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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宗璞

内容简介

　　《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是将宗璞以怀念父亲为题材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一本书，这些文章从女儿的角度，记述父亲幼年丧父、刻苦读书、谨严治学的成长道路，回忆自己从幼年到老年（冯友兰去世时宗璞62岁）与父亲之间的诸多生活细节，表达她对父（母）亲的深切怀念、对父亲的学术成就的理解和仰慕、对父亲的治学精神的钦佩、对父亲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这一切对她自己的写作事业的深刻影响。这些文章娓娓道来，既充满深情，又理性详实；读者既可欣赏美文，又可从中了解历史，参悟人生。

作者简介

　　宗璞，本名冯钟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人员。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主要作品有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哭小弟》、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四季流光》、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小沙弥陶陶》、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及《北归记》（待出）等，出版了多种散文小说童话选集。《三生石》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丁香结》获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总鳍鱼的故事》获全国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宗璞的文笔优美，作品简练精致，《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花的话》等多篇佳作被收入各地中小学教材。

精彩书摘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一九八〇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一九一五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考入北大时，报的是文科。当时有人劝他读法科容易找工作，而且法科可以转文科，可是文科不可以转法科。父亲依言报了法科，考取了，但他还是转入文科。如果他要进仕途，可以从入法科开始，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父亲那样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没有错。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经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父亲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关于大学目的的阐述。大学要培养什么？他的回答是：“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当然，来上大学的都是人，不是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说：“‘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以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接受已有的结论。”他还说，如果一个学校只要求学生接受结论，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

　　根据父亲的看法，大学的任务不只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心智，培养独立人格。人人具有清楚的脑和热烈的心，社会必定是文明的，和谐的，不断进步的。

　　父亲用“继往开来”描述大学的工作。大学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要研究将来的知识。如果只能传授已有的知识，那就是职业学校。大学必须求新知识，特别是那些冷僻的看似无用的知识。不必问它们能不能直接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因人类不只是穿衣吃饭就够了。

　　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要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便有了父亲的连篇累牍的检讨。他已经给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只有戴着叮当作响的铁铃跳动。

　　他的改造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朝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生存的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经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是他以中华民族兴亡为重的心声。孟子早有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个层次分得很清楚。而现在有些人反而把朝代的变迁、政党的利益放在最上，令人遗憾。

　　回忆起来，这次（冯友兰梁漱溟）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想来您也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后来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唯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梁先生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是因为他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告辞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父亲曾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

　　有人问我，冯先生一九四八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联结在一起的。政权是可以更换的，父母之邦不能更换。中国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这种感情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当然他并没有预测到以后会经历这样坎坷的生活。这也不是冯友兰一个人的经历，他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

　　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结束，父亲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今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父亲把这个意思写了另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悬于他书房的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下联的意思是他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极高明），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道中庸），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上联的意思是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

　　一副茔联，一副对联，一共二十四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前言/序言

　　后记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单篇文章连接在一起，好像许多个个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团队，就有了新的更大的力量。2002年，人民日报编审李辉，把我的几篇讲我父亲的文字连在一起，配上照片，成为一本书，名为《冯友兰：云在青天水在瓶》，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后来这本书还在韩国出了韩文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柳，是《野葫芦引》的责任编辑，和我一起在野葫芦里出入了近三十年，并且编辑了我的多种小说散文集。现在，她又在《冯友兰：云在青天水在瓶》中，融入了我后来的文字，成为更完整、更丰富的这本《向历史诉说》。全书读来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连接揉和的痕迹，聚焦式地表现了冯友兰。

　　说一声感谢是不够的，我还要向他们致敬。

　　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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