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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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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32885

版次：1

商品编码：12308060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8-02-01

用纸：纯质纸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公开讲学记录，较系统地展示国学的概貌，是国学爱好者及研究者了解国学的必读之书。章氏一生讲学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当代国学研究界的影响巨大。本书选入其中后期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国学讲演之记录。

作者简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为文字学、经学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了方向。

精彩书摘

论今日切要之学

从前顾亭林先生说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话，但是博学于文不如行之实际，而“行己有耻”纯为个人的行为，所以这里暂不讨论。

今日切要之学只有两条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学不见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学也不必完全能够求是。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讵今日之学风适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学，表章墨辩之说是尚，反弃目前切要之学而不顾。此风若长，其害殊甚，速矫正，以免遗误于将来。兹先分论其不切要之点如下：

（一）考远古此虽为求是之学，然不能致用。试观今日一般学者忽于近代之史，而反考证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经》等孳孳不休。正如欧西学者日夜研究古巴比伦、埃及等国的文化，同样的无味。因彼时尚在混沌草昧时期，就是能发现一二种学说，也绝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又何况即便得以证明也不能致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学也。若今日举国学子欣欣然考证龟甲，研求钟鼎，推求陶瓦，各自以为得。其考证甲骨者则凿凿于某字《说文》作某，钟鼎又作某，某字应读某声，穿凿附会之态较之研究钟鼎者尤为可笑。而不知龟甲之真伪本难分别，何况其证据又薄弱无力！至于钟鼎本系金属，真伪尚易辨别，然考证其文字，终觉无味。其一切考证钟鼎文字之书籍，更须审辨。若宋人之《集古录》《金石录》《博古图》等书，考订本多难据。至清之吴大澂等益加穿凿。然清人考订文字大率沿袭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袭何者？夫文字递变，必据有形迹者以为推。假如佐证毫无，而欲妄加揣测，正如外人到中国听戏，纵赏其声调铿锵，而于曲中旨趣则茫乎无所知矣。

（三）考《墨辩》今日学者，除去染有上述两项风气之外，尚有一种绝不能以之致用的风气，就是考墨辩。《墨子》的精华仅在《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诸篇。至于《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诸篇，实《墨子》的枝叶，而考墨辩者却矜矜然说某段合乎今日科学界中的电学，某段合于今日科学界之力学，某段合于今日科学界之飞艇、飞机，某段系今日物理学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学之先声。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学界的开山老祖一样。即使以上诸说能够成立，也不过是繁琐哲学之一流。《庄子》有一句话：“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杨、墨是已。”这样说来，非独墨子是科学专家，杨子又何尝不然呢？《大戴礼》哀公问孔子有小辨之说，则墨子亦小辨之流也，总之其语虽然有是的地方，用起来时却不能致用。所以这班学子虽较考古史、古文字学有用，然终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现代的学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学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学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学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领胜于清人，虽少年科第足以临民。清之学者考证经史详搜博引，虽为前古所无，惜不谙当代制度，治事的时候，辄来请教于幕僚，所以两朝学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学者尚能致用，清之学者虽欲致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致用者，基于彼等考大体者少，证枝叶者多耳。是明清两代之学，皆非切要，不足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现代各校不明此理，多于每周规定三四小时，与其他科目同一办法，此甚不然。试问一部正史，欲于每周三四小时内依次讲解，恐至少亦须三十年始能讲毕。即令学生明知史志为今日切要之学，若按时至校听讲而不自修，终必无所获。此外市面上有应时而起的《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等，美其名曰节省时间，实无当也。如唐人刘知几之《史通》通释，往复辩论历代史书得失之处，虽甚详明，假使详明更不阅其所论之史书，则《史通》亦为无用，况今日市上之《史学通论》等书，撰著对于所论之书恐尚未尝看过，则其“通论”又那里有丝毫的用处呢？故历史一科之教员应专讲解史志之条例及其中深奥的地方，其余易解之处统由学生去自修。盖研究学问有二法：（一）有必须讲解者，如史学之条例是也。（二）有必须自修者，则史志之全文是也。试观现在各校靦居历史讲座之先生，与茶馆中说评书的有什么分别？其中本领高者仅能讲明历史之大概，劣者虽大概亦不能明也。

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覆。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已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盖事实为综错的，繁复的，无一定之规律的；而历史乃归纳此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历史又如棋谱然，若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荆公与现在国民党之总理孙逸仙均中不明历史之病，王荆公不许人读史志，毁之曰“断烂朝报”，孙逸仙似未精究历史，却也具有王氏之遗风，所以国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荆公与孙之国民党同因不谙已往之史迹，以致爱国心衰。自王荆公倡不读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国缔造已二十一年，前后茫茫，亦可惧也。

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而仅据外人之称东三省为“满洲”，便以为东三省之属于我国乃附属地性质，非本土也。凡稍读史志者便以为其误。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盖不晓得周公、孔子的名字，仅遗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无关国家之得失，若不晓得历史则几乎茫茫然遗失了东三省千百万方里的土地，其为害驾于经书之上。此语在好高骛远的人全不愿说，他们视历史如同掌故和家谱一样，岂料到关于国家的命脉是这样的大呢？再以开铺店喻之，开铺店若不明该地的掌故习俗，则不出数日必倒闭矣。又如组织家庭，若不看家谱不明世族，则亲疏不分，视其同族若路人，此家未有能兴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家谱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志之害，岂不尤甚于斯欤！故谓历史为掌故亦可，谓之为民族的家谱亦无不可。总之，历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至于运用之法，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志之全帙虽繁，读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则简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之学不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汉时即以六经为史，各有专家传其学，至今因时间之延长，史志遂觉繁多，然此正一完备之棋谱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于昔。在汉时可举史志而尽焚之，因彼时棋谱尚未完备，而有人才在，还可以补救时艰。今日则不可，因人才已无，棋谱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从前的话。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用尤钜，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学也。

据《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

*此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学的演讲，由王联曾记录，并经黄侃、吴宓审定。

书摘二：

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余今日须为弟辈道者，一治学之功夫，二治学之志向也。

余家无多书，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任意浏览《史》《汉》，既卒业，知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乃取《说文解字》段氏注读之。适《尔雅》郝氏义疏初刊成，求得之。二书既遍，已十八岁。读《十三经注疏》，暗记尚不觉苦。毕，读《经义述闻》，始知运用《尔雅》《说文》以说经，时时改文立训，自觉非当。复读学海堂、南菁书院两《经解》皆遍。二十岁，在余杭，谈论每过侪辈，忖路径近曲园先生，乃入诂经精舍。陈说者再，先生率未许。后先生问：“《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注》‘周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也’。《冬官》亡于汉初，周末尚存，何郑《注》谓《冬官》亡乎？”余谓：“《王制》三卿五大夫，据孔《疏》，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马、小卿而无小宗伯，故大夫之数为五而非六。依《周礼》，当减三百之数，与《冬官》存否无涉也。”先生称善。又问：“《孝经》‘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谁耶？郑《注》谓先王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余谓：“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异寻常人也。夏后世袭，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经》之制，本于夏后。五刑之属三千，语符《吕刑》。三千之刑，周承夏旧。知先王确为禹也。”先生亦以为然。余于同侪，知人所不知，颇自矜。既治《春秋左氏传》，为《叙录》驳常州刘氏。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由是锋鋩乃敛。时经学之外，四史已前毕。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赖竹简斋书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潜心读之。既毕，谓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学渐实。三十后有著书之意，会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书卷。及亡命东瀛，行箧惟《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二书。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说文》，久之，觉段、桂、王、朱见俱未谛。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又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秩然。因谓仓颉依类象形以作书，今独体象形见《说文》者，止三四百数。意当时语不止此，盖一字包数义，故三四百数已足，后则声意相迩者孳乳别生，文字乃广也。于是以声为部次，造《文始》九卷。归国后，叶奂彬见而善之，问如何想得出来？答：日读《说文》，比较会合，遂竟体完成耳。民国二年，幽于京师，舍读书无可事者。《小学答问》《文始》初稿所未及，于此时足之。《说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为“羊矢臂”。孙仲容非之，谓“羊”或“美”之讹，“矢”或“肉”之讹。余寻医书《甲乙经》，知股内廉近阴处曰“羊矢”，方悟“臂羊矢”义。又，《说文》：“设，常也。”段亦不解。余意“设”、“职”同声。《说文》：“职，记也。”《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郑《注》：“属谓徽识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于身。《说文》有“职”而无“帜”，于是了然于“设，常”之义。又，《说文》：“斦，二斤也。阙。”大徐音“语斤切”。余谓质〔質〕

从斦，必为斦声。《九章算术》刘徽《注》：“张衡谓立方为质，立圆为浑。”思立方何以为质，乃悟质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谓为堑堵形。斤本作，小篆变乃作。两斧堑堵形颠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为质者，此之谓也。斦当读质，非语斤切，由此确然以信。凡此之类不胜举，皆斯时所补也。

方余壮时，《公羊》之说盛行，余起与之抗。然琐屑之谈，无豫大义。出都后，卜居沪上，十余年中，念孔子作《春秋》，语殆非实。孔子删《诗》《书》，正《礼》《乐》，未加一字，《春秋》本据鲁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阅彭尺木书，知苏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鲁史为《春秋》，未加笔削，心韪之。至苏州，求其书不得，人亦无知之者。又叶水心《习学记言》，亦言《左传》有明文，孔子笔削者无几，“天王狩于河阳”，史官讳之，非孔子笔也。于是知孔子之《春秋》，亦如班固之《汉书》，非为褒贬作也。褒贬之谈，起于孟子。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非谓为乱臣贼子作《春秋》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为平民。司马温公作《通鉴》以进神宗，其事可证。三传同有“弑君”“称君”“君无道也”文。《谷梁》谓：“称国以弑君，君恶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谓：“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人君读《春秋》，鉴往事，知为君之难，必多方以为防，防范多，斯乱臣贼子惧。喻如警备严明，盗贼自戢。若书名以示贬，如朱晦庵之《纲目》，何能使乱臣贼子惧耶？历世说《春秋》者，杜预为可取，余皆愈说愈远，啖助、赵匡、胡安国辈，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国书》三十卷，立石以彰直笔，后遭灭族之祸。孔子而若浩，不畏灭族之祸耶？太史公衔武帝，其书仍称“今上”，未贬名号。《春秋》于举事过当者，书之曰“人”。“人”本人也，无可非难。自啖、赵至胡安国，惟叶水心说《春秋》不谬。明高拱作《春秋正旨》，拱有经国致用之才，语亦可准。

《尚书》诵习多年，知其难解。江艮庭、孙渊如所说，文理前后不通，喻如吴某演说，三句之后，意即旁骛。余思古人既称古文读应《尔雅》，则依《尔雅》解《尚书》，当得其真。《尔雅》一字数训，前人守一训以为解，无或乎其难通也。意者《尔雅》本有其训，释书者遗而不取，故《尚书》难解乎？《无逸》“康功田功”，《释宫》“五达谓之康”，则“康功”者“路功”也。《盘庚》“用宏兹贲”，《大诰》“贲”，语均难通。《释鱼》：“龟［龜］三足贲。”古通称蓍蔡之蔡曰龟，则“用宏兹贲”者，用宏此龟也。龟者，陈龟也。康为路，贲为龟，《尔雅》明著其训，释书者遗之，遂不可通。以故余所著《古文尚书拾遗》，似较前人为胜。

《春秋》专论大义，《尚书》务通训诂，拘囚北京而还，说经主旨如此。

余常谓学问之道，当以愚自处，不可自以为智，偶有所得，似为智矣，犹须自视若愚。古人谓：既学矣，患其不习也；既习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进学之方也。大氐治学之士，当如童蒙，务于所习，熟读背诵，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弟辈尽有智于余者，功夫正须尔也。

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谓《春秋》即后世史家之本纪列传；谓《礼》经、《乐》书，仿佛史家之志；谓《尚书》《春秋》本为同类；谓《诗》多纪事，合称诗史；谓《易》乃哲学，史之精华，今所称“社会学”也。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说，如日中天，学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余故专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学，初不过人一二之好奇。康有为倡改制，虽不经，犹无大害。其最谬者，在依据纬书，视《春秋》经如预言，则流弊非至掩史实逞妄说不止。民国以来，其学虽衰，而疑古之说代之，谓尧、舜、禹、汤皆儒家伪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将维系民族之国史全部推翻。国亡而后，人人忘其本来，永无复兴之望。余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说，弊更甚于《公羊》，此余所以大声疾呼，谓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说文》之学，稽古者不可不讲。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举中国语言文字之全，无一不应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弟辈能承余志，斯无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诸祖耿记录《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载《制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

前言/序言

——晚年以国学救亡的章太炎

蒙木

国学，常常指“一国固有之学问”，但国学这个词本身属于舶来品。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趋盛，很多人开始讨论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么？因此日本出现了西化派和国粹派的论争。黄遵宪（1848—1905）于1887年刊行的《日本国志》最早记录了这个论争，并开始使用“国学”这个词。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之耻震醒了不少中国士人，他们开始向日本学习。国粹和国学这些词越来越多地走到中国维新人士的笔端。尤其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亲身感受了这场论争。梁启超（1873—1929）在1902年致函黄遵宪，拟倡办《国学报》，而黄遵宪认为传统旧学“尊大”“固弊”，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国学的提倡“略迟数年再议，未谓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启超所拟《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不如先据此写一本《国学史》。“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启超这里，国学是一个“新民”的过程。他1902到1904年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数次提到“国学”这个词。

1903年2月，黄节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26号发表《游学生与国学》，希望“以公众之力，设置一国学图书馆”，“图书馆若成，则凡是有志于是者，可以开一国学研究会，以世界之新知识，合并于祖国之旧知识，十年之后，我国学之光焰，必有辉于大地者”。

1904年3月《政艺通报》第三年甲辰第三号上，邓实发表长文《国学保存论》，进一步提出“保存国学”的主张。同年7月《政艺通报》甲辰第十一号上，黄节又发表了《国学报叙》说：“癸卯岁暮同人创为国粹学社，拟月出《国学报》一编。”8月，邓实在简朝亮《国粹学》一文前面加按语，大声疾呼：“呜呼，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学其乌可一日已乎？”

在上海，继出现了国学扶轮社和国学社等出版团体之后两三年，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又发起成立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爱日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矣。”筹办《国粹学报》为其机关刊物。同年2月《国粹学报》创刊，序说：“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为之导，虽美弗彰。不揣固陋，拟刊发报章，用存国学……钩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国粹学报·例略》表述得更为简明：“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不有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国粹学报》发刊初期，执笔人甚少，主要是邓实、黄节、刘师培。后来撰稿人逐渐增多，陈去病、章太炎、廖平、王国维、郑孝胥、黄侃、柳亚子、罗振玉、马叙伦等陆续加入。

没有西学，谈不上国学。国学是维新士人有鉴于西学强势东渐而提出来的，他们要检点中国固有的家底。最早宣扬国学的这拨人有很多都有较强的西学背景，他们提倡国学的初衷不是要研究国学如何博大精深，而是通过国学来刺激爱国心，增强我们海纳西学的文化自信。“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个命题是当时国学人士有强烈共鸣的。国学在，天下就不会亡。这个思想延续到后来，章太炎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解》将“中国民族”定义为文化概念：“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血统之种名，乃为—文化之族名。”

谈国学绕不开梁启超，也绕不开长他四岁的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说：“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

1906年6月，苏报案“主犯”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迎其赴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即其“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 1906年9月5日，章太炎主笔的《民报》第七号刊载了《国学讲习会序》，说：同人拟创设国学讲习会，章炳麟先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其实这个讲习会第一次开讲一直迁延到1908年4月4日。国学讲习会在大成学校的大班课听者甚众。后来鲁迅等留学生闻名进来，发现脱课不少，想从头听讲，便托人央章先生另开一个小班。7月11日开始，章太炎在民报社寓所小班开讲，听讲人包括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许寿裳等。周作人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

据刘文典回忆：“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从那天起，先生学生天天聚会，但是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了。”黄侃对这次东京讲学回忆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这是章太炎第一次集中而系统地讲学，他第二次系统讲学是在他被袁世凯羁押北京期间，以“国学会”名义“讲学自娱”。“国学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 1913年12月9日首讲，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到者约百人”。这次讲学持续了一个多月，听众中除钱玄同、吴承仕、马裕藻外，还有毛子水、顾颉刚、傅斯年等青年学生。据顾颉刚回忆，“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学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吴承仕时任司法部佥事，因倾羡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常来请教佛学方面的问题，令太炎大喜。《菿汉微言》便由章太炎讲授，吴承仕笔录，于1916年初完成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章太炎是浙江同乡，从爱国学社便开始合作革命，后来同为光复会的发起人、同盟会的元老成员。蔡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文科骨干主要是章太炎的弟子们：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士远、黄侃、马叙伦、刘文典、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等，以至于陈源在和鲁迅的论战中说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实力的某籍某系”，后来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也承认了这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大国文系）的存在。

章太炎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4月至6月，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一共讲了十讲。同年11月，曹聚仁的讲课记录以《国学概论》为书名由上海泰东书局排印出版。《国学概论》后来成为章著中最为知名与普及的一种，后世对于“国学”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书框架。

第四次讲学是1934年冬至1936年6月以“章氏国学讲演会”“章氏国学讲习会”等名义进行的。1934年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最初，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举办了每周一次的星期讲演会，1935年9月，在购买了苏州锦帆路50号居所后，又于此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据统计，学员年龄最长的七十三岁，最年轻的不过十八岁，籍贯遍及十九省，住宿学会里的百余人。这次讲学的最后成果主要是《国学略说》的刊行。

其实，1929年已届花甲之年的章太炎基本上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缄默无言，自甘淡出政治和学术舞台了。是“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入侵，刺激了章太炎，他才再次走出书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呼吁奔走，与熊希龄、马相伯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呼吁国民党各派系停止内斗，共同抗击侵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他一来为了避难，二来想利用自己民国元勋的身份，以及与北方军阀们的私交，“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2月29日，章太炎到达北平，请张学良出兵抗日，“大声疾呼，声震瓦屋”；又见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等，要求共同御侮。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晚节昭然，与章太炎的游说未必没有关系。

在北平停留约三个月，章太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作学术演讲。据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22日在民国学院讲《代议制改良之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3月31日，在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4月8日在北京大学讲《揭示学界救国之术》；4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4月18、20、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

关于章太炎北大讲学情形，钱穆《师友杂忆》载：“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做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据钱玄同日记，写黑板是魏建功——笔者注)。……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张中行也有回忆，他说：“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出去。”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留下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他生前将墓地选在西湖边张苍水墓侧。国民政府褒令国葬，但因抗战烽火，国葬未能实行，家人将他暂葬苏州章家后花园。1955年4月，按照其生前遗愿，章太炎的灵柩得以迁葬于杭州西湖边，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篆隶结合的“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1966年底，章太炎被掘墓暴尸，墓地辟为菜园，又十五年后才寻回遗骨，恢复陵墓于旧址。章太炎墓之外，1988年又添了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讲国学从文字训诂、古籍辨伪等小学讲起，进而经学，进而玄学（哲学—思想史）。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一直特重文学。1910年章太炎精心编定的《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不及史学；到《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部，史学是附于经、文之后来讲的。

卞孝萱认为章太炎特重史学，是从1924年开始的。是年7月，他在金陵教育改进社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提出：“保存国性，发扬志趣”是教育的根本，“至于能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无史之国，每易沦亡”，“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日本侵华后，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认为在亡国灭种关头，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研究历史最为切要。1933年在无锡国专演讲《历史之重要》：“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处斯乱世，尤当斟酌古今，权衡轻重。”这这篇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人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

1934年，章太炎在《与邓之诚论史书》中又说：“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1935年六七月，他连续演讲《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强调读史“当论大体”。是年6月6日，章太炎曾作《答张季鸾问政书》：“一、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二、为救亡计，应政府与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三、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宜暂时搁置者，曰纯粹超人超国之学说。”章太炎强调用历史“鼓舞民气，启导方来”，“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他在《历史之重要》中说：“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讲经，从来都是章太炎治国学的重点，他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中说：“读经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虽有取舍，而保持国性实为重要。”

“修己治人”是章太炎晚年一再强调的。在他看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而非借此修身成德，优入圣域。在《国学之统宗》中，他揭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部经典。“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所以《孝经》一书，实不可轻。“《大学》者，平天下之原则也。从仁义起，至平天下止，一切学问，皆包括其中。治国学者，应知其总汇在此。”“《孝经》《大学》，人治根本已立，然无勇气，尚不能为完人，此余之所以必标举《儒行》也。”“欲求国事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儒行》不独尚气节，亦尚勇力。”1925年10月8日在长沙明德中学的演讲：“青年为人，当以志向气节为先，学问为辅。”后来章太炎一再揭榜顾亭林“行己有耻，博学于文”，1932年5月30日在青岛大学专门做这个主题演讲：“救世之道，首须尚全节”，“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思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国家昏乱，礼教几于坠地，然一二新学小生之言，固未能尽变民俗，如丧服一事，自礼俗以至今，兹二三千年未有能废者也。”（《丧服概论》）章太炎独倡《丧服》，“欲保存中国之礼法”。所以“讲国学当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书为统宗。”

这本《国学救亡讲演录》主要依据章念驰编《章太炎全集》

（演讲卷）

和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编选自“九一八”之后，至其《国学略说》之间的历次演讲。讲《说文》，讲《尚书》，以及《丧服概论》六七篇过于专业，今天普通读者阅读繁难，因此未收，其余讲演基本齐备，大致分隶为国学综论、经学、史学和儒学四部分。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认为，“经之所该，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大抵提出宗旨曰经，解说之者为说”；“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辨”。“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经典治人之道，非儒家固不能运用。”

史上大儒，章太炎标举最不遗余力的，一为顾亭林，一为范仲淹，“名节厉俗”，“经义”与“治事”兼擅。因为国学不尚空谈，而在实行。

今日国学复热，但国学概念过于宽泛，我们谈国学不能无根。笔者认为国学不能等同于蒙学，不可单单提倡什么《弟子规》《千字文》之类，我们必须接着章太炎、梁启超的文脉，继续讲，必须面对鲁迅、陈独秀、胡适诸人的批评，以免妖气升腾遮蔽了国学中康健和昂扬的一面。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要完整地理解章太炎，读读这本《国学救亡讲演录》是必要的，它不是单刀直入讲国学是什么，而是结合时事，呈现了章太炎国学发展的脉络，看看他在方法论上的提倡和反对，对于我们所谓国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必将大有裨益。

2017.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