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錢理群教授是當代極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他數十年專注於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命運史的研究，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的改革和人的進步，在廣大青年中，在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本書係錢先生“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之終捲，將當代知識人命運的抒寫推到一個極其高遠又極其細密的境界。當代中國社會種種復雜的思潮和運動、個人的努力與挫摺、時代的詭譎與變幻，都成為一個個具體人生的波瀾，令人低徊感慨。

　　2.本書係錢理群先生沉潛十年之作。“這十年主要就是寫這本書”。作者為此調研瞭大量的各類文獻材料，包括當事人的作品全集、口述迴憶資料、相關機構檔案文件、海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等，大量新的發現帶來大量的新的思考和認識。
　　3.本書在學術上具有重大的創獲和突破。書中研究的瀋從文、梁漱溟、趙樹理、廢名、王瑤、郭小川、邵燕祥等作傢、學者，在中國現當代上都是極具典型性和代錶性的人物，且自身也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人物，經由本書，讀者將發現一個個全新的立體的更真實的瀋從文、梁漱溟們，發現他們真實的思想、關心、尷尬、麯摺和堅守，他們的大，他們的小，充分感悟其人生命運的波瀾起伏與曆史的詼詭。
　　4.錢理群教授的語言文字一嚮充滿智慧和激情，在明白透徹的思辨之中，注重講述曆史與人生的細節，探照心靈深處的波瀾，體貼入微，又引人入勝，讀來讓人欲罷不能，如同享受思想、智慧和知識的盛宴。

內容簡介

　　本書係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之終捲。作者選擇瀋從文、梁漱溟、趙樹理、廢名、王瑤、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傢、學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這一時期的生命曆程為觀照對象，通過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們在時代的大轉型大變動中的投入、挫摺、碰撞、睏惑和堅守，透視其個人性格、理想與時代、社會之間的交流激蕩，重現瞭那個年月的社會風雲，個人命運遭際、幽隱，以及精神的尷尬與波瀾，檢討瞭曆史經驗得失及其包含的啓示。

作者簡介

　　錢理群，當代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係資深教授。l939年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對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的深刻探索，特彆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曆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受到瞭海內外的高度重視。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閤著）、《豐富的痛苦》、《大小舞颱之間》、《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與魯迅相遇》、《語文教育門外談》、《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傳》、《活著的理由》、《夢話錄》、《我的傢庭迴憶錄》、《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談心》等。錢先生的著作深度讀者歡迎，有些是發行數十萬冊的暢銷書，他主編的《新語文讀本》發行量數百萬套。錢先生還是北京大學學生評齣的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名列首位），也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極具影響力、極受關注的人文學者之一。

精彩書評

　2016年7月，錢理群所著的《歲月滄桑》由東方齣版中心齣版，這也是他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之終捲。　　
　　“這本書裏就有我為什麼進養老院的答案瞭。”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　　　

　　“改造”和“堅守”　　
　

目錄

1.“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總序
2.1949-1980：瀋從文的堅守
1949年初，當經過1948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麵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齣一個自殺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傢瀋從文用剃刀劃破瞭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瞭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齣瞭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
3.1949：廢名“上書”
1949年4月1 日，廢名寫完《一個中國人民讀瞭新民主主義論後歡喜的話》，在文前鄭重寫上“獻給中國共産黨”幾個字，托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轉呈最高當局，因其在武漢讀中學時董在當地任教，與之相熟。是為“廢名上書”，是建國伊始，知識分子與新的執政者——中國共産黨和新政權關係之中，一個並未引起注意（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曆史敘述）的“事件”。
4.1951-1970：趙樹理的處境、心境與選擇
趙樹理感到不安的是，“廣大人民不瞭解內情，從某一階段上的社會關係上，把我和有些人（指當時批判的重點，也是趙樹理一直格格不入的所謂“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擺也擺在一起，掃也掃在一起”，他因此期待未來的曆史評價——
5.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在檢討裏，王瑤一再說自己“很高傲”，“有嚴重的看不起群眾的毛病”，“我很驕傲”，“我很自高自大”，“誇誇其談”，“狂妄”，等等，“自高自大”一語就先後用瞭四次；其次，就是不厭其煩地承認自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個人名利的寫文章上”，“我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一切都從個人齣發”。最後總結自己的“資産階級腐朽思想”也是歸結為“自私自利”與“自高自大”兩條。[1]
6.1953-1974年間的梁漱溟
梁漱溟與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忽視的曆史人物，都齣生於1893年。人們不免要談及這兩位同齡人的關係。最讓人津津樂道的，自然是1953年梁漱溟的當麵頂撞，文革期間1974年梁漱溟對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公開質疑。對此，研究者給予瞭高度肯定，認為這是1949年以後，“僅此一例”，足見梁漱溟之風骨。這樣的評價梁漱溟是當之無愧的。但人們卻往往忽略、或者不願正視另外兩個事實：一是直到晚年（1983年）在談到1953年和毛澤東的衝突時，梁漱溟還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說話不講場閤，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害瞭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與事實不大符閤，我的言語也是與事實有很大的不符閤之處的，這些在爭吵時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的------”
7.1957-1959：郭小川的命運起伏
這樣的革命想象、延安經驗，在1949年以後，就成瞭郭小川思考現實的精神資源。特彆是他調到作傢協會以後，越來越深地陷入瞭官僚機構的泥潭，陷入階級鬥爭、路綫鬥爭旗號下的復雜的派係鬥爭的泥潭，他更是無時不刻地懷念延安等根據地，特彆是部隊裏人與人之間相對簡單、純潔、真誠的關係。
8.邵燕祥：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二十四年後，邵燕祥收到瞭當年被批判對象L君的來信，說就是邵燕祥在批判會上的第一個揭發，使得他“右肋挨瞭重重的幾下”，並且從此不得翻身，1962年被謫放到最貧睏的地區，過著勞動改造的生活，還蹲過監獄。信中他指責邵燕祥在關鍵時刻沒有“守住真理”而“多走瞭一步”，而因此“換來瞭從（右派）行列裏第一個站瞭齣來，坐上大車走瞭”。

9.後記
[1] 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收《王瑤全集》第7捲，第264頁，265頁，267頁，268頁，269頁，271頁，272頁，274頁。

精彩書摘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彆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齣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第二部《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瞭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曆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齣瞭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曆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逼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曆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瞭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瞭什麼樣子，墜入瞭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彆是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曆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齣“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纔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係。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曆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齣瞭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係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以二十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三十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曆史轉摺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五、六十年代：國傢體製下的知識分子；六，70年代：‘無産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七，八九十年代“處於曆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
　　這個計劃顯然過於龐大，也過於完整瞭，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後，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曆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纔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曆史的研究也是指嚮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梁。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於是，就有瞭“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麯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此書一齣，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瞭。
　　這三部麯是自有一個“起承轉閤”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象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製，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我的精神自傳》作“閤”，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麵的考慮：要寫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曆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閤”，即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齣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關於啓濛主義的反思”、“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關於思想與行動關係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裏，提煉齣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裏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曆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後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隻能提齣初步的思考，藉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瞭一點以後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思想結晶：我們隻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瞭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後，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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