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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过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关联，回应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了解之同情”能否全面反映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如何理解胡适提出的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陈寅恪所说 “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傅斯年如何看待西学？这一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何在？傅斯年、陈寅恪对宋代和清代学术有何看法？傅斯年与陈寅恪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傅斯年留学后学术观念的突变与陈寅恪有何关系？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人对新儒学产生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4． 探讨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的重要议题，把握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从教会学校切入，探讨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后发展国家民族的普遍难题：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全盘西化还是中西汇通融合？在西学与中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争夺中，教会学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探源》梳理“中国哲学”概念的发生及入华过程，探讨跨文化传通与权力渗透的深层关系。《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在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重估白话文的成败得失……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理清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及流风遗泽。

内容简介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等。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目录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005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一 圣道与技艺/032

二 分途未必并重/038

三 西体双轨/044

四 分途与合流/050

“中国哲学”探源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058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068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076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088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096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104

四 龙种？跳蚤？ /110

马裕藻与1934 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一 元勋还是罪魁/118

二 解聘与辞职/124

三 师、生、校异趣/133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145

五 消沉与发奋/154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一 北将入主南营/164

二 南北新旧/171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179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194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210

三 敬而不畏之畏/222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232

陈寅恪的西学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245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254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263

四 取珠还椟/269

五 申论/275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280

二 “ 宋学”渊源 /289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301

四 南北宋的高下/313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322

二 了解之同情/329

三 宋贤治史之法/335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341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349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355

人名索引/365

征引文献/373

精彩书摘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节选）

人生苦短，转眼已是耳顺之年。虽然按照如今的算法，仍在壮岁，毕竟不如少年时来日方长的无忧无虑，却一如既往地满怀学术的热情与向往。记得读博期间，业师年满花甲，在弟子的眼里心中，已是纯然长者风采。如今在门下士看来，自己的形象或许亦相仿佛，只是内心浑然不觉老之将至。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昙花一现者多，几度辉煌者鲜。中国不仅历史长，而且文化一脉相承，所以史料甚多，史学较精，在中国治史尤其是治中国史，是对学人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一大幸事。

屈指算来，尚待完成的计划为数甚多，在编拟编的大型资料和编年系列各有十数，在写拟写的专书还有数十，而且常常触类旁通，生发出许多预想以外的新枝。如果不从现在起就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势必抱憾终身。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治学总体上说当然是层垒叠加，后来居上，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喧嚣声中，不知有多少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才人的远见卓识被时光埋没。

缩短战线，并非如陈垣所说，减少时段与方面；而是如陈寅恪所为，不与人无谓争论，减少应酬，不好为人师，不争闲气。概言之，舍弃俗物牵挂，全力以赴，潜心著述，以待来者。顾颉刚少年成名后曾经慨叹，出名前穷死，出名后忙死。前者如今已经不成问题，后者却是扼杀无数才俊的陷阱，与鲁迅说的捧杀有几分近似。广州僻处岭南，应酬有限；极少担任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免去劳而无功的审议和光怪陆离的人情；遵循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无须江湖，不必乡愿。除了气候不宜居之外，正是孤往治学的理想所在。加以学问的兴趣广泛，空间足够，可以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所谓真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之说，在抽象思维领域作用不小，而在史学研究领域，至少就近代以来的实际进程看，历次论战所导致的著述井喷，固然在引起广泛关注方面颇具影响，可是对于学术的实际推进，不仅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

命运因缘，冥冥之中一线相牵。少年时到过的桂林良丰雁山公园，不仅曾经做过清季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园子，还与不少民国学界胜流有缘。1932年，广西省政府在此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1月，胡适南下，曾到此一游，还以附近有相思江、岩边有相思红豆树，为园中的岩洞取名“相思洞”。后来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1942年，陈寅恪一家在热心之士的帮助下，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因为担忧身体无法适应西南大后方的环境，陈寅恪滞留桂林，便在广西大学临时任教，因此与从来礼让的傅斯年就去留问题发生分歧，产生隔阂，埋下不愿远走海峡彼岸的心理伏线。

小时候居住的奇峰镇，与良丰墟由相思江一水相连。只是当时全然不知这许多故事，如今也不必自续出来一段前缘。同一条江流淌着不一样的水，就好像民国学界的取向与风气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随时流转。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的名句不仅能够说诗，也可以转而论学。只是意思有二解，按照本意即不断推陈出新，不必固守模仿。可是，如果每一代都是才人辈出，又都能够各领风骚，则一时代必同时有无数各领风骚之人竞妖娆。各代之间，也就无所谓高下之分。另一转意，虽然历代均有才人，却只有少数能够各领风骚，而且并非每代皆有，所以数百年间只能由不世出的高人所笼罩和覆盖。如此一来，历代学术发展的峰值高下不同，每一代的高峰跌宕起伏，后代未必高于前代。能够登顶一览众山小的，寥寥数代区区数人而已。在那些相对低洼的时代，有心向学之士不得不对着逝去的古人高山仰止，望着无尽的来者徒叹奈何。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清华大学以“神仙、老虎、狗”来形容该校教授、学生、职员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很难复制。况且，海峡对岸的清华还出现望文生义的曲解，误以为有辱办事员的人格。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颇有些滑稽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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