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20世紀上半葉，基要主義齣現瞭教義與倫理、正統教導與信仰實踐的分離，由於無法迴應當代文化的挑戰而從現代世界舞颱上退縮，甚至放棄瞭人道主義的責任。福音派領袖卡爾?亨利在本書中激烈批評瞭基要主義的問題，並呼籲福音派基督徒更新基要主義信仰，樹立閤乎聖jing的世界觀，勇敢迴應當代社會文化的需要。本書1947年齣版後，成為福音派的宣言。

作者簡介

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20世紀美國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傢，《今日基督教》雜誌首任主編。曾在美國富勒神學院任教。著述頗豐，包括六捲本巨著《上帝、啓示、權wei》《偉大文明的衰落》等。

目錄

前言

序言

引言

中譯本導言

第1章 基要派人道主義的失落

第2章 力挽頹勢

第3章 福音派最尷尬的分離

第4章 對宣講國度的憂慮

第5章 十字架上的基要派盜賊

第6章 努力尋求新的世界思想

第7章 福音派的“抗爭原則”

第8章 新改革之黎明

附錄:入世而不屬世

精彩書摘

福音派基督教在曆史上第一次與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長久地分離開來。

必須承認，基督教並非總是燃燒著最火熱的社會激情。盡管東西方世界之間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基督教來解釋，因為新約之世界-人生觀把古代世界從異教的野蠻中解救齣來，但在歐洲曆史上的較早時期，教會確實缺乏足夠的社會關懷。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傾嚮以靈性革命來取代政治革命，並堅定地支持封建製度。甚至在今天，羅馬天主教的人道主義也隻是權宜之計，這一點可以從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國三地天主教不同做法的對比中看到。即使在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中，他也拋棄瞭那些在農民戰爭中謀求改善社會和政治處境的民眾，而這些訴求不論在當時顯得多麼進步，在我們今天看來其實都微不足道。

但是，隨著基督教逐漸失去對世界的熱情，它不再是宗教改革試圖為西方思想恢復的那類使徒性或宣教性的基督教。基督教若能彰顯齣其真正特質，就總是能在任何時代都以理想主義基調麵對環境，並且能在舊有的文化中開始一輪接一輪的改革運動。

今天的基要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拒絕把基督教倫理等同於現代改革傢主張的人文主義倫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代的人文主義在抨擊社會罪惡時錶現得最旗幟鮮明和不遺餘力。它使得缺乏世界綱領的新教福音派在挑戰現行文化的使命中，隻能降至次要、甚至更加附屬的角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福音派人士從他們的對手那裏得到不少益處。例如，一位基要派的隨軍牧師最近錶示，由於美國聯邦基督教協進會對政府施加的影響，嚮軍人自由宣講福音的機會因而得到保護。他並非指協進會有彆於宗教現代主義，願意對曆史性的福音真理保駕護航，而是指整個隨軍牧師計劃從一開始就在協進會的監督下進行。而福音派人士對此或多或少是樂見的。

很明顯，新教陣營中齣現瞭令人尷尬的分離。盡管在西方曆史上，沒有哪一種精神力量如同基督教那樣嚮人類發齣挑戰——以崇高生活挑戰人的行為，以超自然的世界觀挑戰人的哲學，以崇高的盼望挑戰社會的重建。然而，在重大社會議題方麵，現代基要主義對現今世界的挑戰卻幾乎蕩然無存。當然，貫穿基督教曆史的福音挑戰總是以救贖為框架的，但是，現今時代已經感覺不到這樣的挑戰，因為基要主義沒能將其救贖信息與20世紀全球性的重大道德問題關聯起來。

在曆史上，希伯來-基督教思想一直堅持個體生命與世界緊密相連。聖經的本意是形而上學與倫理學密不可分，嚮全人類宣告閤神心意的社會秩序是聖經教導的重要部分。希伯來或基督教的理想社會總是嚮其時代的主流文化發齣震撼人心的挑戰，以救贖的大能譴責被縱容的社會罪惡，因為救贖信息注定要作光照亮世界，作鹽使全地受益。基要派僅僅堅持正統的教義理論是不夠的，還要有力地抨擊社會罪惡，這樣纔能讓全地知道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審判寶座前。至少這纔是使徒們所宣揚的基督教，也是後使徒時期護教學的精神。君王必定要嚮耶穌屈膝，如果不是今生，就是來生。如果上帝的國沒有在地上實現，這不是上帝的錯，也不是救贖性形而上學的錯，而是罪人的錯。

這種對神學-倫理的強調貫穿瞭希伯來-基督教思想。聖經超自然主義的終極價值是不可改變的。比起新約教義，新約倫理並不是新生事物。舊約早就有這些道德和形而上學觀念的萌芽，因為整本聖經都植根於創造、啓示和使人重生的上帝。後來的基督教不論在何種意義上廢除瞭律法，但沒有廢掉任何終極性的真理。在新約和舊約思想裏，人類隻有一個持久的文明根基——認識那位救贖的上帝。在新舊約兩個時期，拜假神、殺人、犯奸淫都是錯誤的，但其中除瞭摩西所說的原因之外，還有更終極的原因。這些行為不僅對於摩西而言是錯誤的，對於亞當也是如此；它們過去是錯誤的，將來也是錯誤的，因為它們與宇宙的至高主宰的意誌和屬性是敵對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這樣做都是完全錯誤的。整個世界被放在同樣的道德準則上，妄圖在另外的準則上建立起文明社會，不論在基督來到世上之前或之後，都注定要受到譴責。十誡揭示瞭穩固的社會應有的唯一可靠基礎，而所有脫離這些原則的人類文化，都會産生有害的、腐壞的酵。並且，若果離棄那位聖潔的救贖上帝——正是他將這些原則啓示給人，就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能達到這樣高的要求。

如同新約一樣，舊約的重要教導也包含道德內容。救贖形而上學的社會嚮度從人類的先祖已經開始。亞當的墮落包含瞭所有人，立約把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挑選齣來並祝福這個世界。摩西不斷發齣警告，以色列子民對獨一真實上帝的忠誠與否決定其在曆史中是受禍還是得福。如果有人站在摩西五經的結尾，像先知一樣眺望整個以色列的曆史長廊，就會發現很多事件都帶有這個永恒的印記。摩西之歌，在贊美上帝憐憫的同時，又警告上帝會審判，其高潮是勸諭以色列人要遵守“這律法上的話。因為這不是虛空與你們無關的事，乃是你們的生命”（申32:46-47）。大先知書和小先知書都毫不妥協地猛烈抨擊當時的社會罪惡，在救贖的背景下錶達齣同樣的社會熱情。希伯來的世界-人生觀不可能漠視法庭上的屈枉正義、放高利貸、掠奪窮人、忽視供給窮人衣食、在買賣中牟取暴利等行為。

新約之所以對希羅文化提齣挑戰，其實是希伯來-基督教精神的必然産物。施洗約翰對社會發齣警告，這與摩西、以賽亞和阿摩司所做的是一樣的。施洗約翰引用以賽亞的話宣告救贖主的到來:“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凡有血氣的，都要見上帝的救恩。’”（路3:4-6）毫無疑問，救贖信息是施洗約翰宣講的最重要的內容。他對門徒宣稱耶穌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1:29）；他不僅對門徒說，也對那些迫害耶穌的人說，因為他們也“曾差人到約翰那裏，他為真理作過見證”（約5:33）。但是，施洗約翰在宣講救贖性信息的同時，並沒有對社會無動於衷。他勸說“毒蛇的種類”（太3:7），告訴他們“天國近瞭，你們應當悔改”（太3:2）；他呼籲他們“要結齣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路3:8），宣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路3:9）。對於具體的詢問——“我們當作什麼呢？”（路3:10）——他也以具體的例子作迴應:有兩件衣服的，要分給那一無所有的；富足的要分享給缺乏的；收稅的不要勒索；士兵不要以強暴待人或訛詐人。當時的士兵可能對自己所得的軍餉不滿意——但這並不能應用在勞工關係中，並據此得齣雙方應維持現狀這一結論，如同一些人文主義者所錯誤詮釋的那樣。施洗約翰是在警告不要盤剝無辜平民。約翰的忠告裏還包括“許多彆的話”（路3:18），比如，他譴責希律王的淫亂生活，因而被捕殉道，因為約翰曾屢次責備希律王說:“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閤理的。”（可6:18）

約翰宣講中的社會嚮度，與耶穌的信息是一緻的。當坐監的約翰派人詢問有關彌賽亞的問題時，耶穌也引用瞭這段施洗約翰早已耳熟能詳的經文:“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風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太11:4-5；路7:22）這段關於彌賽亞的經文如此重要，因而一個完全排斥非靈性需要的福音是很難成立的。確實，新約經常使用諸如“瞎子看見”“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等短語來比喻靈裏的重生，但是，不能說瘸子行走、長大麻風的得潔淨也是比喻。而且，路加在記載耶穌迴答約翰之前，還加瞭一段敘述:“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瞭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路7:21）可見，一個對全人和普世之人的需要無動於衷的福音，在這裏找不到容身之處。

當然，耶穌沒有宣揚所有的努力都必須朝嚮世界和平，因為他相信聖經所說，和平與戰爭都不是人類幸福的決定因素，隻有救贖纔是。他當然也沒有宣揚對世界財富必須實行共産主義式的分配，因為他相信聖經所說，救贖纔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最根本要素。他也沒有提齣一個外交規則，以此指導西方民主國傢如何與蘇維埃共産主義國傢打交道，因為他相信聖經所說——政治學所需要的，遠遠不止於世俗國傢間該如何交往。

但是，耶穌並不因此對國傢或普世之人缺乏興趣。現代社會的一個偏見就是，一個人隻有以當代人的方式抨擊社會問題，纔錶明他關心這個問題。耶穌的方法論是救贖的方法論，而現代人的方法與之完全不同，因為他們的前設是救贖對於當代世界而言是一種另類觀念。但是，從耶穌的觀點來看，救贖是一切問題的齣路，甚至包括全球性的問題。不論是在政治、經濟、學術還是娛樂方麵，它都給這個疲乏的世界帶來唯一充足的安息。它是評估一切非基督教解決方案的基礎。

保羅的觀點同樣包含瞭一個道德的普世主義，因為他不僅僅關注個人道德。基督的福音超越種族的差異，基督是人類唯一的主，唯有他可以滿足人的需要。所以，這位外邦人的使徒不僅宣講個人性的基督教，也宣講社會性的基督教。他的這種宣教熱忱駁斥瞭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保羅教導信徒應該過修道隱居的生活，與之相反，他靈裏燃燒的火要把整個世界帶到耶穌的腳前。

早期基督教把救贖信息與當時的希羅世界關聯起來，正是使徒見證最具特色之處，在最初的三個世紀中，這個新宗教幾乎徵服瞭當時已知的世界。不論他們如何看待天國的降臨，早期的基督徒並沒有因此降低改變世界的熱情，就算反對者懷疑他們要“翻轉”世界，他們也不會感到不安。這不是說早期的基督教已經製定好瞭社會改革路綫，而是它為社會改革提供瞭基本原則和道德動力，並強調重生是良好社會的保障。

前言/序言

有些書很重要，不斷再版，因為它們就像那些富於教育意義的博物館文物，讓我們得以瞥見已逝年代裏那些精彩的洞見，瞭解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傢如何奮力解決他們所處時代的問題——那些問題與我們今天所要麵對的迥然不同。

《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不僅僅是一本博物館文物。當然，它具備一些博物館文物的特點，因為它明顯是一本為20世紀40年代末期而寫的書。一場災難深重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許多美國人正在思考新齣現的各種文化挑戰——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此後不久即成為新福音派（neo-evanglicalism）領袖的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們，深切擔憂那些被稱作“基要派”或“福音派”——這兩個詞在當時是可以互換的——的基督徒無力麵對時代的重大議題。亨利在這本書中既對福音派的失敗錶達瞭不滿，也發齣瞭改革的呼籲。盡管不滿和呼籲所針對的顯然都是與我們今天完全不同的文化處境，但本書對我們這些深切關心福音事業的人仍有很多啓發和激勵之處。

不用說，我對這本書的喜愛也齣於對我所在神學院的自豪。本書齣版於1947年，正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的那一年。卡爾·亨利是我們的建校師資之一。富勒的創校校長哈羅德·奧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也為本書撰寫瞭簡短的導言。顯然，亨利和奧肯嘉都把這本書看作為他們剛剛誕生的神學院確定瞭某種綱領。每逢有人問我富勒神學院的創校精神時，我常常提到這本書。創校異象的所有要素在字裏行間都可以看到:對一種新的福音派學術的高度委身，願意認真麵對廣闊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議題；對一種更開放的福音主義的盼望，希望超越分離主義心態帶來的藩籬；一種對文化參與的深切願望，哪怕文化有其受造的復雜性。

然而，我對這本書的喜愛遠遠早於我與富勒的關係。我在20世紀50年代末還是大學生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這本書對我的思想産生瞭重大影響。當我進入研究生院繼續學習時，我被迫要麵對前所未有的、復雜的思想議題。當時，“激進的60年代”帶來的騷動開始充斥校園。我發現，我的屬靈成長環境並沒有幫助我預備好去麵對這一切，我幾乎要放棄我的福音派信仰瞭，因為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乾。但是，卡爾·亨利在這本小書中的慷慨陳詞卻印在我的腦海裏，長久地影響著我。是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福音派從它對思想和文化的責任上來說是失敗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僅推動一個參與思想和文化的福音主義是可能的，而且，在當前眾多各行其是的神學派係對人類靈性上最深層的問題無力提供滿意答案之際，一個以聖經權威為堅實基礎的世界觀，正是這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個時代，當我亟需來自福音派的鼓勵時，這本書以一種特彆的方式鼓勵瞭我。早在20世紀40年代，奧肯嘉和亨利在探討福音主義“不安的良心”的各個層麵時，就已經指齣瞭那些後來備受關注的社會及政治方麵的關鍵議題。他們列舉福音派失敗的例子，批評福音派在有關戰爭、種族、階級以及帝國主義等問題上站錯瞭立場。他們積極探討這些問題，十年後，這些問題纔在我的生活中變得日益突齣。當60年代我發現自己身處文化激戰中時，這本書的信息對我就更顯寶貴瞭。

然而，以上的特質未能使這本書超齣博物館文物的地位。那麼，今天這本書以什麼方式仍然對我們說話呢？從錶麵上看，亨利呼籲福音派行動起來，廣泛參與文化，這在今天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在本書齣版大約30年後的20世紀70年代，一本主流新聞雜誌的封麵故事以粗體標題，宣告美國正在進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積極的社會參與，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諷刺的是，曾經指責福音派不參與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liberal Protestants），現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運動迴歸其不食人間煙火的模式！

但是，事實上，忠於聖經的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承受著良心的不安。卡爾·亨利在20世紀40年代發齣的呼籲不僅僅是一個行動主張，而是基於深思熟慮的神學反省，邀請福音派參與文化，而隻有與係統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關的社會規劃（social program）纔可能支撐這樣的神學反省。雖然福音派學術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頗有成就，但基層的福音派行動與嚴謹的神學教義之間仍有許多不能銜接之處。因此，亨利在這本書裏所提齣的議題，仍值得持續關注。

還有一點必須提到的是，他關於優秀而閤乎聖經的正統信仰應具備何種條件的看法，對我們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見。雖然近幾年福音派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成就（包括基層事工和學術貢獻），但是，當代福音派生活的各個層麵也齣現令人擔憂的趨勢:對福音真理的稀釋，以及在福音派思想與各種“後現代”文化之間做輕易的妥協。卡爾·亨利對20世紀40年代福音派偏離聖經真理的糾正，對於我們今天仍有意義。基督教對人類文化的全方位參與，仍要在他提齣的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進行。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我們人類的基本狀況並沒有改變，正如卡爾·亨利在本書中堅定而清晰地指齣的:我們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極其需要重生，而上帝已藉著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成就的工作為我們預備瞭這一切。隻有努力發掘這個揭示瞭事物本質的深刻洞見所包含的意義，我們纔有希望將不安的良心轉化為熱切服侍的心誌——服侍那位以至高的權能統管萬有的上帝。

毛瑞祺(Richard J. Mouw)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