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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其学识渊博、散文创作的深厚功力，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无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不可忽视，但其在日伪时期又充当了汉奸，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回避的污点。本书作者以精致流畅的语言叙写周作人的一生事迹，对周作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做了细致的探析。作者的文字不枝不蔓，既无学究气，也少有多愁善感的矫情，娓娓道来这位想做隐士而终陷于泥淖的散文大家的一生。

目录

题 记
一
老人转世
二
家 变
三
读书滋味
四
走异乡，逃异地
五
洋学堂
六
求学日本
七
归 来
八
告别绍兴
九
教书北大
十
成 名
十一
青春期
十二
迷 惘
十三
“自己的园地”
十四
兄弟失和

十五
斗 士
十六
“两个鬼”
十七
小品文家
十八
失 节
十九
“寿则多辱”

附 录
读周札记
后 记

精彩书摘

　　十六
　　“两个鬼”
　　人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尤其是像周作人那样的人。鲁迅常告诫说，要论人，就得论及人的全般。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形象，鲁迅却特别提醒人们，五柳先生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他那么说的时候，未必会联想到周作人，不过在三十年代，的确很有些人愿意把周作人来比陶渊明的。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将自己身上“金刚怒目”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正像陶渊明之为陶渊明，最重要之点还是他的隐逸态度。
　　其实，即使在为学生奔走，与陈西滢等人笔战正酣之时，周作人也不是那么义无反顾。一方面，在众人面前，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激烈，另一方面，当他独自面对自己时，他又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怀疑：这么做有意义么，值得吗？常常在一轮舌剑唇枪过后，他会产生一种无聊、疲乏的感觉。有一天他从抽屉里找到了祖父的一本家训，读到其中这样一段话：“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戏筵席，聊忆前训，即托故速归。”他大发感慨道：“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谈政治什么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滚出这个道德漩涡不可，反对假道学和伪君子岂不是与反对无耻政客一样地危险，即使没有大之小之的各种灾难，总之也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这篇题为《我最》的文章发表在《语丝》上，有些话是讽刺语，借了“惭愧”来表示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蔑视，不过“立志滚出这个道德的漩涡”，过一种洁身自好的生活，又确是他内心的真实。中国旧式读书人一向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作人身上本有着古来读书人的影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知识分子身处混乱的中国现实中，实在也看不到有何“达”的可能，何况周作人本性上又更适于宁静的书斋生活。若是从到南京求学时算起，他在独善其身的书斋生活与投身社会改革浪潮之间已有过好几番进退了，他本不想过问世事，熟识周氏兄弟的人都认为鲁迅“热”，周作人“冷”，可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还没有“冷”到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太叫人烦心了，要视而不见并不像孩子在一边哭闹他仍能埋头读书那样容易。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实在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罢了，糟糕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冷眼旁观，令他怀疑、后悔、对自己不满。不止一次地，他陷入到自我的矛盾中。
　　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无情地“严于解剖自己”，周作人却也是一个喜欢自我分析的人，他对自己内心的矛盾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他自言心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两个鬼“在那里指挥着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鬼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可是当那“流氓鬼”要引着他尽兴撒野时，“绅士鬼”就会出来拦着，于是乎“流氓鬼”便住了手，甚而跑得没踪影了。奇的是若他跟了“绅士鬼”走，“学习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时，“流氓鬼”又不答应了，要冒出来破口大骂“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有趣”。于是乎，“绅士鬼”又缩了头。周作人感到他既不可能扮演十足的“流氓”，也做不成百分之百的“绅士”，“流氓鬼”与“绅士鬼”二者都有他恋恋不舍的某种东西，他欣赏“绅士的态度”，却又钟情“流氓的精神”。“绅士的态度”是矜持、体面的，内底里是讲秩序，讲等级；“流氓的精神”即是反叛的精神，反叛现存的秩序，反叛权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给绅士们的“好的世界”添点乱，让其不那么如意。
　　要说鲁迅是反叛精神的化身，那么《现代评论》派诸人就可以看作是“绅士”的原型了。周作人身在“流氓”“绅士”之间，常常不能协调身上的“两个鬼”，使之合而为一，也只好一会儿做“流氓”，一会儿做“绅士”了。因为有“绅士”的一面，他即使在与鲁迅并肩与现代评论派对阵时，态度上与鲁迅也有微妙的不同。鲁迅是棒打一大片，对正人君子一个也不放过，他则几乎只是和陈西滢一个人单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打不打“落水狗”的争论。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49年以后曾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篇名文直接针对的是林语堂，从头里说却是周作人引来的：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后，周作人便觉可以息兵罢争了，有位曾经提倡白话文的老资格人物吴稚晖出来说，章士钊既已倒台，再施以攻击便有打“死老虎”之嫌。周作人很有同感，马上撰文应和，提出应该讲究“费厄泼赖”精神，在一篇题作《失题》的文章里又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般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和身份。”他这番话自然有他的矜持，同时也还留有几分奚落对手的“师爷气”，同在《语丝》上写文章，后来成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把话头接了过去，一本正经来了一通并不幽默的发挥：“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以为对手败了，已然自据为胜利者的身份，有资格来行大度宽容了，林语堂实在要比周作人“老实”得多。
　　鲁迅看到周作人、林语堂的文章，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力主“痛打落水狗”，他说，老实人以为，落水狗既已落水，就会忏悔，不再咬人，事实上却正相反，不打落水狗，就会再被狗咬——“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果如鲁迅所料，先是章士钊的党徒成立“女师大公理维持会”，扬言要找那些帮助学生的教职员算账，其后又有当局屠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周作人的“费厄泼赖”眼见得是有些“迂”了，他写了《大虫不死》一文，对掮出不打“死老虎”招牌的人提出批评，其实是做了一番自我否定，也可以说，他是间接地接受了鲁迅的批评。
　　当然，单凭了鲁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将周作人身上的“绅士鬼”赶跑的，周作人也不会因为某一次在事实面前的碰壁就改变了习性，就此彻头彻尾做“流氓”。对这一点，他的论敌倒是一直有着准确的预感和判断，陈西滢等人一边同他打着笔仗，一边也就看出他与鲁迅的不同，对兄弟二人区别对待了。他比较兄弟二人道，“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是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正是叫阵的当口，陈西滢的话也自然含讥带讽，不过即在挖苦中也可看出对二人态度上的差别，鲁迅一直是教育部的官员，“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暗示的正是这一点，比较起来，对周作人还不能算是不留余地。正因为感应到了周作人身上“绅士”的一面，就有了这样有趣的情形：最先和陈西滢等人指名道姓打笔仗的是周作人，一开始他也确是《现代评论》诸人正面冲突的头号对手，所谓“攻周专号”，首先是针对他的，可是笔仗打着打着，原先只是作为“周氏兄弟”组合而被扯进来的鲁迅越来越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被看作真正不能两立的冤家对头，“始作俑者”周作人倒被放过一边了。
　　相比起来，徐志摩的一段话更能表明“绅士派”人物对周作人的态度，他称鲁迅的作品他很少拜读，“平常零星的东西”（当是指鲁迅论战批评一类的文章）“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者没有看懂”；至于周作人，“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鲁迅先生的看得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学。”说鲁迅的话是尽量地刻薄，不能当真；说到周作人，总还留着几分客气和尊重了。
　　……

前言/序言

　　后记
　　余斌
　　从写书的角度去说，传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好写的，一类是难写的。给周作人做传，显然属于后一类。说难写，其因有三。第一，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以我看，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第二，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对这样的人物，评断上要拿捏得准，把握住分寸，做到恰如其分，颇不容易。第三，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
　　前两个难题可以合二而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周作人有了较透彻的了解，评断也就自在其中。这方面因为已经有过几本很不错的周作人传记，作者可以占些便宜。最麻烦的却是第三条——对于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可读性也许应是第一位的，偏偏传主不给我们提供增加可读性的机会。对此，除了多一些叙述，少一些议论，文字力求平易浅显之外，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深入浅出”应是这类书最理想的境界，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但一边写着，一边我就在怀疑，我是否既未能“深入”，也没做到“浅出”。因为我总想，对于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不抵达他内心的某些角落，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写了也等于白写，所以不免要对传主思想的起承转合做些交待，可这么做时，又在不住提醒自己，不可卷入太深，纠缠太过，再不抽身退步，读者就要弃书不观了。如此忽“深”忽“浅”，首鼠两端，其结果，很可能是于“深”于“浅”，两皆失之。
　　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题记
　　这本小册子是多年前写的，有关的话，大多已在原后记中说了。还有些“内幕”，现在说出来似亦无妨。
　　大概是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上马一套“中外名人传记丛书”，对象明确，就是中学生。“一般读者”只是兼顾，因为照策划者的设想，大体上是不进入市场。据说其时教育部正在狠抓中小学建设，其中瓶包括图书馆，须得藏书多少多少，才算合格。图书馆大楼好盖，藏书却是积累的过程，一时间哪来那么多合适中学生的书，此外买书钱从来都是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经费让书籍的册数迅速膨胀，在上级的考核中达标？出版社的策划就是冲着这“市场”去的，于此见微知著，倒也可知中国式“市场”的概念，确有别解。对出版社，这是商机，对学校，这是图书升级的方便之门，必要条件是教育部门的肯于买账，比如发文令下属学校图书购置时优先考虑这套书，就像诸多报刊的销路可以靠饬令单位订阅来维持。当然，大约没有这样的红头文件，不过后来印出的书上出现了庞大的编委会，“顾问”、“主任”皆由相关的头头担纲，也算是“过了明路的”了。
　　凡此种种，与作者原无关系，就像这套书与编委会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丛书的编辑工作毫不相干一样。与作者相关的恐怕只有一条，即每书限定十万字，——如此才可保证售价的低廉，学校的藏书量也才可以于一样的费用之内一举有大的飞跃，反正是黄仁宇所说的那种“数目字管理”，不论皇皇巨著抑或笺笺小册，以册计数，都是一样的。
　　我不明白的是，这样一套书中，周作人怎么会入选。周固然是名人，在我们的正统教育中，此“名”却大体上是臭名昭著之“名”：大多数人或者对他的学问文章、二三十年代在人们心目中要可与鲁迅相埒的地位或不甚了然，他额上的“汉奸”戳记却差不多尽人皆知。中小学的教育，首在励志，知晓名人，意亦在此，出版社除了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之外，好像也对作者提了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其他人犹可，周作人则如何去“励志”？既然中小学教育中的“励志”一向被赋予最狭义的理解？
　　我后来猜测，是不是周作人的文章进入了中学课本，故有这样的安排，问了问，似乎也不是，虽说知堂文章比充斥现今语文课本的那些滥情造作的课文，不知要好多少倍。
　　当然选题早巳定下，无须作者多虑。在我个人，揽下这件应属“来料加工”的活计，乃因于对周作人的兴趣：借此机会重读知堂，看看相关的资料，倒是快事一桩。但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读书，尤其是读知堂，固然惬意，一旦写起来，便觉处处为难。首先是找不到叙述的口吻与节奏，虽然并不格外在意面向中学生的“既定方针”，却也做不到全然不管不顾。问题是，中学生是怎样的，我并不知道。孙敬修爷爷给小朋友讲故事？似乎太小儿科了，何况怎么讲周作人的故事？依着面对小朋友的调子，周作人只能是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以我曾为中学生的经验，应将这个人群看作较少阅历而求知欲更强的成年人，事实上在我们的环境中，成年人的是非观比中学生也复杂不到哪儿去，尤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
　　浅白的文字适合于表达早有定论、“成竹在胸”的内容，而只是照本宣科式地娓娓道来，又心有不甘。并非我一向写文章有艰深的倾向——就几滴墨水，想要艰深恐怕也只能是做艰深状——，相反，自以为是通俗易懂的，但此番似乎更应有另一副针对青少年的笔墨。结果是开头几易其稿，弄出了一种略带俯就，多少类乎“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的调子，而后面虽然文字上刻意明白畅晓，却也不能一以贯之。
　　当然也就并未如我所愿，在书中夹带更多的“私货”，即我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一方面固然如上面所说，体例、对象、篇幅均不许，更重要的是我虽不甘俯仰随人，真正要做到对周作人深入的体认与把握，以我的知识储备与思考的力度，事实上却有所不能。读知堂越多，越觉其人不可测。此前写过《张爱玲传》，对如何追踪传主心路，不能说全无经验，然而张爱玲固不简单，周作人却复杂得多，更复杂的思想，更曲折的人生轨迹，对中西传统更纷杂的取用，与时代之间更紧密也更周折的关系……总之张可以当作文学家较封闭地处理她深而狭的世界，周作人则有远出于文学家的多个侧面，甚至首先不是文学家，他的世界进去即不易出来，反倒容易迷失其中。写张爱玲虽不容易，至少自以为较有把握，写周作人则并落笔时颇为必要的“自以为是”也不易确立。有一点是越写到后来越明白的：即使没有篇幅等等的诸多限制，任我“自说自话”，我也写不出一部合格的周作人传来，这当然关乎材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过倘是面向对周作人已有所知的读者，我可以有更多的讨论，至少可以将我的困惑呈现出来，以为讨论的进阶。“中学生”的预设则要求作者扮演一个全知叙述者的角色，心存疑惑也要笃定权威，仿佛成竹在胸，就像教师爷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无解，强词夺理也要给出明确的答案，态度坚定，不容暖昧。不能说，“我也不懂”。
　　所以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之所以还拿出来重印，一是因于那一点“不甘”，虽非出诸我喜欢的形式，七折八扣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自己的思考，就算半生不熟，也是一种理解。二是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生平做尚不算公式化的交待，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当然，相信朋友所言并非敷衍，没准只是“敝帚自珍”的自恋的某种反射。这可能也要算做“人性的弱点”吧？我对人性并无过高的要求，对过度的自恋虽极反感，敝帚自珍，则还能接受。因此对自家这毛病，也倾向于宽容，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为记。
　　2009年11月2日于南京黄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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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传记和资料很多，我想走进大师近一点，就多一点点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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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怪客泛舟记》是一部让人心情放松的幽默小说，曾被《绅士》杂志评为“史上幽默的五十部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主要围绕三个怪客和一只狗的一次泛舟之旅展开，充满了夸张和非现实的情节，他们掉进水里，把东西弄丢，吵架，又笑着和好，互相讲故事；他们个个有远大的抱负，热情也很高，可就是到了早上谁也起不来；他们都想当伟大的探险家，可事实上，只要一下雨，他们还是愿意待在暖和的火炉边，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读来让人乐而忘倦。而在故事的幽默机智之外，字里行间还洋溢着一种爱。作者显然是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句句刻薄，但他的讽刺却包含着深沉的宽容，像没有杂质的阳光，让人感到温暖安心，在捧腹大笑间读出生活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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