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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设计是“天下一朝贡”秩序一一以华夏为中心的一元等级性国际秩序。“天下”是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而朝贡体系则是“天下观”的制度体现。历史上，东亚各国共享儒家“天下观”，这是东亚“天下一朝贡”秩序及体系存续的观念基础。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力量对比的结果，“天下一朝贡”秩序及体系的存续也依赖于物质与军事力量。近代，西方国家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与“天下一朝贡”体系相碰撞，从外部摧毀了后者。中西世界体系及秩序的冲突是中西两种文明及世界秩序观的冲突。“天下”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在文明基础、价值理念、秩序设计、哲学思想及逻辑假设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目前，中国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变量。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以及避免中心化的“天下观”叙事与等级化的“朝贡”叙事，是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关键。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天下”秩序观及“天下”秩序的想象与建构
第一节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及初步建构
一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的想象：“天”与“天下”
二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初步设想与建构：“天下一朝贡”体系与制度
第二节 中国古人对外交往理念及其一元等级性世界秩序观
一 “夷夏观”与“服事观”
二 以华夏为中心的一元等级性世界秩序观
第三节 夷夏之辨的相对性、天下主义与夷夏观的互嵌与包含
一 夷夏之辨的相对性
二 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互嵌与包含

第二章 “天下一朝贡”体系及其政道与治道
第一节 朝贡体系
一 朝贡体系及其演变
二 朝贡贸易的内涵及其与东亚国际体系
第二节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观念建构
一 东亚各国的观念共享
二 “正名”与“名教”
第三节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政道与治道
一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政道
二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治道
第四节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缺憾：“治道”而非“政道”

第三章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物质建构与实用理性特征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物质基础与现实主义考量
一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物质基础：东亚经济的一元格局
二 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军事与政治二元格局
三 维持“天下一朝贡”秩序的关键：军事征服
第二节 作为策略互动及现实利益考量的朝贡制度
一 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秉持“以德抚远”原则的解读 ，
二 作为策略互动及理性算计产物的朝贡制度

第四章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理念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伦理与文化导向性
二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价值理念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与外交思想
一 西方近现代主流世界秩序观
二 西方近现代主流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性特征
三 西方近现代冲突世界秩序观的理论滥觞
四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利益与工具理性导向
五 近现代西方世界秩序观的经济与军事导向
六 以国内政治原则改造国际政治
第三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的双重性：文明与帝国
一 西方大国崛起与国家间政治
二 种族等级理念
三 西方大国崛起的两面性：文明与帝国

第五章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冲突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大陆农耕文明
二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海洋商业文明
第二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碰撞
一 中西世界秩序观的冲突
二 中西文明的对抗及结果
第三节 “天下一朝贡”和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的“中心一边缘”与等级性特征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的“中心一边缘”与等级特性
二 西方主导的近现代世界秩序：基于权力的均势与等级世界秩序

第六章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
一 “二元和合”
二 天道与人道合一：“天人合一”
第二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人性与道德假设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人性假设：性善、道德人
二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道德假设：“仁”
第三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实用理性与人文理性特质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实用理性
二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人文理性特性
第四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
一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与理性主义
二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三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二元对立与工具理性思维
第五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逻辑与人性起点
一 个人主义
二 人性恶
第六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原则：均势原则与自由主义原则
一 均势原则
二 自由主义原则
三 现代混合世界秩序：均势与国际制度

第七章 对“天下一朝贡”体系的超越与对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展望
第一节 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及基本特征
一 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及决定当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
二 东亚脆弱的“均势”与治理的不确定性
第二节 对“天下一朝贡”体系的超越
一 东亚“文化共同体”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及东亚一体化
二 去中心化与去等级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
三 “天下观”的现代化：从差序到平等及去中心化
四 将安全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建设放在首位
第三节 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一 中国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变量
二 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制约性因素
三 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关键
四 “天下观”的启示及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天下—朝贡”体系及其世界秩序观》：
　　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中原王朝在经济层面的物质力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而在军事上，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则具有战术上的优势，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则具有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因此，在军事上，东亚国际体系总体上呈一种二元格局，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及蒙古）之间在军事上的相互对峙，难决高下。
　　古代东亚国际格局是多元还是一元及二元，主要取决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是统一还是分裂，以及取决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还是由汉族建立。如果大一统王朝是由汉族建立，在王朝肇建之初或走向衰败之际，东亚将会在政治与军事上呈现出一种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的二元对峙格局。当中原王朝处于鼎盛之际，中原王朝主导的东亚一元格局才会呈现，汉朝、唐朝、明朝处于强盛时，皆是此种状态。如中国大一统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东亚国际格局将会呈现出中国王朝的一元主导格局，如元朝与清朝。当中原王朝崩溃而处于分裂状态之际或中原并未完全统一，东亚国际格局在政治与军事上将会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如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之际，就是多元格局状态。
　　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是统一与分裂、治与乱、进步与衰退，交相循环与交替出现。而中国王朝的分合与治乱循环，从根本上又取决于中国农耕文明自身发展的兴衰循环。农耕文明相较于周边的游牧与渔猎文明，固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与组织制度上的优势，但小农生产自身的封闭性与脆弱性，加之中原王朝的统治型经济及专制体制对经济的掠夺性特征，却导致着中国中原王朝的分合与治理循环。中原王朝的分合治乱也引致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即在政治与军事上，中原王朝的一元主导、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二元对峙及列国的多元并存，交相出现。
　　生产方式决定着政体方式，而政体及内政决定着对外政策。中国的中原王朝，以稳定的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草原政体，以具有流动性的游牧经济为基础。在制度的组织技术上，农耕文明具有较大优势，而在军事的战术上，游牧文明具有优势。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内外政策，皆以占领和保住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为主要发展目标，对与农业生产无关的领土不感兴趣。即使占领了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由于缺乏经济基础，也难以持久占领。农耕文明在与游牧文明的军事较量中，往往是胜之难守，败之不能退。汉朝、唐朝都曾对北方的游牧文明发动过主动军事攻击，都在军事上取得过胜利，但最终都只能在游牧文明地区象征性确立游牧文明对中原王朝的臣服，而不能持久建立游牧文明对中原王朝的行政隶属关系。
　　在经济上，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生产单一，对生产稳定而多元化的中原王朝，具有很强依赖性，除自产畜产品外，还需从中原王朝输入谷物、织物、铁器、茶叶及手工产品等。原本可通过贸易方式解决这些需要，但小农经济的自足性决定了中原专制王朝对对外贸易没有兴趣。在专制王朝集权统治下，朝贡贸易以内聚型体制呈现出来，其以强化处于中心区的中国王朝的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为达成政治、社会控制与确立专制集权及为专制集权服务，中原王朝奉行市场垄断政策及经济专制主义，从而使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变得非常困难。加上种族、文化、语言之差别与隔阂，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产品的需求，往往难以如愿，所以常常以掠夺方式来满足自己经济上的需要。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对游牧民族来说，是以‘无’对‘有’的斗争和掠夺，一切战争的经济负担，多半是落在被掠夺的农业民族身上，因此，它们视战争为生产手段，而非消耗，甚至连作战的给养，也会‘因粮于敌’”。汉朝晁错日：“汉兴以来，胡虏数人边地，小人则小利，大人则大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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