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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为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随着城市文化研究的勃兴，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城镇的研究热潮也应运而至。海内外的学者多有涉及，比如樊树志、李伯重、包伟民、王家范、唐力行、范金民等著名学者老一辈学人，都有文章或专著来研究明清江南地区的城镇；又如施坚雅、伊懋可、松浦章等海外学者也多对此领域建树不少；再如台湾学者巫仁恕等的著作，也都是今年来对明清江南城市研究的力作。但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等一级城市，而对于中低级城市，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等客观难题，一直没有进展。这也是困扰学界十余年的一个课题。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作者黄敬斌，利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深度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新方法，整体研究对明清时期江南治所城市做了研究，推进了学界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作者简介

　　黄敬斌，1975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经济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2006年至今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史、江南城市与市镇史.著有专著《民生与家计：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复旦学报》、《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史林》、《史学月刊》、《城市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目录

序言：江南的早期城市化
绪论

上编 城墙与街区：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
第一章 “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
一、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划情结”
二、“城墙的束缚”抑或“城墙视角”的束缚
三、近年来国内城市形态史研究的进展
第二章 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说明
二、江南的城市形态：个案分析
1．苏州府
2．松江府
3．太仓州
4．常州府
5．嘉兴府
6．湖州府
7．杭州府
三、结论：江南城市的“规划”与“有机生长”
1．江南城市的形态类型
2．有机生长型城市的形态特征
3．城市的规模与等级：基于建成区的考察

下编 明清至近代江南的城市经济与市场体系
第三章 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
一、关于中国城市经济属性的讨论
二、江南治所城市的聚落起源
1．城堡之前：集镇或村庄?
2．江南城市起源略考
3．设治的模式：经济与行政的统合
三、江南城市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
1．城市：生产中心
2．城市：市场与贸易中心
第四章 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一一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一、江南城市与市镇的经济层级：宏观印象
二、近代嘉兴、湖州地区的城镇体系与经济面貌
1．嘉兴、湖州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
2．城镇人口及商业规模
3．中心商品与中心服务的层级
三、嘉、湖经济区的“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
l．嘉兴县
2．平湖县
3．吴兴县
4．长兴县
5．分析与综合

结语
附录江南城市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
引用文献目录
后记

精彩书摘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
　　当然，一般而言，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要谨慎得多，而且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反思性的研究和论述都已不少。其中，芮沃寿关于中国城市“宇宙论”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尽管在文章的开篇，芮氏仍论称：“纵观中国城市建设的漫长历史，我们发现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烦琐的象征主义，在世事的沧桑变迁中”，“始终不变地沿传下来。”但在具体论证之中，他实际上却证明，这种“象征主义”观念虽然一直流传，其影响力却未必普遍，即使在历代都城的建造之中，其影响也相当有限。例如，汉都长安就基本上反映不出这些象征主义观念，以《考工记》为代表的“都城的核心宇宙论”要晚到西汉末才被“拼凑”出来，它虽然对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者“分明具有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却也有限”，“在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实用主义的考虑——方便、功能区划分、易于治安管理——就超过古制的规定”。某些都城（特别是宋代的两座都城）也许根本不具有太多的“规划”色彩，而更接近于“自然”形态。只是在蒙古人统治结束后的复古主义思潮里，明清北京城才被建造为最为接近“古典宇宙论”的形态。②
　　认真探讨过中国城市形态，尤其是都城以外的大量地方治所城市形态的学者，也多意识到实证证据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抵牾。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在城郭的形状、街区的布局、重要建筑物的分布等方面，传统中国城市实际上具有多种形态，且存在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别。如章生道指出，中国古代城址的外形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卵圆形、圆菱形及完全不规则形，方形城墙在华北和西北“比中国其它地方要普遍得多”j而在广大南方地区，“背离矩形的城墙较为常见”；复式城墙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可以见到”，而且其具体形式多达五种类型；就城门、街道体系、城内外土地利用等方面而言，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形态。然而，这些细致的观察总的来说并不能让学者们放弃关于中国城市“规划性”的传统看法，章生道即坚持，“中国古代的城治外形通常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完全不顾这一论断运用到不同地区时可能产生的严重误解，此外，在谈到“城治形态”的其他问题时，他也一直坚持使用“规划”一词，将城市形态的各种不同特点均视为人为设计的结果，只有“城门外附郭的发展”乃是“一种有规则的例外”。
　　另一类型的反思起源于著名的“唐宋城市变革论”，最初由加藤繁在比较隋唐长安城与北宋开封城在地理空间、街区布局、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时提出，后来由伊懋可、斯波义信、施坚雅等学者总结为“中世纪城市革命”学说。据施坚雅的总结，“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涉及治所城市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这种观点并非针对城市形态的研究而发，它也不否认宋代以前的城市具有较严谨、方正的规划和整体封闭的特点，但至少对于宋代以后的城市，它认为“自由发展”的特点已经较为突出，“规划”色彩相应减弱。
　　……

前言/序言

　　城市古已有之，中国亦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把中国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大阶段。从城市兴起到宋朝是第一阶段；从宋朝到十九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第三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近代化工业逐渐兴起，再加上政治不安定，迫使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涌现出一批新型城市。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从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商业化和地区内部贸易、地区间贸易、行政等方面，探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城市化，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化。
　　可见当代官方与民间既兴奋又诟病的城市化问题，早已有之，并非现今时代所特有，当然也并非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就是当时城市化的浓缩写真。这一切，与宋朝的商业革命密切相关。
　　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说：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种对历史解读的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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