了神学信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1836 年至1839 年间，我逐渐认识到，《旧约全书》中有明显伪造世界历史的东西……我逐渐不再相信基督是神的化身，以致最后完全不信神了。”1837年7月至1838年2月他撰写了两篇物种演变的笔记，至此，他已认识到所有物种绝非上帝所造，而是由先前存在的其他物种逐渐演变的产物。导致达尔文学说诞生的另一长期实践是他在农作物的人工培植和家养动物人工饲养上直接和间接的工作经验。我们都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之一是自然选择理论。然而，自然选择常常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自然过程，很难有幸在短促的人生中直接观察得到。于是，作者从与自然选择异曲同工的人工选择入手，先论证家养动植物的微小变异，为了迎合人类本身的某种需要而不断被“人为选择”和积累，从而产生了新品种以致新物种。正是达尔文这种广博而精细的人工选择和深入观察，为科学界接受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启开了半扇大门。
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还得益于两次科学灵感的激发，一次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芬雀（Finch），后来被人们称为达尔文雀，通过不断变异而产生新物种的事实启发了达尔文“物种可变”思想的形成；另一次则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使达尔文联想到，生存斗争驱使物种不断因适应环境而演变的主要动力应该是自然选择作用。1836年底结束贝格尔号航行回到英国之后，达尔文将他从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带回的雀类标本交给鸟类专家J.古尔德研究。经过反复比较论证后，古尔德明确表示，其中有些原来被认为属于同一物种内的不同变种或亚种的标本，实际上应该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物种。由此，达尔文敏锐地领悟到，物种是可变的，一个物种完全可以通过渐变或“间断平衡”的方式演变成另一个新物种。1837年达尔文在他的物种演化笔记中首次勾勒出了言简意赅的动物演化树示意图（“Branching Tree ”）。
由物种可变或生物演化的观念到真正创立一个有说服力的进化理论，还必须解决生物演化的机制和驱动力问题。在达尔文之前，拉马克等一批早期进化论者也曾试图探索生物演化的机制，但均未成功。正在这时，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如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给达尔文带来很大的灵感启迪，催生了“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838 年10 月……为了消遣，我偶尔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按当时对各种动植物生活方式的观察，我已胸有成竹，完全能够正确估价这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的生存斗争的意义。于是，我头脑里便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在这种生存斗争条件下，有利变异必然趋于保存，而不利变异应该趋于消亡，其结果必然导致新物种的形成。于是，我终于形成了一个能用来指导我工作的理论。”他所说的这个“理论”，就是他本人后来逐步完善的自然选择理论。
在第一版原作中，并没有“引言”。至第三版才增添了该“引言”部分。在这里，达尔文介绍了近代进化思想的渊源。然而，对那时两位伟大的进化论先驱者——法国的布丰和拉马克介绍得过于简略。当年达尔文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他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做些客观的补充。
布丰（Buffon ）在进化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第一个从科学上讨论物种变异的人，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布丰早年信奉物种不变论。在他54岁时，产生进化思想，然而在60岁以后，很可能由于其贵族阶层固有的软弱性，终又皈依物种不变论的阵营。由此看来，进化思想的发展历程，与其说是学术思想之争，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思想斗争，在这里，斗争的勇气至关重要。回顾整个进化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出，欧洲进化的思想源自古希腊，历经2000 年的休眠，至17世纪才再度发萌。这时，尽管有不少学者在探索、在讨论、在挑战，但终因宗教界的强力压制，只能在地下蠢蠢欲动，难以破土而出、形成气候。连林奈这样的大智大慧者明知物种在变，也为宗教势力所屈服，最终仍是沦为物种不变论的守护神。（只要不是圣贤，都会本能地趋利避害、明哲保身；“保命要紧，保全既得荣誉地位也要紧”常是第一选择。林奈是这样，布丰是这样，居维叶更是这样，后者还干过落井下石的勾当。恰好在这一点上，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最接近圣贤！）布丰对进化思想的主要贡献，并不完全限于其本身的学术著作，而是他亲手培养了拉马克（J.Lamarck，1744—1829）和圣提雷尔（Saint-hilaire，1772—1844）两个直竖造反大旗的学生。尤其是前者，实为进化论的第一奠基人。
拉马克，出身戎伍，27岁时在巴黎银行供职，业余研究植物学，极其勤奋，七年后完成《全法植物志》，开始闻名于世；此后，兼攻无脊椎动物学。50岁时，被聘为巴黎博物院无脊椎动物学教授。1809年出版《动物学哲学》，从而创立了以渐变论为基调的生物进化论。
拉马克的进化学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一切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由别的物种传衍而来；生物变异和进化是连续、缓慢的过程。他观察到，化石生物越是古老便越低级、越简单，反之，则与现代生物越相似。（2）在演化机制上，他突出强调环境的作用：环境变化使生物发生适应性变化；而环境的多样性便自然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进化的动因上，即生物遗传变异方面，他提出了两条著名的法则。第一法则：凡是尚未达到最大发展限度的生物，其器官如使用得越多便越发达，反之，长期不用，则会削弱和衰退，直至消亡，简称为用进废退。第二法则：获得性遗传，即生物由于后天变化所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该法则正确与否，文后的“附录”还将讨论）。拉马克学说，虽然没有形成严密完整的体系，但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却赢得了众多的信奉者。
［评述：达尔文对进化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生命之树”猜想。前两点已经被各种教材和评论文章反复陈述，而最后一点却常被人们所忽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本书“引言”中不仅明确记述了30余人先于他提出了物种可变思想，而且还坦诚承认，至少有另外2人捷足先登提出了自然选择思想。这就是说，尽管达尔文在物种可变和自然选择思想论证上的贡献无人能望其项背，但他却不拥有这一伟大思想的首创权。但是，对于“生命之树”猜想，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进化论是生物学中最大的统一理论”。那么，它最核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著名进化论者张昀的看法一语中的：“现代进化概念的核心是‘万物同源’及分化、发展的思想”（1998年，《生物进化》）。显然，从本书第四章的“性状趋异”一节以后的文字及原书中的唯一插图（正文第96页）可以看出，达尔文是“生命之树”猜想的缔造者。与此相反，拉马克最令人遗憾的学术失误莫过于他不慎落入了当时仍在流行的“简单生命可以不断自发地从无机物中产生出来”的忽悠圈套，从而武断地推测，在过去任何地质时期也同样会不断“自发地”产生出新的简单生命，此后它们沿着各自的路线分别向较为复杂的生命步步渐变。其结果十分不妙：使他误导出了与“万物共祖”背离的所谓“平行演化”假说（请见本书正文第102 页以及鲍勒的《进化思想史》，1989年）。这是一代伟人的悲哀。］

二、第1章至第5章导读：自然选择和万物共祖学说的建立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主体，在这里作者成功地创立了他的进化理论的核心——自然选择和万物共祖学说。前两章，作者通过详细的观察，分别列举了大量的家养动植物与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的变异现象。在自然界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形形色色的生存斗争中，生物的各种微小变异无可避免地都要经受自然选择作用的“筛选”：对生物适应有利的变异便得以保存和积累，不利的变异则终究要遭受淘汰。正是这种无可回避的自然选择作用，构成了生物不断由一个物种演变成另一物种的基本驱动力。

第1章，家养状态下的变异。作者之所以在开首第1章就优先论证家养状态下生物变异的普遍性，这是因为变异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原料”。假若没有变异，那自然选择将成为无米之炊。但为什么作者不直接讨论自然状态下的变异，而要先研究家养状态下的变异呢？正如达尔文本人指出的那样，家养状态下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在自然状态下的条件稳定均一，因而变异更大、更显著、更易于观察、更为人们所熟知。由显见的家养状态下的变异入手，然后再用类比的方法，逐步深入到较难于观察到的自然界中的微小变异，应当是人们认识复杂事物本质属性的常规逻辑。由显而微，先易后难，这也正是达尔文论证方法的高明之处。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1. 生物变异具有普遍性，几乎没有生物不发生变异。
2. 变异的原因：内因是生物的本性，外因是生活条件；内因比外因更为重要，它决定了变异的性质和方向。［评述：达尔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的科学界尚未认识到，这个“内因”主要寓寄于基因（即DNA的片段）的形形色色的遗传变化上］。
3. 生活条件的变化，对引发变异极为重要，它能直接作用于生物体，也能间接地影响到生殖器官。
4. 变异的性质包括一定变异和不定变异。一定变异，或称定向变异，是指在同样生活条件下，几乎所有个体都发生相似的变异。不定变异，或称非定向变异，是指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的个体发生了各不相同的变异。这时生物的内在特性起决定作用。
5. 变异的一些规律：用进废退：器官构造凡经常使用的，则发达，凡不经常使用的，则退化（评述：这是沿用了拉马克等人的观点）。相关变异：许多器官间彼此密切相关，其中一个器官发生变异，常可以引起相关的器官也随之变异。
6. 生物皆具有稳定的遗传性，于是才能保证鸡生鸡，狗生狗；生物的大多数变异可以遗传下去。
7. 达尔文接受了拉马克“获得性遗传”
的理论，即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评述：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一点一直未能在后来的遗传学实验中得到验证，因而常遭到传统遗传学的诟病。然而，最近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 ）的新进展显示，它有可能是自然选择理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与后者对立或互相排斥的一种假说。探索仍在进行中，似可拭目以待。］
8. 有些性状极易发生变异。通过人工选择可使性状分歧定向发展，从而形成许多形态上相差很远的新品种。达尔文对近150个家鸽品种的比较研究表明，它们皆起源于一个叫岩鸽的野生种。
9. 在家养动植物的各种变异中，人类总是刻意选择、保留那些对人类有利的、而不一定对动植物本身有益的性状变异，通过逐代积累，以培育出新品种。所以人工选择具有创造性。


10. 人工选择的基本方法有二：一是择优，


2. 斗争的原因：高繁殖率与食物和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矛盾。
（评述：从学术思想的“优先律”规则上看，自然选择理论似乎应该是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创立的，因为该假说是他们于1858 年7月1日联名在伦敦林奈学会共同发表的。然而，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引言”中所述，早在1813 年威尔斯先生就提出了这一见解，尽管没有充分论述。）
第4章，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这一章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和灵魂。在前两章充分讨论自然选择的原料（变异）和自然选择的工具（生存斗争）之后，本章着重论证在各种各样生存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适者生存，即生活环境对有利变异的选择作用及选择的结果，这的确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那二是汰劣，或称剪除“无赖汉”。

11. 人工选择包括有意识选择和无意识选择。前者目的十分明确，计划周全，能在较短时期内培育出新品种；而后者则无明确目标，只是一般性的择优而育，因而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产生新品种。


第2章，自然状态下的变异。自然选择是一个重大主题，不大容易一下子说得明白。而且自然选择过程进展十分缓慢，一个人的有生之年，难于观察到极明显的变异现象，所以在论述家养状态下的变异及人工选择之后，达尔文并没有一下子直接切入自然选择这一主题，而是按照自然选择的“原料”（变异）——自然选择的“工具”（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适者生存）的逻辑顺序分步逐层推进的。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举出大量事实论证了自然状态下变异的普遍性。
2. 有些生物类型，到底应该定为物种，还是视作物种之下的变种，有时很难判定，因此，我们称这些类型为可疑物种。这一事实表明，任何物种，都是经过变种阶段逐渐演化而来的。变种实际上是初期物种。

3. 常见的物种分布十分广泛，其生活环境也更为多样化，因而变异也更大。
……

前言/序言

西蒙·康威莫里斯（1998年12月于剑桥大学）

早在1882年去世之前，达尔文便被公认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一位科学家。在他二世纪华诞（2009年）临近的今天，人们不仅更加认识到他的伟大，而且还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他在生命科学上的研究方法及其成就的深远意义仍远未为人们所全面认识。起初，他十分担心，他那个由一系列学术思想构成的理论体系是否能赢得大众广泛的认同。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理论是符合真理的，正如爱因斯坦坚信自己的广义相对论一样。而且，他还坚信，即使对这些原理的论证还不够完善，但自然选择的进化原理终将成为生命科学中不朽的基本思想。
现在，他这本《物种起源》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了。实际上，他早年关于进化原理的这些论述，现在已被人们视为显而易见的真理。这本巨著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使得有关他的那些故事，譬如那漫长的贝格尔号环球旅行，后来又从喧嚣的伦敦隐居到乡村的党豪思（自1842年至达尔文1882年逝世，他全家在这里居住了整整40 年。——译者注），以及他缠绵不断的疾病困扰，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所传颂。已故的约翰·波尔比对此深有研究：达尔文很糟糕的身体状况及其摇摆不定的宗教信仰，使他曾担心他这些学术思想尚未完成便会有人捷足先登，对他自己是否能够成功而安全地架起逾越宗教信仰和科学真理间的鸿沟的桥梁也不无忧虑。的确，即使今天我们能够“事后诸葛亮”，也很难完全说清有关达尔文的传奇故事。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物种起源》中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很有必要去认识那些曾给达尔文带来成功和鸿运的外部条件。假如没有这些幸运的客观条件，他也许最终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医生，或者一个平庸的牧师，或者只是在优雅的乡村环境里养病休闲；要不，就像他哥哥拉斯那样，在都市里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回顾他独特的人生道路，对我们大家也许会有所教益。过去，我们在评价达尔文成功道路时，有一点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就是当他登上贝格尔号时，他把自己首先看做是一名地质学家。当他经历了五年漫长的环球旅行安全回到英格兰时，仍视自己为一名地质学家。无疑，在他完成这次环球旅行，还未来得及开启他第一本航行日记，导致他二十三年后《物种起源》问世的那些思想萌芽便已在脑子里开始形成了。达尔文是伟大地质学家莱伊尔的热烈崇拜者，即使后来两人在关于进化理论及人类在进化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认识上分歧很大，以致关系有些紧张，但他们仍是诚挚的朋友。正是莱伊尔向达尔文建议，在读完他多卷本巨著《地质学原理》之后，应思考一下地质时期是否比过去想象的要漫长得多。于是，在这种漫长的时间框架下，自然作用过程如果不是周期性发生的话，便可以渐变的形式逐步发生。同时，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地球上的岩石和地貌景观，便可以搞清它的发展历史了。无疑，同样的原理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有机界的演化。达尔文时代的地质学跟现代的地质学一样，常常只基于一些零碎、甚至一些不十分可靠的证据便可以大胆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我们从达尔文的早期经历，尤其是他的地质学思想可以看出，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对于他探索物种的起源显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剑桥大学有两个人在早年对激发达尔文的科学兴趣曾起过特殊的作用，一个是约翰·亨斯洛，另一个是亚当·塞奇威克。前者是一位植物学家，对达尔文影响很大，曾给他许多有益的指导和鞭策。在起初达尔文尚无明确的研究方向时，他便敏锐地觉察出这位年轻人的内在潜力。塞奇威克是一位地质学家。正是他带领达尔文进行了跨越威尔士北部的野外地质旅行（1831 年）。从这个复杂的地质结构体中，达尔文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在通常外行看来是杂乱无章的地质体中理出头绪和规律。塞奇威克直到晚年也没有接受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而在达尔文其他一些朋友中，无论是植物学家约·胡克，还是莱伊尔，在很大程度上都对他的革命性的进化论持有保留态度。然而，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却对他都十分敬重。而且，达尔文还有许多热烈而忠诚的崇拜者，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要算是争强好胜的托马斯·赫胥黎。除了这些挚友之外，他还拥有一大批笔友，其中包括科学家、动物配种家，外国专家和植物学家，他们常常为达尔文大量的咨询难题提供详尽的答案。在众多有可能成为达尔文学术论敌的人中，华莱士也曾独立地发现了物种起源的基本理论。然而，他并不将自己视为达尔文学术上的竞争者，而认为两人都同时发现了这一伟大的生命奥秘，而且他欣然承认，在其他方面，达尔文比他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戴、尊重达尔文。他也有一些像理·欧文和乔·米伐特这样的夙敌。然而，达尔文从未因为遭到各种学术上的非议而悲哀，更未屈服于任何人身攻击和嘲笑。
诚然，达尔文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尽管有些方面还令人费解。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走过珊瑚礁时，便能正确地解释它的形成机理；也是他能花费艰巨细致的劳动去揭示藤壶极其复杂的内部构造；他曾为兰花精美的构造拍案叫绝；他也曾着迷于家鸽形形色色变种的配育；他还对蚯蚓缓慢而持续不断的活动效应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曾试图从整体上去探寻生命的真谛和演进。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其起点都可以追溯到《物种起源》。




引　言

（本书第一版面世前关于“物种起源”思想的发展过程）


在正文之前，我想扼要谈谈有关“物种起源”思想的发展过程。一直到最近，绝大多数博物学者仍然相信物种是由造物主一个一个造出来的，而且这些物种一经造出，便不再变化。其他许多作者也支持这种观点。但另一方面，也有为数不多的博物学者认为物种在变，现存的物种不过是过去物种的后代。古代学者① 对这个问题只有些模糊认识，姑且不论；近代从科学角度讨论物种的，布丰当为第一人。然而，在不同时期他的观点变动很大，而且他也没有论及物种变异的原因和途径，所以我就不打算在此详细讨论了。
在物种起源问题上进行过较深入探讨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应首推拉马克。这位著名的博物学者在1801年首次发表了他的基本观点，随后在1809年的《动物学哲学》和1815年的《无脊椎动物学》中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在这些著作中，他明确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都是从其他物种演变而来的。拉马克的卓越贡献就在于，他第一个唤起人们注意到有机界跟无机界一样，万物皆变，这是自然法则，而不是神灵干预的结果。拉马克物种渐变的结论，主要是根据物种与变种间的极端相似性、有些物种之间存在着完善的过渡系列以及家养动植物的比较形态学得出的。至于变异的原因，他认为有些与生活条件有关，有些与杂交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
①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听诊术》第二册第8 章第2 页说道：降雨并不是为了使谷物生长，也不是为了毁坏农民户外脱了粒的谷物。接着他将同样的观点应用于生物体，他说（这些话是格里斯翻译并首先告诉我的）：“于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身体各部分发生自然界中的偶然巧合现象。例如，因为需要便长出了牙齿，门齿锐利，适于切割，臼齿钝平，适于咀嚼；但它们并不是为了这些功能而形成的，这只不过是偶然的结果罢了。身体的其他部分也是这样，它们的存在似乎要适应某种目的似的。于是，身体上所有构造，都好像是为着某种目的而形成，再经过内在自发力量适当地组合之后，便被保存下来了。如果不这样组合而成，便会灭亡或已经灭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选择原理的萌芽，然而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原理认识粗浅，从他对牙齿形成的看法便可窥见一斑。



器官的使用与否，即生活习性的影响。在他看来，自然界一切生物对环境美妙绝伦的适应现象，都是器官使用程度的结果。例如长颈鹿的长脖子就是由于它经常引颈取食树叶的结果。然而，他也相信生物进步性发展的法则。既然生物都有进步性变化的趋势，所以为了解释现在还存在着简单生物，他便坚持认为目前仍在不断自发地产生着新的简单生物。①
据圣提雷尔的儿子为他所做的传记记载，早在1795年圣提雷尔

①我所记得拉马克学说首次发表的日期，是根据小圣提雷尔1859 年出版的《博物学通论》第2 卷第205 页。这是一部讨论本题历史的优秀论著，对布丰的观点也有详细的记载。奇怪的是，我的祖父伊·达尔文医生早在1794 年出版的《动物学》里便已经阐发了与拉马克极其相似的错误见解。据小圣提雷尔，歌德也极力主张这一观点，尽管他在1794 年和1795 年著作的导言中提出了这些主张，但这些书却很晚才发表。又据梅定博士的《作为博物学家的歌德》第34 页，歌德主张，今后博物学家要研究的问题是：牛是如何获得牛角的，而不是如何使用牛角的。很有意思的是，在1794 年至1795 年间，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达尔文和法国的圣提雷尔皆对物种起源提出相同的看法。


便开始推测，我们所说的物种是由过去同一物种繁衍而来的各种产物。但直到1828年他才正式发表他的观点，即所有物种自形成以来并非一成不变。至于变异的原因，圣提雷尔认为生活环境是主要因素。然而他在做结论时极为谨慎，而且认为现存物种并未变异。正如其子补充的那样：“假如将来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就留给未来去讨论吧。”
1813年威尔斯博士在皇家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一个白人妇女的皮肤与黑人局部相似》。然而，这篇文章直到1818年他那著名的“关于复视和单视的两篇论文”问世时才得以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自然选择的原理，这是对这一学说的首次认识。但他的自然选择只限于人类，而且只限于人类的某些性状特征。他在提到黑种人和黑白混种人都具有某些热带疾病免疫功能这一事实之后指出：首先，所有的动物都具有变异的趋向；其次，农学家利用选种的方法进行家畜的品种改良。接着他又补充指出：“跟家畜的人工选择一样，自然界也在缓慢地改造人类以形成几个不同的人类变种，使他们适应各自的居住领地。起初散居在非洲中部的居民中，有少数可能产生了偶然的人类变种，其中有些有更强的抗病能力。结果，该种族便繁衍增多；而其他种族则减少，因为他们既不能抵抗疾病，也不能与强壮的邻族竞争。如前所述，这个强壮的种族当然是黑人。在这个黑肤种族中，变异继续发展，便产生了更黑的种族。肤色愈黑，便愈能适应当地的气候。结果，肤色最黑的类别，即使在当地不是唯一的类别，也是最繁盛的一支。”他还用同样的观点，讨论了居住在寒冷地带白种人的情况。我十分感谢罗莱先生，是他通过白莱斯先生唤起我注意到威尔斯以上论述的。
后来曾任曼彻斯特区教长的赫巴特牧师，在1822年出版的《园艺学会记录》第4卷，以及1837年发表的《石蒜科研究》一文中指出：“园艺实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植物学上的物种，只不过是较高级而较稳定的变种而已。”他还将该观点引申到动物界。他认为每一属内独立的物种，都是在原有变异可塑性极大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这些被创造出来的物种，主要是通过杂交和变异形成的。于是便一步步产生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物种。





1826年，格兰特教授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淡水海绵》论文的结尾处，明确地表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物种是由别的物种衍传而来的，并且可因变异而改进。他的这一观点，在他1834年发表的第55次演讲录中（刊于医学周刊）被再次提及。
1831年，马修先生在其《造船木材及植树》一文中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与我和华莱士先生在《林奈学会杂志》上发表的观点（下详），以及本书将进一步陈述的思想完全一致。遗憾的是，马修先生的论述过于简略，且又散见于一篇与该论题不大相关的著作的附记之中。因而，直到1860年，经马修本人在《园艺家时报》上重新提出之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马修先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大同小异。他认为地球上的生物曾经历过数次绝灭和复苏；他还认为，即使没有“先前生物的模型和胚芽”，也能产生出新类型。在我看来，他的理论似乎特别重视生活条件的直接影响。但无论如何，他已看清了自然选择的整体力量。
著名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冯·布赫在其《加那利群岛自然地理志》这一优秀论著中明确指出，变种可以渐变为恒定的物种，而且一旦成种之后，便不能再进行杂交了。
1836年，拉弗勒斯克在其《北美洲新植物志》一书第6页上曾指出：“一切物种，可能都经历过变种阶段；而许多变种，很可能通过逐渐获得固定特征之后而演化成物种。”然而，他在第18页却补上一句：“属的原型和祖先例外。”
1843—1844年间，哈德曼教授从正反两方面



“这些现象，使我们关于新西兰的无翼鸟和英格兰的红松鸡是各自在这些岛上被创造出来的以及它们是专为这些岛而分别创造出来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此外，应牢记，动物学家所谓‘创造’的意思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当红松鸡这样的例子“被动物学家举出当作专门在这些岛上并专门在这些岛上被创造出来的证据时，主要是想表示出，他并不知道红松鸡如何会产在那里，且只产在那里。从动物学家这种表示无知的方式看，他是想表达这样的信念，即鸟和岛的起源，皆因一个伟大而的观点介绍了物种形成和变异的理论，他本人似乎倾向于物种变异的理论。该文发表于美国《波士顿博物学杂志》（第4卷，第468 页）。
1844年，无著者名的《创造的遗迹》一书出版。在1853年第10次增订版中有这样一段话：“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们认为，生物界的各系列，从最简单最原始的生物到最高级最近代的生物，都是按上帝的旨意，由两种冲动力形成的。第一种冲动力赋予生物类型。它们在一定时期通过生殖的方式，经历级级递进，从最低等生物进化成最高等的双子叶植物和脊椎动物。这类生物级次不多，而且在生物性状上常有间断，使我们较难决定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第二是与生命力有关的冲动。它在世代演变中受各种环境因素如食物供应、居所和气候等的影响，并引起形态构造的变化，这便是‘自然神学家’的所谓‘适应’。”该书作者显然相信生物体制的演化是突变的、跳跃式的，但他也相信生物受环境作用而发生的变化是逐渐进行的。他依据一般的理由，极力主张物种决非不变。但是，很难搞清他所谓的两种冲动力，如何在科学意义上解释自然界众多奇妙的适应现象。例如，我们很难运用他的理论去阐明啄木鸟是如何演变而适于它特有的生活习性的。该书最初的几版错讹较多，极不科学严谨，但由于风格犀利而优美，所以广为流传。依我看，此书在英国有过很大的贡献，它唤起人们对生物演变的注意，使人们抛弃成见，以接受类似的进化理论。
1846年，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德马留斯·达洛在布鲁塞尔皇家学会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他认为，新物种由演变而生的理论应比分别创造出来的理论更为可靠。他这一看法早在1831 年就曾经发表。
1849年，欧文教授在《附肢的性质》第86页中写道：“从生物体的各种变化来看，原型的概念，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远在那些动物被证实存在之前就存在了。但靠什么自然法则或次生原因使它发展成生物，尚不得而知。”1858年，他在不列颠科学协会演讲中谈到“创造力连续作用或生物按既定法则而形成的原理”（第51页）。接着在第90页又在谈到生物的地理分布之后说：初创的原因所致”。如果我们将他同一演讲中前后言辞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在1858年并不知道无翼鸟和红松鸡在其各自故乡产生的原因，或者说，他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因而感到信念动摇了。



欧文教授的演讲，发表于我下面即将提到的华莱士与我在林奈学会宣读《物种起源》之后。当本书首次出版时，我和许多人都被欧文教授所谓“创造力连续作用”所迷惑，以为他跟其他古生物学家一样坚信物种不变。但是，按他在《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册第796页的文字，我似乎又觉得自己弄了个可笑的误会。所以，我在本书最近一版，曾根据他在《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一册上有关“模式型”的一段话（第35页）推测他的观点，认为欧文教授亦承认自然选择作用与新种的形成关系密切。现在看来，我的这个推测是合理的。然而，按该书第三册第798页的文字，又觉得该推测不对。最后，我又援引了欧文教授与伦敦评论报记者的通讯。从这篇通讯中，我本人和该报记者都觉得欧文教授在表示，他已先于我发表了自然选择学说。对他的这一申明，我既高兴，又惊愕。然而，据我了解到他最近发表的某些章节（同书第三册第798页）时，我感到我的判断大概又错了。但有一点令我聊以自慰，就是别人也都跟我一样，对欧文教授前后矛盾的说法感到难以理解和迷茫。当然，至于在自然选择理论的发表问题上，欧文教授是否在我之前，那无关紧要。因为在本章前面提到，远在我们之前，已有马修和威尔斯二人占先了。
1850年，小圣提雷尔在演讲中很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演讲摘要刊于1851年1月出版的《动物学评论杂志》）：“在相同环境条件下，物种的特征固定不变；但环境变了，则能引起变异。”他还说：“总之，对野生动物的观察，已证明物种具有有限的变异性。而野生动物变成家养，或家养再度返回野生，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经验表明，如此发生的差异可以达到属级特征的水平”。在1859年的《自然史通论》（第二卷第430页），他对上述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从最近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上知道，弗莱克博士早在1851年就在《都柏林医学报》发表了他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生物类型，都是从最初一种原始生物传衍下来的。然而，他所依据的理由和探索的方式，与我十分不同。现在他又发表了《从生物的亲缘关系解释物种起源》（1861年）。于是，我就没有必要在此花费笔墨详述他的观点了。
1852年，斯宾塞先生在《领导者报》上撰文（此文1858年重刊于他的论文集中），对生物特创论和演化论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基于家养生物性状的比较、众多物种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变化、物种与变种间的难辨识性，以及物种演化的级进原理，他认为物种都发生过变异，其变异的原因是由环境改变造成的。这位作者1855年还根据智力和才能是逐渐获得的原理讨论过心理学。
1853年，著名的植物学家劳丁先生，在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的卓越论文中（起初发表于《园艺论评》第102页，后重刊于《博物院新刊》第一卷171页），明确表示，物种的形成与栽培植物变种的情形相似。他将后者归于人工选择的力量，然而却没有说明自然选择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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