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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大师经典之作，独特视角解读中国史
　　梳理中华文化的源流，解读历史政教之得失
　　通俗好懂且影响深远的史学入门经典读物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著作中影响较大的通史著作，曾被顾颉刚先生誉为“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版本。全书共60篇，由史前写至清代，是一部持论公允、史料丰富、详略得当的中国通史著作，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疆域、人口、经济、民族、思想、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繁复演变做了清晰梳理和深刻分析，是了解我国历史的经典之作。此次做精装出版，具有实用意义和收藏价值。

作者简介

陈恭禄（1900—196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专家。1900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16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扬州美汉中学。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由化学而农科，后又入历史系学习。1928年开始任金陵大学历史系助教。1933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6年重回金陵大学任教，由助教晋升为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南京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日本简史》《中国近百年史》等。

精彩书评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
　　——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

　　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

　　陈著既不搞思想先行、以论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有叙有论。
　　——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我国地理及其影响
地理之重要—疆域之逐渐开拓—谬误之实例—自然区域—河流—土壤与气候—矿产—治乱之一解释—耕地之估计—地理与职业—地理与政治—对外观念—经济情状—建设路径
第二篇 史前社会
史前之说明—老北京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新石器人之体质—推定年代之标准—新石器人之生活—苗人—蒙古人等
第三篇 商
商名之由来—先祖—汤之故事—大甲—祖乙—盘庚—武丁—商季诸王—纣之故事—王之威权—传位制—官制—疆域—邻国—生活情状之一斑—迷信之深痼—文字—年代
第四篇 西周
周之先祖—文王—周强之原因—武王伐商—周公东征—封建制度—诸王—西周之覆亡—王之地位—疆域—东方—东南夷—社会情状
第五篇 东周
王之地位—五国疆域—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楚之争—晋悼公—弭兵之会—小国担负之一斑
第六篇 东周（续前）
大夫专政—公孙侨—楚灵王—晋宋诸国—吴之兴亡—越之崛兴—文化区域之扩大—封建之破坏—享受之不平—战争情状之一斑—农民之苦—工商—社会之不安—家庭生活
第七篇 战国
战国—三国之疆域—变法之趋势—魏文侯—韩昭侯—吴起相楚—商鞅之变法—田氏篡齐—燕之形势—中央集权—称王—臣下之地位—土地之开拓
第八篇 战国（续前）
秦惠王—齐之强大—合从—连横—秦昭王—养客之风气—列国之情状—秦灭六国—文化区域—武备之进步—人民之生活—家庭生活
第九篇 先秦学艺
学艺之发达—孔子略传—孔子学说—子思—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法家—文学
第十篇 秦
始皇为人—皇帝之尊严—官制—疆域—关中之经营—驰道—法令制度—文字—思想—安宁人民—北筑长城—南征—兴土木—始皇死—秦之覆亡—覆亡之主因
第十一篇 汉高祖
刘邦入秦—项王之威权—祸乱之复起—社会制度之变更—汉郡—诸侯王—列侯—天子之尊严—三公—九卿等官—法令—南方诸国—匈奴
第十二篇 惠帝至景帝
政治现状—吕后专政—诸吕之乱—文帝与大臣—重农业—减刑罚—礼遇大臣—短丧—七国之乱—政治上之改革—封建制度之失败—户口之激增—游侠之风—对外之关系
第十三篇 武帝
养士风气之丕变—取士之方—汉与匈奴之关系—西域之经营—通西南夷—灭南越—徙越人—并朝鲜—十三州—农民生活之一斑—财政之困难—政府之收入—刑罚与叛乱—晚年之境遇
第十四篇 昭帝至平帝
昭帝—废立之变—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政治现状之一斑—人民之疾苦—祸乱之主因—匈奴之降服—西域之归顺—羌乱之平定—乌桓之臣服—向外经营之影响

精彩书摘

　　第二篇 史前社会
　　史前之说明—老北京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新石器人之体质—推定年代之标准—新石器人之生活—苗人—蒙古人等
　　史前之说明史指文字记录而言。我国信史起于商代，其前未有文字记录，所谓史前也。史前之材料，一为地下发掘之古物；一为社会学者调查或研究原始社会所得之结论。二者皆为专门学问，学者以毕生之精力时间为之。吾人研究历史者，叙述史前社会，不过据其发表之报告，或接受其意见，自不易有新贡献。历史家或认为非其范围，置而不论。著者言之，乃欲读者明知现时知识之进步，而改变其对于古史之观念也。二十年前，中外学者一致以为我国未有石器时代。好事者创为中国民族来自西方，或言埃及，或言巴比伦，或言印度，或言印度支那半岛。识者斥为人类无知与科学未备所发生痴愚之罕见实例。兹据报告，分言我国史前社会于下。
　　老北京人?人类同祖，或言其始祖住于亚洲，或言住于非洲，皆无确证。地质学者见得化石，有谓最早人类住于中国者。然其根据薄弱，不为学术界所接受。后石器时代之遗物继续发现，乐观者以为最早人住于中国之可能性益大。民国十五年，瑞典地质学专家安特生，发表周口店发现之二齿，为最早人所遗之报告。周口店在河北房山县，距北平一百二十里，有丰富之石化动物，掘获之古物，送往瑞典研究。其中二齿，专家定为最早人之臼齿，安特生乃宣布其结论。后复采掘，获有一齿，剖解学专家步达生研究报告盛称臼齿之重要，以为人类始于亚洲。其地发掘继续进行，又获人齿及破碎头骨。十八年冬，发现二洞，于深洞中得一人猿头骨，送往北平，科学家称为“老北京人”。步达生审其形状，疑为少年女子之头骨，脑部颇为发达，视欧洲所发现之原始人骨为早，此其初步研究之报告。后继续发掘，有重要之收获，尤以二十五年所得之人头骨为重要。二十六年春，世界生物学学者于美国费城开会，我国代表携新发现之头骨赴会，专家推定其年代距今约一百万年。
　　老北京人之时代，华北气候较今温和，其生长之动植物与今不同。动物居于无人斩伐之草木中，其种类有野水牛、象、兕、虎、豹、大狼、狗、猫、熊、马、鹿、骆驼、山羊、海狸等。其中有为今华北所无之动物，亦有逐渐驯服而为饲养之家畜。大体而言，野兽多凶猛也。于斯环境之中，老北京人势力单弱，防御攻击之具笨拙；幸其脑部发达，能运用其智力以避免猛兽之害。其藏身或居住之所，则为天然之洞穴。其洞常邻近水边，水为天然阻碍，猛兽隔水不能前进，而老北京人且便于饮水止渴。其洞亦可贮藏食物与用具。器物则以石造成，至为简陋。老北京人渐知用火。燃火非为煮熟食物，乃以之保护其安全也。其食物或为果实，或为兽肉，或为同类之肉。其御寒之衣，则为兽皮。老北京人是否进至真人状态，为一问题。科学家之答复则称：老北京人备具真人之形态，为人类种族中之一种代表。近时学者称其有二特征，即下颚骨之瘤状及上门牙之勾状，与蒙古族相近。吾人所知者，唯此而已。
　　旧石器人?由人猿进至旧石器时代，经历极长之时期。旧石器之末期，距今盖四万年。其在华北之区域，颇为广大。广西西藏亦有发现。其首先发现而有较详之报告，当推法神父德日进、桑志华。民国十一、十二年，二人在我国北部调查地质，周历广大之区域，发见旧石器遗址三处：一、宁夏之水洞沟。二人获有数百石器，系以石英及砂质石制造而成，颇为精美，形状较大，与碎断及烧过之骨混在一处；化石有犀牛、土狼、马、蛇等。二、陕北无定河、榆林河上游。其地有极丰富之断骨，化石之动物有土狼、犀牛、驴、骆驼、鹿、黄羊、水牛、牛、象等；其石器则限于石料，形状甚小，同于鸡卵。三、榆林。旧石器人所用之石器，多以石英造成，化石亦不少。戈壁沙漠近有旧石器遗址发见，其代表之时期与水洞沟之时代相近。他地之发见，则少详细之报告。
　　旧石器人所用之器物以石或骨制成。住于水洞沟及无定河上流者，皆有炉灶器物及厨房遗物，其人当知熟食。其遗址未有人骨发见。唯于一处获得一齿，但距遗址有五百公尺。步达生据之研究，结论称，综合事实，可视为亚洲旧石器人骨之第一次发见。然非出于一处，终难定为同时之遗物。周口店之采掘，获有旧石器人骨，当改变吾人之观念。人骨发现不多，盖由于不知尊亲，人死之后，弃其尸于野，而为动物所食也。现时，西康尚有此习惯俗，所谓“天葬”。古代诗人曾以之为言。旧石器人之知识技能，较老北京人大有进步，日间猎逐野兽，食其肉以充饥，冷时则以兽皮为衣。炉灶附近有大批兽骨，当为其食后所弃。晚间栖于洞穴。其人日与野兽相斗，深知其性质、行动与嗜好，乃利用其弱点而杀之。其时，凶猛巨大之野兽尚多，不能一一与之角力争胜也。旧石器人既深知野兽，渐而与其性情温和者相近。野兽变为家畜，盖始于此时。其所食者，除兽肉外，尚有鱼及果实。取鱼系逐渐发明；果实之为食料，为时已久。经历数万年，进至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人?新石器时代之开始旧以为在一万二千或一万年之前。事实上，民族居住之环境不同，工作之勤惰及智力之发达，亦各有别。试以我国而论，黄河流域开辟最早。长江流域次之，汉时，其地犹为部落社会，公元三世纪，吴以兵力攻取其地，收抚其人民。西江流域之开辟，又次之，今西南一部分土地，尚有原始部落社会，则其明例。华北新石器时代始于何时，殊难确定。其早于华中、华南，则为事实，距今大约一万年。近二十年来，新石器遗址之发见，遍及全国。其为科学发掘，并有较详之报告，仍以华北为主。其首先发掘，确定我国有石器时代，而改变中外人士观念，国内外学术团体起而发掘者，当为安特生之发掘报告。其工作虽或为人所指摘，推论并为人所怀疑，然其于学术上之有贡献，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兹略述其发掘工作于下：
　　安特生第一次发掘，在奉天锦西县沙锅屯，系据采集员之报告，乃视察其遗址，指导发掘事宜。民国十年夏，开始发掘，其遗址为一洞穴，为史前人之住所。其所获之遗物，一曰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镞，中有精致之品，亦有制造粗糙未经琢磨者。器物作装饰品用者，有石环、石扣、石球、雕刻等。其材料多为大理石，状颇精美，手艺有精巧之进步。二曰陶器。其所获者，几尽陶片，中有凑合而成原器者，花纹殊为精美。其器多以手制造，花纹之种类不一。三曰骨器。有凿刀、锥针、缝针等，皆甚美丽。其可附言于此者，尚有以贝制成之环，然多破碎。四曰骨骸。其发现之骨，以人骨为多，而兽骨较少。人骨破折凌乱，其中可辨识者共四十余体，盖为杀人祭祀之地。安特生称其时代迟于河南仰韶村所发见者。
　　仰韶村在豫西渑池县，于民国十年冬发掘，亦据采集员报告，其所获之器物颇为丰富。安特生以仰韶代表新石器之末期，距今约五千年。他地所获器物与之相似者，亦往往以仰韶称之。仰韶村之发掘，有石斧、石刀、石环、石杵、石镞，并有以石制造之农具。石制之武器多不尖锐，其用兽骨及鹿角制成者，则为利器。箭镞有用贝壳造者。其遗址发见之陶片，散布广而量数多。其较完整之器物，形状常与商周之青铜器相类。铜器由陶器演进而成为一事实。仰韶期人日常用物，多为陶器，乃多以手制成，上有花纹，其精品则色多红，所谓彩陶也。其为仰韶期人所住遗址，颇足以见其时之生活情状。所获之人骨，专家可决定其人种，皆宝贵之史料也。
　　河南所发见之彩陶，安特生谓其同于西亚之发现，进而谓甘肃有肥沃之河谷，若加搜寻，可发见其人自西而东迁移之明证；乃于民国十二、十三年西往甘肃，访求远古村落遗址及其人民葬地，作大规模之发掘。安特生据其所获之物，分其地远古文化为六期：一齐家期；二仰韶期；三马厂期；四新店期；五寺洼期；六沙井期。其所定之名称，系于其地发掘，而以地名称之也。分期之主要标准则以金属器物之有无与多寡为决定。前三期遗址未有铜器发现，后三期则以铜器之多寡而定其先后。六期代表之年代，据安特生之最初假设，每期平均三百年，甘肃文化盖起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终于公元前一千七百年。其所掘之古址，有未获得实物而出款购买者，遂为人指摘，此实偏于枝节。其根本困难则为选定之区域不足以代表远古之文化也。甘肃旧为羌胡之地，秦汉始有经营。羌人今属于藏族，藏人尚从事于畜牧，而仍有居于其地者，其文化发达迟于黄河流域下流之地。殉葬物之丰俭，常决定于死者生时之地位及其家人之财力，亦不足为分期之适当标准。
　　安特生之发掘，证明我国之有石器时代。国内学术团体，有起而发掘者，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之发掘，则其一例，其所获之物，以陶片为最多，精细者涂有彩色。石器之种类不少，尖利之器，则有鹿角或骨制成之锥簪针等。李济称其遗存最近于仰韶期。后中央研究院发掘山东济南城子崖，据其发表之报告，遗址显为两层文化。上层为铜器时代，兹姑不论。下层为石器时代。其陶器以手制为主体，占器物百分之九十以上，石器则为精制之品，尚有骨器、角器、口器等。其时代，后于仰韶期。日人鸟居龙藏迭访古物于东北诸省，先后发见新石器时代之遗物甚多。然无地层为证。后日人发掘辽东半岛之古址，据其报告，貔子窝、牧羊城皆为史前遗址。其所获器物，虽不尽同于河南，而其时期则同于仰韶期人。热河、黑龙江亦有发见。其在华中、华南之新发现，时有所闻，惟无详细报告耳。新石器之区域分布至广，安特生称我国代有新石器末期之文化发现，实则时期之先后乃比较而言，未有绝对之标准。据现时之知识而论，其分布区域若此之广大，常非偶尔遽然之事，乃由初期而演进至末期也。
　　新石器人之体质?旧石器人之遗骸不多；新石器时代之人骨则有丰富之发现，沙锅屯、仰韶村、甘肃皆有所获。其头骨未坏者，皆可尺量。步达生据之作精密之研究，其发表之报告略称：新石器人与近代华北人相同，其显然不同者，亦有数点，然其相同者多，乃虽避免沙锅屯人及仰韶村人之体质，根本上同于近代华北人之结论。其研究甘肃人骨之论文略称：其体质属于东方人种，事至明显；其相同之甚，将使吾人可称史前人为中国原始人矣，其人同于西藏种。甘肃史前人为中国原始人之推论，乃受安特生之影响，其定为西藏种则确为事实。甘肃于秦汉时虽为我国所统治而羌人之势力犹强。羌人属于西藏种，今尚住于甘肃，未能全脱原始社会。汉曾大规模移民于甘肃，其戍边之兵卒，尚用铜簇。安知古墓与村遗址，非汉人葬埋或居住之所乎？且死者家境之贫富，常为葬物丰俭之一因素，当不能据为标准而定时代先后也。
　　推定年代之标准?外国学者依据西亚发现之彩陶，推定仰韶之时期。言者且称：陶器易于制造，变化繁多，专家视其质料、制法与花纹，可决定其年代。事实上则非易事，试以城子崖为例。其发掘之遗址分上下二层，下层之黑陶与粉黄陶，表现之技术精巧，富于创作，而上层之工艺尚不之及。幸其同在一地，有地层次第为证，而能定其先后。设想其分在二地，将无法辨明矣。西亚与中国相距太远，中外环境不同，文化进步亦各有别，据之推定仰韶时代，当为附会之说；更难认为彩陶系受外国影响，铜器为决定年代之标准，亦不适用于甘肃。铜在古代为贵重物，人民财力不能有之，自难以之殉葬，吾人苟不先辨别贵族平民之墓地，铜器之有无与多寡当不能为标准也。适当之解决方法，应比较国内出土之材料而推定之。商周大约年代，为吾人所知。安阳殷墟发掘，自小屯展至后冈等地，发现灰陶、黑陶、彩陶。观其地层次第，可决定其先后。城子崖报告其关系如下：
　　上层?小屯文化，灰陶，其他遗物同于殷墟。
　　中层?后冈文化，黑陶，其他遗物同于城子崖。
　　下层?仰韶文化，彩陶，其他遗物同于仰韶村。
　　城子崖在山东济南，与安阳同在黄河流域。二地相去尚不甚远，其掘发之遗物，当可为比较研究之资料。据上事实而论，彩陶最早，黑陶次之，灰陶又次之，此山东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之遗迹，当可据之推定年代：殷墟文化距今约三千年；黑陶最迟，当在商代中叶或中叶以前；彩陶则在其前，距今约五千年矣。欧洲旧石器时代经历四万年，新石器则历时较短，我国新石器文化，盖经历数千年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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