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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尽管WTO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制度安排，但世界各国都尝试利用区域贸易协定来达到其贸易或非贸易目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区域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的谈判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敏感的领域。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快，农产品市场开放度高，食物需求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正不断深化。为了准确捕捉中国农产品在潜在贸易协定伙伴国家市场上的机会，深刻理解中国与潜在自由贸易伙伴间农产品贸易模式及背后的推动力量，《FTA背景下中国与潜在自由贸易伙伴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关系》首先分析了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演进与发展趋势；其次梳理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经验研究中常用的各种指数分析工具的优点、存在的缺陷和这些指数间的逻辑关系；最后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在较细分的水平上刻画了中国和重要的潜在自由贸易伙伴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趋势、竞争性及互补性，并讨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产品贸易的可能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虽然区域贸易协定越来越巨型化，但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类型。政策调整成本小，协定磋商和执行时间灵活，这些都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除经济上的原因外，政治和安全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后一种情况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
　　区域贸易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区别对待和潜在的贸易转向效应，这两点都对贸易体制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随着区域贸易协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前期可行性研究及事后评价的经验研究文献。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些文献依然采用的是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及在RCA方法基础上的各种变换、改进或修订的方法。
　　Balassa（1965）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缺陷是指数值分布的非对称性，而这使得很难对指数值进行解释和比较。由于不正确的区域加总或产业部门加总造成的贸易不平衡，Grubel和Lloyd（1975）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是不能被正确地使用。Brown（1947）的贸易集中度指数有取值范围可变性、非对称性与符号一致性三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制约了贸易集中度指数的解释和应用。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测算贸易互补性的指数方法，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的Drysdale指数有较强的理论基础，更适用于度量两个国家出口和进口模式的匹配性；而Drysdale方法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相同。
　　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日本与韩国是中国潜在的自由贸易伙伴国。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但不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种贸易空间的提升可能是不平衡的。
　　中国与印度、巴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有共通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基于各自的要素禀赋且主要为产业间贸易。印度和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明显大于中国向印度和巴西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不稳定且不平衡，中国是贸易逆差国；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也以中国进口为主，巴西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且顺差呈增长趋势。
　　进口需求效应是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向日韩两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与中国向日本出口农产品比较，中国向韩国的农产品出口对进口需求效应的变化比较敏感。出口结构效应是制约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进口需求效应一直是拉动日本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导效应已由竞争力效应转变为进口需求效应。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意义及研究现状
二、研究目标与基本思路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第二章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演进与发展
一、引言
二、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
三、区域贸易协定的结构与分布
四、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
五、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
六、本章小结

第三章 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依据：方法论角度的评述
一、引言
二、双边贸易的基础——理论分析
三、双边贸易研究方法与评述
四、研究结论

第四章 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关系
一、引言
二、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动态
三、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四、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关系
一、引言
二、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动态
三、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关系
一、引言
二、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动态
三、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七章 中日韩农产品贸易关系与影响因素
一、引言
二、中日韩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
三、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及趋势
二、双边贸易的理论基础及争议焦点
三、贸易协定签订依据的研究方法
四、中国与潜在双边贸易协定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五、讨论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序言

　　尽管WTO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制度安排，但世界各国都尝试利用区域贸易协定来达到其贸易或非贸易目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区域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的谈判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敏感的领域。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快，农产品市场开放度高，食物需求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正不断深化。为了准确捕捉中国农产品在潜在贸易协定伙伴国家市场上的机会，深刻理解中国与潜在自由贸易伙伴间农产品贸易模式及背后的推动力量，本书首先分析了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演进与发展趋势；其次梳理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经验研究中常用的各种指数分析工具的优点、存在的缺陷和这些指数间的逻辑关系；最后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在较细分的水平上刻画了中国和重要的潜在自由贸易伙伴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趋势、竞争性及互补性，并讨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产品贸易的可能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虽然区域贸易协定越来越巨型化，但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类型。政策调整成本小，协定磋商和执行时间灵活，这些都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除经济上的原因外，政治和安全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后一种情况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
　　区域贸易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区别对待和潜在的贸易转向效应，这两点都对贸易体制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随着区域贸易协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前期可行性研究及事后评价的经验研究文献。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些文献依然采用的是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及在RCA方法基础上的各种变换、改进或修订的方法。
　　Balassa（1965）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缺陷是指数值分布的非对称性，而这使得很难对指数值进行解释和比较。由于不正确的区域加总或产业部门加总造成的贸易不平衡，Grubel和Lloyd（1975）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是不能被正确地使用。Brown（1947）的贸易集中度指数有取值范围可变性、非对称性与符号一致性三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制约了贸易集中度指数的解释和应用。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测算贸易互补性的指数方法，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的Drysdale指数有较强的理论基础，更适用于度量两个国家出口和进口模式的匹配性；而Drysdale方法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相同。
　　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日本与韩国是中国潜在的自由贸易伙伴国。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但不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种贸易空间的提升可能是不平衡的。
　　中国与印度、巴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有共通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基于各自的要素禀赋且主要为产业间贸易。印度和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明显大于中国向印度和巴西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不稳定且不平衡，中国是贸易逆差国；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也以中国进口为主，巴西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且顺差呈增长趋势。
　　进口需求效应是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向日韩两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与中国向日本出口农产品比较，中国向韩国的农产品出口对进口需求效应的变化比较敏感。出口结构效应是制约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进口需求效应一直是拉动日本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导效应已由竞争力效应转变为进口需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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