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众文化、青年性格，专业信仰、工匠精神，欧洲历史、贵族精神，大陆文化、台湾文化……这些关键词带领着我们，从俗世社会的内在紧张、家国天下的关怀、南北城市情、港台文化风等方面，探究和阐释个人、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根本之道，对知识分子崇高话语的意义进行思考，为社会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提供一种精神的参照。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与东京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

目录

俗世社会的内在紧张

大众文化的冷峻反省 3

大众文化时代的青年性格 13

终极关怀与现代化 20

世俗化与超越世界的解体 30

21 世纪的世界：世俗化与宗教的永恒冲突 39

家国天下的关怀

信仰、专业和卓越：从文化角度解读“工匠精神” 57

市民社会与日常生活中传统礼仪的传承 72

“9·11”事件与全球正义 79

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 101

从东邻日本看高扬传统的得失 112

从欧洲历史看贵族精神 124

南北城市情

魔都与帝都：近代中国双城记中的知识分子 133

上海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反思 143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155

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 169

中国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反思 175

港台文化风

文化与文明：上海人与香港人 187

两难困境中的殖民历史遗产 190

香港：文化大都市之梦 194

亚细亚孤儿的迷惘：四代台湾人的文化与身份认同 201

一个非批评家的文化批评

希望的春天与绝望的冬天 213

虚妄的都市批判 221

俗世中的时尚 229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

　　——关于“张爱玲热”的断想 236

无奈中的美丽神话 245

精彩书摘

“工匠精神”是一种信仰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一种信仰。我前面讲，现在的这套企业制度竟然是从新教伦理里面脱胎而出的，就和宗教有关，宗教是一种信仰。这里我要引用 20 世纪大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文学之于我，不仅是兴趣，而且是信仰。”这句话我看到以后，有一种触电一样的感觉，要支撑你从事一个专业，乐此不疲地受到各种挫折还愿意钻研下去，与它终身为伴，有时候仅仅靠兴趣是不够的，兴趣是可以发生转移的，但是一旦兴趣成为你的信仰了，那就是真正金不换了。“工匠精神”对于工匠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信仰。

我们都非常喜欢苹果手机，乔布斯把苹果的产品，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做到了极致。这个产品不仅在技术上是极致，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品。有一个词叫作“技艺”，这个词我非常喜欢，既是技术又是艺术。苹果在技艺的层面做到了完美和极致。

一个产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很高的阶段之后，每提高 1%，它的投入可能就不是 1%，而是 10%，甚至更多，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一般人如果只追求市场的价值，会觉得得不偿失，但是乔布斯的逻辑不是商业逻辑，他就是一种工匠逻辑，他的动力就是对内在利益的追求，我要把我的产品从技术到艺术都做到完美和极致，所以今天才有一个无人可挑战的苹果，才有那个永远都让人怀念的乔布斯。中国媒体有一句神评论，说中国人“老是想着 job，所以永远出不了 Jobs”。因为乔布斯有一种工匠精神，这是我们欠缺的。

大家都说年轻人要有理想，世俗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什么呢？我们不必提得太高，一讲到理想主义好像一定要是道德上的圣人、有家国天下情怀。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从你脚下这块地方做起，就是把你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极致，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理想主义的精神恰恰是你有一种专业精神、志业精神。

要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你要对自己的领域和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敬畏感，当然要有竞争，但是仅仅有竞争是不行的。我们以前很相信市场，觉得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自然会产生优质的产品。但是，如果缺乏一种工匠精神，在野蛮生长的市场早期阶段，胜出的可能不是那些工艺最好的，而往往是那些粗制滥造的，这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市场经济时代，有一种伦理叫作“工作伦理”，或者叫“职业伦理”，这就是对自己的专业有责任感，是把自己的专业看成一种信仰，这就可以培养出一种伦理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有另外一个著名的看法，他说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有两种，第一种理性叫价值理性，第二种理性叫作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就是一个人在实施自己行动的时候，只为自己的动机负责，为自己的目的负责。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就是“做到尽可能地完美，把结果交给上帝”。这就是一种价值理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当然是一种信仰。

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大部分的人是不按照这种价值理性来行动的。大部分的人不问这个选择、这个行动终极目的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他只设定很具体的目标，只问要达到这个目标我该如何行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又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工具我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叫作工具理性。

韦伯就讲，现代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只生产，不问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现代人普遍的行动方式都是工具理性，当然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今天的财富、今天的技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增长。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我们会发现由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包括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方式只用到一种工具理性的话，最后我们的生产目的、我们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被忘记了。人类现在拥有了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否要有一个限度，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是否要有一个和谐、平衡的问题。我们这样拼命地促进财富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终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今天都忘记了。似乎追求财富、追求欲望的满足成为我们唯一的生活目的。但是，随着人类财富的增长，随着我们所拥有物质的增加，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价值理性会问的问题，而工具理性不会问这个终极的目的为何。

涉及各个具体行业，当我们仅仅是为了盈利，为了赚快钱，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这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但是，我们究竟是为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终极性的目标今天却被淡化了。一旦一个行业自身的行业内在价值被淡化了，这种工匠精神也就衰落了。前不久放映的吴天明导演最后的作品《百鸟朝凤》，是一个唢呐匠的故事。我看了以后很震撼，这个“匠”特别好，他追求的就是那种唢呐自身的精神。老唢呐匠说：吹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那是吹给自己听的。《百鸟朝凤》在我看来是一曲挽歌，是一曲中国古代匠人精神的挽歌。吴天明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即工匠精神的匮乏。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创业，你仅仅有工具理性可以创业，但是创不了大业。创不了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种真正的大业。为什么？创大业的人是要有梦想的，马云有一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这句话是对年轻人讲的。但是我们对梦想的理解不要狭窄，在我看来梦想和目标是不一样的，目标每个人都有，现在凡是自我理性能力很强的人都有一套人生规划，但是这个东西叫“目标”，目标是具体的，但是梦想是抽象的。

马云的梦想是什么？一开始搞黄页，他的梦想是要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他的梦想。他不是仅仅为了赚钱，他有他的梦想所在。以这样一个梦想作为一个价值理性，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最后做大、做强。前不久发生了一个大事，阿尔法狗在人与机器的围棋大战中打败了人类，这个事情轰动了全世界。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了，谷歌是一家什么公司？谷歌竟然是一家“10% 的人负责赚钱，90% 的人负责胡思乱想和科技创新”的公司。这家公司不是赚快钱，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赚钱，它造就的是人类的梦想。它关注以前人类都难以想象的、连科幻作品也只是依稀猜想到的那些梦想，它要努力地实现它。过程中可能经历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失败，但是实现的那部分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可能会改变人类。这就是有梦想的公司，有梦想的创业者，最后是创造了大事业的。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创业需要什么样的禀赋呢？韦伯曾经讨论过政治家，他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三方面的禀赋：

第一，价值理性。即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就是一个大政治家必须有信仰、有梦想，这种梦想是伴随他的政治生涯的。像奥巴马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在位期间要推行全民医疗改革，这个差点让他下台了，但后来竟然成功了。他说“哪怕我因此下台，我也要追求全民医疗保险”，因为美国和欧洲比，在全民医疗保险方面实在太落后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并愿意为这个信仰献身。

第二，要有现实的使命感，并有为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需的责任伦理。政治家不是教徒，他还要有现实感。当他在实践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要对结果负责，一旦发现这个结果伤害到了自己的信仰，就要为此负责。比如说我是为人类思考的、我是为人类服务的，结果我最后的行动伤害了我的这种信仰，危害了人类，我就要因此承担责任，这就叫责任伦理。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他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积极反对美国政府的原子能政策，他觉得这个原子能技术若不加以束缚会毁灭人类。现在全世界的原子弹可以毁灭地球二十次，他就站出来激烈地批判美国政府和不加约束的原子能技术，这就是他所担当的责任伦理。

第三，对现实具有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这个当然是更稀贵的素质，韦伯讨论的是政治家，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一个有工匠精神的创业者，不仅仅靠一种献身精神、责任伦理，而且需要第三条，那种冷静的判断和洞察能力。这三种禀赋和气质，才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创业能力。

这个时代聪明人很多，聪明人干什么都行，转行特别快，今天发现这个潮流领先了，我立马转行做这个，那都是聪明人，聪明人是没有自我的，他不断地在变。虽然他够聪明，跟得很快，他也小有成就，立马就跟上了。但是你会发现不断转行的人未必是能够做成大事业的人。从这一点而言，有时候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傻。“傻”是指他就认一个死理，就认准了干一件事。当然这个也不能是一个夕阳产业，他还是认定这个行业是有前途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萧条期而已，但是只要做下去，依然有可能死而复生。这是一种傻子精神。

往往一个行业的大事是傻子来做成的，而不是那些外面来的随时准备开溜的聪明人做成的。傻子是什么？有时候就是一种游戏精神，游戏就是好玩，没有太功利的目的，也不追求成功，没什么道理，就是喜欢，于是沉湎于其中。工匠精神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为了钱，只是喜欢。工匠精神讲到最后也就是一种游戏精神。如今教育界都很崇拜“学霸”，崇拜成绩出类拔萃的学生。实际上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人都不是学霸。有机构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从 1978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中国出了上千名各省市的“状元”，上千名“状元”里面，几乎没有人出名，几乎没有人成为那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而都成了平庸的人。他们可能也不错，但是他们成不了大业。什么道理？学霸太看重分数了。但是教育史上却有一个现象叫“第十名现象”，一个班级如果是四十到五十个人，跟踪调查发现，后来能够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级里面是成绩在十名左右，这第十名不是他拼死拼活考到了第十名，而是他够聪明，用了 70% 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学霸用 100% 的精力冲前五、冲第一，而他不干，用剩下的 30% 的精力去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因为他够聪明，基础也够好，后来就靠这 30% 的精力所形成的兴趣，有了大成就，这就是“第十名现象”。

工匠的最高境界就是游戏，因为游戏就是像工匠那样，用一种喜悦的方式来欣赏自己的努力。游戏这个东西要么不成功，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工匠精神不要内含牺牲和痛苦，而是快乐。有一年我在香港看到香港电视记者采访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学者崔琦教授，记者傻乎乎地问他：“崔教授，你每天在实验室，一定很辛苦吧？”崔琦教授淡淡一笑：“我每天都是怀着好奇的心情进实验室，不知道每天的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像小孩子一样期待实验的结果，每天进实验室都像过节一样快乐。” 就像我们看欧洲杯一样，假如知道结果是什么，还会看吗？不会了。你每天像过节一样期待着结果，那个结果是未知的。玩实验也是一样的，你不知道最后玩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哪里像现在的各种课题，非常奇怪，让你事先规划好，哪一年干什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好像一个实验是一个最终规划的结果，连第一年买什么、第二年买什么，都要报得清清楚楚。实验是未知的，所以这才好玩，这才有动力。

美国著名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知识分子论》，讲了一句名言：“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做研究、著书只是为了稻粱谋，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为了换来职称、收益、课题。但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以此推广，工匠精神也是一种业余精神，你要把专业的事情当业余的来做，因为专业一定有某种功利的目的在里面的，但是你一旦把它看成业余，那就没有上班下班之分、业余与专业之分了，因为这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有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著名的创业导师李开复，当年辞去了微软的高薪，自己出来创业，他的老板想不通：我给你的高薪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为什么你竟然说“No”，为什么？李开复后来说，他的梦想，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创业，最重要的，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什么叫成功？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成功的标准不是外在的、市场的、世俗的标准，不是多少财富、多大的公司，他的成功是一个自在的、自我的标准——“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所以李开复教导很多的创业者说，最大的成功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所以盲从，跟着大潮流走，大部分人只能“跟”，无非是“跟得上”和“跟不上”的区别。但是最优秀的人就像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认准的目标一般人是不在意的，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目标代表了未来。就像当时谁都不看好马云，不肯贷款给他，只有日本软银的孙正义独具慧眼，给了他投资，让马云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今年上海电影节期间，李安的一场讲座爆满，三百人的会场涌进了六百人，他的一番话，第二天媒体纷纷报道，我的微信也被刷屏。很多人问他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赶上美国，因为中国的电影票房马上要超过美国了。李安给大家泼了冷水，他说：“我希望大家慢速成长，我就是一个三十六岁才晚熟的艺术家。”李安真的是大器晚成，虽然他从小喜欢艺术，他读了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这是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但是这个行业一毕业就是失业，没有人找你拍片。他整整六年时间在家里带孩子，靠太太养。李安熬得住，连短片、广告片都不接，最后熬出了头，踏入了好莱坞的顶尖导演行列。他身上是有一种傻子精神。李安说现在中国人都在想着赚快钱，各种资金都涌入了电影行业，但是都是要求你几年里面达到多少收益。这样的急功近利是出不了李安的。今天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才培养工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孵化器，都是速成式的，要求你立马成功。比如很多课题要求三年、最多五年必须完成。谁都不是傻子，当然不会报一个风险大的项目，所以就弄一个保险系数比较高的，好像有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不失败的平庸项目。今天中国对科研的投资，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但收获甚少。玩出大成就的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国的“傻子”太稀罕了，“聪明人”太多了！

工匠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品位，你要做出优质的产品，首先你要知道何为卓越，何为平庸，要有专业的品位。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只讲多快好省，是不讲品位、只讲市场价值的。比如在大学里面，急功近利地要求老师和学生发表成果，但很多学者连基本的专业品位都不具备，你还指望他能够出什么卓越的成果，还能带出怎样优秀的学生呢？在我看来，这种以发表为核心的培养工程应该降降温了，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多地应该放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品位上。

许纪霖先生历年文章的一个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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