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司馬遷》的主旨是在於展示司馬遷作為偉大的曆史傢與文學傢的風采,作者季鎮淮要達到的目標,一是充分利用現有資料,豐富論述,讓司馬遷這位文化偉人的形象能夠更加突齣;一是通過那些疏理和說明來反映當時社會情況的某些方麵,以便代替那些懸在一邊的社會背景的概述,非常值得一讀。
這本小書並不想把關於《史記》的問題全部解決,因此過去的那些考證、研究,實際需要參考的並不太多。它隻是從司馬遷齣發,初步提齣一些對於《史記》的看法。
目錄
再版前言
傢世
遙遠的世代
司馬談
童年
龍門誕生
十歲誦古文
傢徙茂陵
漫遊、侍從和奉使
二十漫遊
入仕
奉使西徵
為太史令——從內廷到外廷
扈從封禪
負薪塞河
為太史令
著述理想的開始、挫摺和堅持
開始瞭著述工作
“遭李陵之禍”
“就極刑而無慍色”
一個堅持理想的老人
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曆史傢和文學傢
偉大的著作
基本方法和基本態度
人物中心
褒貶尺度的人民性
人民性的來源及其局限
寫作方法
語言的運用
曆史和文學統一的範例
司馬遷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附錄司馬遷是怎樣寫曆史人物的傳記的
——從“實錄”到典型化
後記
精彩書摘
《司馬遷/大傢小書》:
傢世
遙遠的世代
據說曆史上有一個時期,人和神住在一起,無法分彆誰是人誰是神,人人都在祭祀,傢傢都為“巫史”,好像個個都能通神似的。大傢被祭祀弄得窮睏瞭,結果也不見有什麼福氣。到瞭顓頊的時候,他看見這種情形很不對頭,就命南正(官名)重專門掌管天上的事情,大會群神,使各就各位,分齣一個次序來;又命火正(官名)黎專門掌管地上的事情,大會人民,使各安舊業,不得互相侵犯。這樣人和神就分開瞭,天上的神事和地上的人事就各管各瞭,這就是所謂“絕地天通”。後來,從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後人世世代代掌管天地的事情,使人神各有所主。在周宣王時代,重黎的後人叫程伯休父的,失去重黎氏世代相傳的職守,作瞭司馬這個官,從此就成瞭司馬氏。
這是公元前五世紀左右,楚國的大夫觀射父對楚昭王講的故事,司馬遷認為他的傢世就是從重黎氏這樣渺茫的遠祖傳下來的。當公元前十世紀周穆王的時候,重黎在傳說中還是上帝之下的兩個主管天地的神,③到瞭觀射父的故事中,他們就都成為人。他們結束瞭“夫人作享,傢為巫史”的局麵,分司天地,作瞭職業的巫史,一個是巫,一個是史。觀射父講的這個故事,反映瞭先後不同的社會情況。但“傢為巫史”即人人都是巫史的局麵,其實是沒有的,因為巫史並不是同時齣現,而是先有巫,後有史的。魯迅先生說:“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復瞭,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瞭,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根據觀射父講的故事,並結閤魯迅先生對史官起源的解釋,似乎可以這樣設想:在原始社會裏,大概最初人人都祭神,人人自以為能通神;後來纔有瞭專職的通神的巫;再後來巫兼史,巫史還是一人;又後來巫史分瞭傢,巫主神事,而史主人事。觀射父講的重黎分司天地的故事是這最後的巫史分傢的社會情況的反映。不過作為司馬遷的祖先來說,重黎即使是曆史人物,也是很渺茫的。司馬遷所以稱引這樣渺茫的遠祖,不過要錶明他的傢世是一個悠久的史官傢世罷瞭。並且司馬談隻說他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司馬遷也隻說“司馬氏世典周史”,他們都撇開瞭巫,而隻強調史官的傢世。
春鞦戰國以來,司馬氏一族作史官的係統中絕,分散在各個地方,做著其他的官職,也有很著名的。這些,我們都不必去說它瞭。
這裏單說司馬遷齣身的這一支。公元前六二〇年他們由晉遷到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二七年)改名夏陽,漢代也叫夏陽,屬左馮翊,即今陝西省韓城縣。戰國時代,少梁一支的司馬氏,在秦惠文王時,齣瞭一個叫司馬錯的,與張儀同僚而意見不同,主張伐蜀,有功,因而留守於蜀。司馬錯的孫子叫司馬靳,當秦昭襄王時(公元前三。六~前二五一年),為武安君白起部將,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年),與白起大破趙軍四十餘萬於長平(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盡坑殺之。後三年(公元前二五七年),司馬靳跟白起一起在鹹陽西門外的杜郵(今陝西鹹陽市東)被逼自殺。司馬靳的孫子叫司馬昌,當秦始皇時,為秦主鐵官。司馬昌的兒子叫司馬無澤,在漢初為長安四市的一個市長。司馬無澤的兒子叫司馬喜,為五大夫。司馬喜的兒子就是司馬談,為太史令,就是司馬遷的父親。
司馬遷的傢世,即使從春鞦時代算起,也夠得上說是“源遠流長”的瞭。但直接給司馬遷以深刻影響的,隻是他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因此,關於司馬談,我們還應比較詳細地介紹一下。
……
前言/序言
去年鼕天,我在廣州,又去海南,遇見一些年輕朋友,有把《司馬遷》這本小書拿來要我簽名留念的,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當然感謝年輕同誌的這種好意,但總是覺得過意不去。這本小書初版於一九五五年,到現在已二十幾年瞭。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對於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我自己沒有什麼大的進展,同時在學術界也沒有齣現一本新的專門研究著作。原因可能很多。這裏隻指齣一點,即研究司馬遷和《史記》——主要是《史記》的難處,在於它所包含的我國古代文化曆史知識的廣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較廣泛的現代科學知識,特彆是自然科學方麵的知識。我提齣這一點來,僅供有誌於研究《史記》的年輕同誌參考。
現在根據一般青年讀者閱讀的需要和上海人民齣版社齣版計劃的要求,我重印《司馬遷》這本小書。在不改變本來麵目的基礎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和增補。考慮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讀者參考上的方便,我把司馬談《論六傢要旨》和司馬遷《報任安書》全篇抄錄在書中。限於本書體例,對它們沒加以文字上的注釋,但看瞭上下文的敘述,一般讀者大緻還是可以明白其內容意義的。在本書齣版後不久,我寫過《司馬遷是怎樣寫曆史人物傳記的》一文,對本書內容有所補充,茲附錄於書後。
因為我對於《史記》並沒有真正深入的研究,青年讀者不能希望從這本小書中得到解決難題的鎖鑰。如果說,這裏還有我多年來讀《史記》的一些心得,值得提一提的話,那就是司馬遷對戰國、秦、漢史即他那個時候的近代和當代曆史的“實錄”精神,他重視實踐和堅持著述理想的精神,以及他把曆史學和文學巧妙地結閤起來從而開創紀傳體史學和傳記文學的創新精神,這三點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隻欣賞司馬遷的文章,而忘記他寫文章的基本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司馬遷的文章的價值的。當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對,希望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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