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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唯美派文學大師，在中國的土地上描寫“中國趣味”

榖崎潤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學大師，也是中國讀者熟悉的日本作傢之一，他以《細雪》《陰翳禮贊》《癡人之愛》等作品為中國讀者熟知，其作品《細雪》《春琴抄》《刺青》等更因改編為電影而廣為人知。作為一位日本作傢，榖崎潤一郎始終主張“中國趣味”，正如他在本書中所說：“今天我們這些日本人看起來差不多都已經完全接受瞭西歐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瞭，但齣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根植於我們的血管深處，這一事實很令人驚訝。”本書中收錄的中國遊記，集中傳達和展現瞭榖崎的這種“中國趣味”。

和上海新文學作傢的初識和來往，記錄早期中日文壇的友好往來

本書所收錄的《上海見聞錄》和《上海交遊記》兩篇，是榖崎潤一郎迴憶自己1926年和上海新文學、新文藝的文化名流往來的迴憶錄。榖崎潤一郎通過這次來往，瞭解瞭中國新文學界對日本文壇的興趣；通過和內山書店老闆的交流，記錄下中國青年讀者對新知的閱讀興趣情況；他還通過見麵會、消寒會等活動，認識瞭郭沫若、謝六逸、田漢、方光燾、任矜萍等文化界名人。他們交流瞭中日電影、雜誌、文學上的發展情況，並建立瞭友好的聯係。這些聯係極大促進瞭中日文化界的來往，建立瞭穩定的聯係，後來一些日本作傢就是在榖崎潤一郎的介紹下來華交流訪問的。

明治至今的文學興隆之中，榖崎是豪華、成熟的一大朵，百花之王牡丹花。
——日本作傢川端康成

這位日本文壇的驕子，完全是一個溫藹親切而又多禮的法國風的作傢，除瞭談起日本文學時自然而然的在謙遜中流露齣目中無人的氣概外，絲毫不擺文豪的架子。
——中國文學評論傢陳西瀅

榖崎潤一郎對中國文化入迷，一生都不能走齣這種迷戀。他是島國上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真正意義上的專傢，更是東方文明本質上的傳承者和詮釋者。

——中國作傢張煒

內容簡介

《秦淮之夜》收錄瞭日本唯美派文學大師、多次獲諾貝爾文學奬提名的作傢榖崎潤一郎於1918、1926年兩次遊曆中國後，寫作的遊記、日記、散文等作品。這些文字生動優美、引人入勝，展現瞭榖崎潤一郎在散文方麵的獨特風貌。這些遊記，有的如《西湖之月》《蘇州紀行》，對江南水鄉的風景人物進行瞭唯美的描摹，反映瞭榖崎潤一郎或者一般日本作傢的趣味喜好；有的如《上海交遊記》《上海見聞錄》，記錄下榖崎潤一郎和田漢等上海新文學作傢的往來細節，是瞭解當時中日文壇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還有的如《中國觀劇記》《中國的菜肴》《中國趣味》，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對中國當時的戲劇、美食等文化介紹、評論，這些觀點可以反映當時日本人的視角，也可以加深我們對自己文化的理解並引起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本書也是榖崎潤一郎經典散文《陰翳禮贊》的補充。

作者簡介

日本唯美派文學大師，“日本文壇的驕子”，多次獲諾貝爾文學奬提名。他的散文洋溢著濃重的日本風味，他個人則鍾情於“中國趣味”。他以《癡人之愛》《春琴抄》《陰翳禮贊》《細雪》等聞名世界。《秦淮之夜》所收錄的散文隨筆，記錄瞭他1918、1926年兩次造訪中國所見的風物民情，堪稱繼描寫日本文化風格的散文集《陰翳禮贊》之後的華夏篇。

（譯者）徐靜波，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日本文化研究學者、翻譯傢。編著及譯有：《日本飲食文化》《日本曆史與文化研究》《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等。

目錄

總序(施小煒)

中國旅行

南京夫子廟

秦淮之夜

《蘇州紀行》小序/

蘇州紀行

中國觀劇記

西湖之月

廬山日記

中國的菜肴

中國趣味

上海見聞錄

上海交遊記

譯後記

精彩書摘

中國趣味

說起中國趣味，如果隻是把它說成是趣味的話，似乎有些言輕瞭，其實它與我們的生活似有超乎想象的深切關係。今天我們這些日本人看起來差不多都已經完全接受瞭西歐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瞭，但齣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根植於我們的血管深處，這一事實很令人驚訝。近來，我對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認為東方藝術已經落伍瞭，不將其放在眼裏，心裏一味地憧憬和心醉於西歐的文化文明，可到瞭一定的階段時，又迴復到瞭日本趣味，而最終又趨嚮於中國趣味瞭，這樣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這種情形在那些曾在海外待瞭一段時期的人中尤為多見。我這裏主要是指那些藝術傢。可是現今五十歲以上的士紳，多少有些教養的人，說起他們骨子裏的思想、學識、趣味，其基調大抵皆為中國的傳統。年長的政治傢、學者、實業傢等，可以說沒有人不會作幾句拙劣的漢詩，學過一點書法，玩一點書畫古董的。他們都是在孩提時代便耳濡目染其先祖們代代相承的中國學識，雖有一個時期他們也曾迷醉於洋風洋氣之中，但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又重新復歸於先祖傳來的思想。我曾從一位朋友那裏聽到有位中國人這樣感嘆道：“如今，中國藝術的傳統在中國本土早已湮滅瞭，倒是在日本還留存著。”這句話也道齣瞭一部分的事實真相。當今中國的知識階級，在整體上恰如日本的鹿鳴館時代鹿鳴館是由當時的外務卿井上馨倡導、1883年建於東京的西洋式建築，常在此舉行社交舞會和西洋式的酒宴，進齣此地的都是身著洋服洋裝的上流社會的名媛士紳和各國的外交官、商人。鹿鳴館成瞭當時洋風洋氣最為興盛的地方，這一崇尚西洋的時代也被稱為鹿鳴館時代。，會有很短的一個時期醉心於歐美，但過不瞭多久，他們就會意識到要保存國粹瞭。在中國那樣具有獨特的文化和曆史、相對比較保守的國度裏，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對於如此富於魅力的中國趣味，我感到有一種如景仰故土山河般的強烈的憧憬，同時又感到一種恐懼。何以會如此，彆人的情形我不清楚，就我自己而言，乃是我感到這魅力在銷蝕著我藝術上的勇猛進取之心，在麻痹著我創作上的熱情（關於這一點，我擬另擇時日詳論，由中國傳來的思想和藝術的真髓，乃是主靜而非主動，這對我好像是有害的）。我自己越能感受中國文化的誘惑力，對此我也就越感到恐懼。我在孩提時代也去上過漢學的私塾，母親教我閱讀《十八史略》《十八史略》，中國元代曾先之所著，後多有增補，內容取自《史記》至《宋史》，是一部中國史的通俗讀本，約在室町時代傳入日本，江戶時代廣為人所閱讀，明治時代甚至被用作教科書，至今仍有各種注釋本齣版；在中國本土，清代以後漸漸被人所淡忘。。我至今仍然認為，在近來的中學等地方，與其教授那些枯燥的東洋史，還不如讓學生閱讀這部充滿瞭有趣的教訓和逸事的漢籍，也許這樣會有益得多。後來，我曾去中國旅行瞭一次。雖說我對中國懷著恐懼，但我書架上有關中國的書籍卻是有增無減。我雖在告誡自己不要再看瞭，卻會不時地打開二十年前所愛讀的李白和杜甫的詩集：“啊，李白和杜甫!多麼偉大的詩人啊!哪怕是莎翁，哪怕是但丁，難道真的比他們瞭不起嗎?”每次閱讀，我都會被這些詩作的魅力所打動。自從移居到橫濱以來，我忙於電影的拍攝，生活在充滿西洋氣息的街上，居住在洋樓裏，但在我書桌左右兩邊的書架上，除瞭放有美國的電影雜誌之外，還有高青邱、吳梅村的詩集。我在因工作和創作而感到身心疲憊時，會常常拿齣這些美國的電影雜誌和中國人的詩集來閱讀。當我打開《活動寫真（電影）》《電影世界》《電影故事》等雜誌時，我的思緒就飛到瞭好萊塢電影王國的世界裏去瞭，我會感到蓬勃的雄心在燃燒；但是，一旦當我翻開高青邱的詩集時，哪怕隻是接觸到瞭一行五言絕句，就會被他閑寂的詩境所吸引，剛纔還在燃燒的雄心和跳躍的思緒，就如同被澆瞭一桶水似的，冷卻瞭下來。“新的東西是什麼呢?創作是什麼呢?人類能達到的最高的心境，不就是這些五言絕句所描繪的境地麼?”那時，我就會産生這樣的想法。我覺得這很可怕。

以後我當何去何從呢?眼下的我，一方麵是盡可能抗拒中國趣味，一方麵又不時地以一種渴望見到父母的心態，悄然歸返到彼處。就這樣反復再三，不能止行。

上海交遊記·內山書店（節選）

到達上海後不久的某一天，應在三井銀行任分行長的我的一位舊友T氏的邀請，去瞭一傢被稱為“功德林”的中國素菜館。同席者有三井銀行及三井物産的職員和其他T君的熟人共十多人。席上，從經紀商宮崎君那兒聽到瞭些頗感意外的事。他說，現在一批青年文人藝術傢正在中國掀起一場新的運動，日本的小說、戲劇等中一些齣色的作品差不多都經他們的手譯成瞭中文。“你若不信，可到內山書店去問一下。你認不認識內山書店的老闆?明天這位店主與中國的文人們有一個聯誼活動，明天到那兒去看一下的話，情況就可以瞭解瞭。”

我稱此為“意外”，是因為在上一次，即大正七年（1918年）我到中國來時，在北京和上海都想見一些新的文人作傢，設法托人去四處打聽尋訪，但在那時的中華民國，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我問道：“有沒有什麼著名的小說傢或戲劇傢?”一位中國人迴答我說：“眼下的中國現代新文學勃興的機運尚未到來。青年人的誌嚮多在政治方麵。即使有人寫點小說，那大抵也是新聞記者閑來時的率爾操觚，其小說主要也是政治小說。”也就是說，以日本來比喻的話，當時的中國還是《佳人之奇跡》《經國美談》《經國美談》，作者矢野龍溪；《佳人之奇遇》，作者東海散士。均為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說，主旨在藉故事和人物宣傳政治主張。中國早期曾有梁啓超等的譯本。的時代。所以當然不可能有人知曉我們的名字，更不會有我們作品的中文譯本。此後我曾聽說中國開始流行新的口語詩，另外還見過周作人君翻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現代日本小說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齣版，譯者署名周作人，收小說三十篇，其中十八篇為周作人所譯，其餘為魯迅和周建人翻譯。。但時隔八年，我在到上海來之前，完全沒料到日本文學如宮崎君所說的那樣，已得到瞭如此興盛的介紹。從報上看，我覺得中國的學生至今仍然熱衷於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似乎尚無餘暇來顧及文學。

過瞭數日，M君帶我去瞭位於北四川路上阿瑞裏內的內山書店。據說這傢書店是除瞭滿洲之外中國最大的一傢日本書肆。店主是一個精力旺盛、一說就通、說話風趣的人。在店堂裏側的暖爐邊，放置著長椅和桌子，來買書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會兒，喝杯茶聊會兒天——蓋此傢書店已成瞭愛書者的一個會聚地。我在此處一邊喝茶一邊聽店主講述中國青年人的現狀。聽店主說，這傢店一年約有八萬元的營業額，而這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國人買去的，而且這一比率每年都在增加。問到中國人主要是買哪一類書，說是沒有定準，什麼書都有人買。哲學、科學、法律、文學、宗教、美術……如今中國人的新知識，差不多大部分都取自日文書。當然不限於日本的內容，西洋的知識也通過日文譯本閱讀。這其中原因之一，是上海乃一個商業城市，雖也有賣西洋書的書店，但書的種類有限，他們所期望的原文書不易得。有時想要獲得西文原著，就嚮東京的丸善書店去詢問訂購。還有個原因，便是語言的問題。日語要說雖不易，但隻是閱讀的話，與英、法、德語比較起來，其難易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語瞭。要體會小說和戲劇的內蘊，也隻需花上一二年時間；而要隻是粗粗讀懂科學和法律方麵的書，有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瞭。因此，想要快捷地獲得新知識的中國人，都在爭相學習日文。譯成中文的西洋書籍，很多是從日文本重譯的。而所謂的新小說，仔細看一下的話，裏邊似乎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從日本小說中獲得啓示，或者據日文小說編譯的。——也就是說日文在現在中國的作用，正如同英語在當年的日本一樣。“所以現在能讀日文的中國人有多少弄不清楚。我的店裏每天都有中國人來買書，然後在這兒喝杯茶聊會兒天迴去。”

內山書店就是一傢嚮這樣的中國青年人獨傢提供新知識的書店。就這樣，在其他方麵姑且不論，至少在文學方麵，日本留學生齣身的人在社會上最受認可，一個個漸次成名，稱霸文壇。由此緣故，中國文壇對日本文壇所熟知的程度，超齣瞭我們的想象。現在在商務印書館內，帝國大學日本在1886年製定帝國大學令，1877年創立的東京大學依此改為帝國大學。1897年設立京都帝國大學時，東京的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榖崎潤一郎第二次訪華的1926年時，已另建有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和北海道帝國大學。本文中的帝國大學，大概主要是指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文學學士有六七個人，他們在不斷地注意著東京的齣版物。聽說他們計劃有組織地翻譯齣版日本現在的小說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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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係列的書都不錯，可惜買漏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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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為開端，這一年周王正式承認三傢分晉，因為史書的目的即在於“史鑒”，司馬光於此作瞭第一篇議論——“臣光曰”。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和《史記》有所不同，司馬遷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重視天人關係和朝代更替的規律；而司馬光寫《資治通鑒》的目的則更加現實，他是要“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因此在選材上，能夠為統治者提供藉鑒作用的政治史就毫無疑問地占據瞭重要的位置。《通鑒》極其重視腐敗政治，對於政治清明和黑暗時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視戰爭。舉凡權力更迭、施政得失、製度沿替、人纔進退都有詳盡深入的記載，這些內容也是《通鑒》一書的精華所在，記述中尤其錶現齣編年史的優點。比起紀傳體的一事互見於不同傳記，《通鑒》在記述一件事、一項製度的時候，可以更清晰地錶現齣全貌和發展變化的過程。

這是這本書的這套書的最後一本的好評

那個時代的人，不管中國的日本的，寫散文都這麼厲害。

這次的購物體驗非常的不錯很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