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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萨米尔·阿明（Samir，Amin） 著，高铦 译

图书标签:

• 不平等
• 发展中国家
• 资本主义
• 外围
• 社会形态
• 经济发展
• 社会学
• 政治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 全球化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00526

版次：1

商品编码：1214788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字数：37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本书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的一部代表作，其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书中作者不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进行剖析，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作者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

作者简介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男，1931年生于埃及开罗。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著名学者，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后来，一直在国外工作。1960年至1963年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1963年起，先后担任过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的教授和设在达喀尔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

高铦，1928年11月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审，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翻译专业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文化编审，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干事（前秘书长），中国国际合作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学会理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文化发展研究与合作网络（克罗地亚）成员，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南社学会（美国）理事。1952年于复旦大学毕业，1952～1957年从事亚洲研究与翻译，1957～1976年从事美国研究与翻译，1976～1988年从事拉丁美洲与第三世界研究，1988年退休后从事第三世界与中国研究。曾受聘担任客座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在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巴西、阿根廷等国担任访问教授与研究员，从事研究与讲学。

目录

中文新版前言　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1
导　言／11
第一章　前资本主义形态／13
第一节　生产方式／13
第二节　社会形态／15
第三节　社会各阶级：各个问题的联结／19
第四节　国家和民族集团／22
第五节　远距离贸易以及封建关系的解体／25
第六节　贸易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29
第七节　纳贡制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39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45
第一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45
第二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积累／54
第三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条件：货币制度的作用／57
从古典思想到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58
使问题按需要作调整／59
货币在积累过程中的地位／62
当代货币体系活动的条件：爬行式通货膨胀／64
第四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形式：从周期到危机形势／67
周期的“纯理论”：货币的幻想／68
当前垄断资本主义的成熟论和剩余论：从周期到危机形势／71
第五节　国际关系与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相互联系／74
关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理论／74
危机形势国际传播的经济理论／82
国际货币体系和当前的危机／83
各种国家形态之间进行结构调整的科学理论／92
第三章　从专业化到依附／93
第一节　国际专业化的基础／93
第二节　不平等交换的理论／96
一种基本贡献／96
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国际交换的经济理论？／102
不平等交换的其他阐述和方面／104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108
前资本主义的和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108
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资本国际流动／109
贸易比价的问题／113
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119
资本的国际流动／122
外围地区的职能／127
第四节　外向积累和依附性／132
第四章　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137
第一节　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137
第二节　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外向性／140
外向性的历史根源／141
生产率的部门不平衡以及价格结构从中心传到外围／148
外围地区对生产技术的选择：体系的不合理／155
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外国资本的统治，乘数机制的转移，脱节／160
第三节　贫穷化／164
第三产业部门的过度膨胀／164
发展，不发达，以及非生产性活动／166
第四节　依附／169
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169
外围国家国际收支的赤字倾向／172
在依附形成中的外围国家货币体系的作用／177
外围在世界危机形势运动中的作用／190
第五节　对过渡的障碍／195
第五章　外围地区的当代社会形态／200
第一节　当代外围地区的历史形态／200
美洲的外围形态／201
阿拉伯和亚洲的外围形态／203
非洲的外围形态／217
第二节　外围形态的一般特点／228
农业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228
外国资本所强加的限度／231
向本国官僚机构发展的当代趋势／234
无产阶级化和贫穷化：阶级斗争的世界性质／239
新的中心与外围形态／249
第三节　争取一项过渡的战略／252
苏联生产方式／252
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258
过渡的基本问题／261
参考书目／264
索　引／296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书目／318

精彩书摘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第三，地租地位的加强，这是外围形态国际性结合的一个有特点的结果，并带来收入花费的特定方向，以有利于某些第三产业活动（例如，个人服务）的畸形为标志。在中心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土地资产已经在经济中和社会上失去其统治地位而使形势有利于资本。可是在外围国家，对外交换的加紧：一开始即以农产品出口作为基础的一种专业化的结构：加强了地租的主导地位，而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分布（不论是早先存在的，还是作为生产商业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现在，地租并不一定要储蓄起来，而资本的利润则必须储蓄起来投资于现代化，这是竞争所必需的，因为那是垄断得来的收人，因此可以全部花掉。这种花费是一种奢侈性开支，就物质商品而言它集中于进口品，就当地产品而言它集中于劳务（仆役、闲暇服务，等等）。
　　……

前言/序言

译者序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下简称《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的一部代表作，1973年由巴黎午夜出版社出法文版，1976年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英文版，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出首部中文版，台湾久大文化公司与桂冠图书公司在1990年联合出中文繁体字版，商务印书馆又在2000年进行再版，并加入了阿明当时专门为此撰写的中文版序“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在16年后的今天，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阿明教授欣然同意之下，决定再次出版这部经典之作，在当今世界局势、南北关系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诸多新因素的情况下，确属富有远见之举。
阿明是著名的国际学者，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矛盾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
《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是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全书的结构安排，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第一章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其中第二、三两章分别分析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第四章集中说明依附性问题和“不发达的发展”，最后在第五章里作者阐明了他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说：“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导致冲突，而令人有必要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阿明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大国的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他的学术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北美的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
阿明是研究“依附论”思潮的著名学者。这一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拉丁美洲，美国的左翼学者对此也有较大影响，尔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它主要从宏观方面探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批判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和发展理论，强调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主要在于它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控制和剥削，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实则是“统治—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不可能出现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它们如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不可能摆脱其依附地位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依附论观点中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反帝反殖民立场以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等方面无疑是有益的贡献。拉丁美洲当然有一批“依附论”的中坚力量，诸如巴西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拉美以外也有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从“依附论”研究拓展到更大范围的世界体系研究，阿明就是其中之一。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德裔的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意大利的乔瓦尼·阿里吉以及埃及的萨米尔·阿明，他们在学术上活跃自由，大胆争论，但对世界的基本分析趋于一致或相近，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人们戏称他们为“四人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比较重视这一国际思潮和有关学者，多年来选译出版了他们的一些名著(括号为中译本出版年份)，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四卷集《现代世界体系》（2013）、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与巴里·吉尔斯）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2004）、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2008，2017）、乔瓦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009）以及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1992，2017）等。
本书在2000年再版时，阿明撰写了题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的中文版序，并说明是针对过去20年间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而作。这次的最新再版，阿明又专门写了题为“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明的末日”的新前言。两篇前言的内容非同一般，都是对此前20年或近20年形势和问题的深入探讨与评述，是阿明对本书主题的引伸与进一步思考，可以据此进一步认识阿明对当今世界体系与全球化发展的剖析和见解。
高铦
1988年初撰于北京
1999年补记
2016年增补改写
中文版序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
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只是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和全球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经验垮了台。因此，外围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正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我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的这篇序言里就要集中谈谈过去20年间出现的那些新问题。
我们看来都同意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但我们也有别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不把这种变化归纳为“冷战的结束”。我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形成战后时期(1945～1980年)生活与斗争的三种社会模式的垮台所界定的。这三种社会模式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苏联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计划。
“回复”到这些模式是不可能的，这种回复的愿望只是失去活动能力的集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表现。“重塑”也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今非昔比。
我们看来也都同意过去15年间经历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经济。
这种发展可以相当简单地概括如下:我们谈到的日益增大的社会扭曲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中出现很大转折。贸易中重现大规模永久性失业，福利国家衰败，被排挤和贫困化的新现象已成为图景中的永久性特点。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形势尤为显著。某些经济强劲的南方国家是少数例外，值得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这种例外是相对的，这些国家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是还比较克制)。
我们不同意主导观点所说的这种发展是“过渡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最终会导向使人人受益的一种新型的、据说更健全、更强劲的经济。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种社会扭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或者说战后时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种例外，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的大国关系比之前更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前形势就是回复正常(即回复到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积累与贫困化的法则)。
第三世界已分裂为新兴国家集团(它们已进入工业时代，甚至具备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贫困化的、被排挤的国家集团。具体如下。
（1）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首先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加上中国大陆，正在取得加速的增长率，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这些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地竞相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产品。这些国家(地区)除了经济强劲以外，受严重社会扭曲的影响较少(这一点需要按各个实例加以界定和讨论)，脆弱性较少(由于东亚所特有的地区内部关系的加强，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并且具有国家有效干预的特点，在推行全国（地区）发展战略方面起关键作用(即便这些战略转为外向)。
（2）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工业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它们的地区一体化较差(拉丁美洲为20%，而东亚或欧洲共同体为60%)，国家干预较不一贯。这些地区的增长率仍然较低，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强化尤为突出。
（3）总的说来，非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仍然陷于过时的国际分工。它们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是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工业阶段，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工业脆弱无力、缺乏竞争力。这里的社会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和被排挤的人数大量增加。那里(非洲内部或阿拉伯内部)毫无地区一体化进展的迹象。增长实际上是零。虽然这个集团中包括“富”国(人口稀少的石油出口国)以及贫穷或赤贫的国家，但并不包括积极参与形成世界体系的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真正且十分贫困的。
区分活跃外围国和贫困化外围国，并不完全看它们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治差异。活跃外围国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不论其社会矛盾如何)都有计划目标和实现的战略。中国、韩国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计划同帝国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帝国主义目前主宰着世界，而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形成明日的世界。另外，贫困化外围国则既无计划(尽管诸如伊斯兰的政治讲话作出种种口头主张)又无自身的战略。其结果，它们的思想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帝国主义掌握着为这些地区提出“计划”的绝对权力(例如非加太—欧经共联盟，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欧洲含糊的地中海计划)，这些计划事实上不受任何当地计划的反对。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被动对象。
这些国家集团之间不断增大的分野打破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结束了万隆时代(1955～1975年)的共同战线战略。
可是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评估资本主义在前第三世界国家扩张的性质与前景，并没有总的一致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强有力的新兴国家正处在“赶上”的过程，不再是“外围国家”了，即使它们在世界等级层次中仍处于中间水平。别的人(包括我)认为，这些国家代表未来的真正外围国家。中心—外围的相对，从1800年到1950～1980年间，与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之间的对立相合，在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信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贫困化地区的情况怎样?这种现象是有历史先例，还是相反地体现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永久性倾向呢?(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权力对比较少不利于整个外围地区而暂时有所抑止。)有论者认为这种例外情况是由于第三世界——尽管组成的国家多种多样——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在有关初级产品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推行自身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大国对此力图阻止)的政治意志方面的“团结”。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均衡，所以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都被消蚀了。
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声称“别无选择”，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所谓理性和效率要求。我们认为，资本(即“市场”)必须被迫适应人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是什么?
今日总的经济形势中的若干主要特点已经被界定并且得到认真研究。因此，我们如果勾画出最重要的那些特点，那就够了。
（1）同一基本选择——新自由主义——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大国和欧共体内部，这些选择涉及对确定目标的取消管制，更加放松劳工市场，对私有化不加限制(包括对传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强调反对通货膨胀(以收紧银根政策和提高实际利率作支撑)，不加限制地放开国际资金转移，等等。在许多南方与东方国家中，这种选择由于实行严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一般性说明必须受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限定，那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以及较低程度的东南亚)，它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这些国家(地区)实行了其他国家弃而不用的坚持一贯的工业化政策，政府干预对这方面的要求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实际上是“有计划的”。
（2）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东亚再一次成了例外。其征象包括:虚弱的经济增长(许多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贫困化地区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生产投资疲软，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稳，同时“非正式”就业活动增加，等等。我们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经济持续停滞，虽然官方仍在集中谈论“衰退”与“回升”。
（3）出现金融化现象，即短期、投机心理占了上风而牺牲了有利于生产性投资的长期选择。
（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策也随之从属于这种无约束的全球化冒险，这由于基本的新自由主义选择而无法控制(灵活的汇率、金融自由转移，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几乎在各处造成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某些部门、地区和公司(特别是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强劲、利润丰厚，而其他则处于停滞、后退或解体状态。劳工市场则四散分割以适应这种形势。
我们再问一句，这真正是一个新现象，还是一种多速度系统，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常规的呢?这种现象只是在战后时期(1945～1980年)因例外的原因而有所减弱，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推行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在福利国家、苏维埃国家和万隆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它通过组织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而方便了增长的普遍化和生产力的现代化。
这些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来了决定性的长期效果。
（1）大公司当然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但是，可以正确地指出，大公司演变的某些方面是新的。直到现在，大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首先是(特别就资本拥有者而言)全国性公司，其活动则超越了母国国界。为了公司的调度部署，它们需要本国政府主动、积极的支持。今天，它们已强大到可以不考虑(有时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设想来发展自身的扩张战略。所以，它们要政府政策从属于它们自身的战略。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掩盖了这个目标，把保护这些公司所代表的私人利益这一特有目的合法化。要求的“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自由，是公司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和不诚实的。
（2）另外，更加直接地关系到当前的技术革命，工作进程现在正发生极大变化。装配线生产(泰勒制)正为新的形式所取代，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认识。这里我们也发现与劳工市场四散分割有关问题的重要因素。
金融化可以被分析为危机的产物。过剩资本在现存结构下无法从生产系统的扩大中寻找出路，对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资本大规模贬值的危险。所以，危机治理要求提供金融出路以避免这种最坏可能的结果。高额利率、灵活汇率、第三世界与东欧国家的外债、美国的赤字、私有化与养老金金融化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奔向金融化并不是解决危机的出路;相反，它导致陷于停滞性螺旋之中，因为它使分配不平等更加恶化，并迫使公司玩弄金融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化并不仅仅是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主宰的同义语;它还意味着各公司管理阶层把金融设想放在主导地位。
我们在上文各方面都可看到的东西方之间新的分裂，肯定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提出挑战。
“亚洲奇迹”值得大书特书。亚洲(或亚洲/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新兴的中心取代欧洲/北美主宰世界的地位，中国则正成为明天的超级大国。
比较冷静地说，“亚洲奇迹”使人们认为值得认真关注，虽然我感到有些仓促。这些看法质疑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中固有的两极分化理论(这一理论往往不幸地混同于对“依附论”的庸俗解释)，也质疑作为对付两极分化挑战的脱离战略。据说有证据说明赶上是可能的，而且认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更有可能实现(对这种论点的庸俗解释，这最终意味着出口导向战略)，认为幻想式的脱离造成了苏联的灾难。
所以，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可以说明有些国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积极塑造世界的一员，而其他国家则一败涂地，陷于违背自身意愿的贫困化和脱离主流的境地。
如果我们要在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对内部社会结构以及对世界体系中活跃力量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不想做不花力气、不得要领的论战，那么那样进行使问题明晰则更为可取。例如，我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主要是该制度的社会选择(“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同以出口优先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是有很大不同的，两者建基于不同的内部统治社会集团中。东亚国家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使对外关系从属于内部发展——换言之，它们拒绝“适应”世界范围的主导倾向。事实上，这就是脱钩的定义，有些性急的读者把它混同于闭关锁国。
两极分化，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不能一劳永逸、毫无改变地作界定。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同对比，它的表达方式肯定也变化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受到外围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迫使中心国家适应外围国家工业化(不管多么不均衡)带来的变革。这个事实能否以此肯定所谓东亚正在“赶上”中心国家的说法呢?这个结论未免操之过急。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导向非常不同的结论:通过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行动，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形式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国如果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
关于欧洲建设的问题，也必须在这种全球架构内重新加以评估。我感到遗憾的是欧洲左翼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往往局限于欧洲的范围，或者最多是西方大国的范围。除此以外，只能听到一些善意的希望(特别是关于南北关系的主题)。
（1）欧洲建设问题是作为一个共同市场计划开始的。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直到1975年前后)中这项计划容易取胜，现在当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后，这个计划就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超越共同市场走向多方面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首要优先应是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可是，政治一体化同坚持本国现实相冲突，而且欧共体各国的左翼(以及右翼)在这个问题上有内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实行共同货币(欧元)可能促进必要的政治一体化，还是会造成欧洲各国间的矛盾爆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欧洲左翼内部讨论和意见不一致的热点。
（2）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纲领是统治派力量赞同的(不但是右翼力量，而且是选举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党人，虽然他们的赞同有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可能的社会抉择(在整个欧共体内建立一种新的、进步的社会和解)似乎不能提上日程。然而，关于新欧洲社会条约会是什么样的辩论却已开始，把这个辩论进行下去并且界定其战略选择及前景是很重要的。除了内容不确定的“奇妙”名称(“新凯恩斯主义”?)以外，事实上要的是什么呢?是1，一种社会“堡垒式的欧洲”，还是2，一种开放社会的欧洲(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应如何处理同美国、日本以及外围国家的关系呢)?
（3）欧洲的统治阶层(大公司)，如同在日本和美国，把它们的战略界定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背景中。但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并不是能向美国霸权挑战的活跃分子，也没有能力提出对南北关系的另一种看法。
（4）还有一点是，欧洲内部的新东西关系自发地进入了使东欧“拉丁美洲化”的架构，而不是把它平等地结合进来。东、西方的欧洲左翼力量会不会联合起来提出一个不同的战略以满足实现一个进步的、泛欧社会条约的要求呢?
（5）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东欧的拉丁美洲化使得欧共体的内部平衡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长期而言，“德国式欧洲”能够被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接受吗?同时，赞成本计划就能使美国的全球霸权长存下去，因为德国如同日本，起的是在世界问题上同美国联盟的地区国家的作用。
对危机进行全球性治理
对危机进行经济治理的要求在以上谈到的经济政策中作了表达。然而，对体系的这方面治理，如果没有适当政治形式的支持，是无法自行进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只有混乱，并导致似乎无法解决的冲突不断加剧。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是治理危机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引起了不同意见，这方面的含义应予以澄清)。
我们可能全都同意政治生活结构在战后时期过去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
政治生活与政治斗争传统上是在合法性没有疑问的政治国家框架内发生的(可能对政府产生争议，但对国家本身不会有争议)。在这个国家内，政党、工会、若干主要机构(即商界领导)以及媒体界定为“政治阶级”的领域形成了该体系的结构基础，政治运动、社会斗争和意识形态潮流在其中表现出来。
显然几乎在世界各地，所有这些机构都已失去它们的部分或全部合法性。人民“不再信任它们”。取代它们的是占据中心舞台的各种“运动”，集中反映环保主义者、妇女、争取民主或社会正义者、主张群体特性者(民族群体或宗教群体)的种种要求。这些运动的地位、它们的组织或无组织形式、它们的表达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纯粹是夸夸其谈，在别的情况下则通过诸如党派和选举等政治生活渠道进行，有时候则诉诸暴力恐怖活动或其他方式)因国而异，因时而异。所以，这种新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是极端不稳定。这些要求与运动和激进批判(批判实际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或者适应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管理阶层的方式，值得具体加以讨论。这些运动中，有些参与或可能参与自觉地、有组织地反对统治权力的社会计划，相反，其他一些则对于反对这种计划没有兴趣。
统治权力知道怎样分而治之，而且确实做到了。对有些运动进行操纵或者明里暗里的支持，对另一些运动则进行坚决反对，这就是这些新的、混乱的、受到鼓励的政治生活的统治手段。左翼也应作出自身的分析并且在制定其动员和行动战略时牢牢记住。
统治势力的新自由主义进攻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全面反国家的思想。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进攻是为大公司的私有利益服务的，大公司设法使自己从可能的政府干预中脱身，因为政府可能对它们以外的其他利益作出呼应。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真的可以作为不要政府的纯粹市场活动。大公司本身，以及总的资本，需要一个至少能作为警官的政府。这种警官的作用，在国家范围和世界范围，随形势不同而变化。
在最广义的外围国家中——亚洲与拉丁美洲整合有力的外围、东欧的潜在新外围、非洲与伊斯兰世界的贫困外围——有用的警官行动排除了任何认真的民主企图。在这里，民主的主题被讥讽地用来打击对手(社会主义对手或平民主义对手)，但从不用来反对盟友或代理人。在这方面实行着双重标准。可是，有时政治危机的暴力在于它表现某种民主的外表，就是我所说的“小小的低密度民主”，假平民主义的、假选举的民主，作为对付“过渡”的一种方式。独裁时代和专制政权，不论是军事的、神权的还是其他的，都远没有结束。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的愿望同当前政策产生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国家无力对付全球化产生的力量(国家的统治阶级对此却俯首接受，甚至心甘情愿)以及传媒操纵的种种可怕影响已经产生了影响民主思想与实践的真正危机。
一般来说，真正现存的当代资本主义是在“低密度民主”体系内运行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贬低对基本选择的主要斗争而赞扬对日常生活的管理，以此肯定这种形势的正确。非政府组织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把全世界各国人民非政治化的战略的一个回答。这种重组远没有构成有力的市民社会基本结构来面对国家，却同资本统治力量与社会管理阶层作伴。强大的市民社会是和广泛的政治化、生动活跃的阶级组织(党派、工会等)并驾齐驱的，一个国家的强大得益于它的真正民主。软弱的国家最易导致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削弱。
没有能在全球范围活动的警官，这种管理体系无法运行。就这方面来说，所有的统治力量都认为美国(装备远程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美国军事力量)将完成这种职能。这些资本统治力量提出的全球化同美国霸权之间没有矛盾。日本、欧共体以及组成欧共体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真正的野心去削弱这种权力，即使在一些欧洲国家里，有时也会有“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倒也不错”的感觉。反国家的谈论是针对所有国家的，除了握有政治与军事霸权的美国。
有一项全球管理的全面政治战略。这项战略由美国执行，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这一点肯定是矛盾所在，需要加以讨论。不能借口说我们对手有一贯战略就是回复到陈旧的“阴谋理论”，因而回避辩论。阴谋是没有的，但是对手的确有一项总战略。
我认为，这项总战略就是通过支持割裂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来最大限度地分散潜在的反体系力量。斯洛文尼亚、车臣，越多越好!在这个背景下，这项总战略利用或操纵人们追求特性的要求，极受欢迎。
所以，群体特性的问题——种族的、宗教的，或其他的——是中心问题之一，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和责任感来进行辩论，特别因为在这个领域，情况和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极为多样。一般化是我们必须设法避免的危险。
基本的民主原则意味着真正的尊重多样性，不论是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都必须充分得到尊重。多样性除了通过真诚实行民主，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对待。否则，必定会成为被对手根据自身目的加以利用或操纵的一种武器。
从历史上看，左翼力量在这一领域往往有欠缺，当然，并不总是这样，也不像今天常说的那种程度。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这实际上是各民族在真正平等地位上共处的一个楷模。另外，罗马尼亚则不同。在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往往成功地团结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反对帝国主义敌人，而非洲各国的第一代统治阶级往往是真正跨种族的。然而，这种权力却很少善于民主地处理这种多样性，并保持成就(如果有成就的话)。他们的民主倾向产生的结果同他们治理社会面临的其他问题，同样令人遗憾。危机来临时统治阶级无力应对，就采取不顾一切的紧急手段，往往退入人群，作为延长他们“控制”群众的一种方式。
可是，甚至在许多尊重基本自由的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即便没有其他国家，也没有理由不去设法推进民主)，群体的多样性总是肯定得不到恰当的处理。加拿大、英国在爱尔兰、民主的美国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或者在很不民主的巴西以及一般也很不民主的拉丁美洲对土著人民的态度)，提供了若干同前苏联非民主政权一样的例子。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例子。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很真实的问题，或者无视被压迫的各国人民的权利，即便被压迫程度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不支持尊重多样性的完全合法愿望，这是现存体系没有做到的。
所以，很有必要对特性问题和文化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严肃的辩论。我认为(许多人并不同意)，文化主义的成功同民主处理多样性的缺点成正比。所谓文化主义，我指的是主张那些分歧是“首要”的，应予“优先”对付的(例如对阶级分歧);有时甚至认为它们是“跨历史”的，即以历史不变因素为基础(宗教文化主义往往是这种情况，它很容易滑向愚民和盲从)。
为了在纷纷提出特性要求之中看得更清，我提出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标准来讨论。进步运动提出的要求总是结合反对社会剥削以及在各方面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所以，在现阶段，进步运动应有助于使人们看清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管理的社会计划的现实，也就是要明确地拒绝支持、容忍或无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目标、对工人和各国人民的统治、“低密度民主”的管理、对专制而驯顺政权的支持，等等。另外，那些声称“没有社会纲领的”(认为那不重要)或者“不敌视全球化的”(当然也不重要！）运动——更不用说那些认为民主于它们格格不入的运动——则是完全为统治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赤裸裸的反动运动，实际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而且，统治资本知道这一点，支持这些运动，即使媒体利用它们肆无忌惮的内容来谴责受害的各国人民。这些运动被利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操纵。
最后，我要回过来谈谈根据资本全球化统治计划部署基本设想的未来形势。
根据上面所谈的，一种大形势可能有多种变项。
（1）欧洲变项:德国式欧洲?有欧元或无欧元?东欧的拉丁美洲化?欧共体的割裂(或弱化)?等等。
（2）亚洲变项:以日美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一体化?以中国为中心的没有日本的东亚地区一体化?等等。
无论如何，“大”计划已经根据新帝国主义地区化(按照“分担负担”的方针)制订出来了，把地理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南方地区在主要西方大国后面作了界定。
（1）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这一地区界定开始于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结合)。
（2）美国/以色列/波斯湾石油生产国/阿拉伯国家。
（3）欧共体/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4）欧共体(或德国)/东欧。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德国/美国/东欧/前苏联。
（5）日本/东盟。或者:日本/美国/亚太。
这里还有两个情况可能值得进一步讨论。
（1）新帝国主义计划是否可能同大约15个地区极和小地区极的兴起相容呢?它们享有本地区的“特权”，但继续作为开放全球化中忠实的接力站。首先是美国的副手德国和日本。其他还包括南美的巴西、中东的以色列、南部非洲的南非、西中亚的土耳其(和/或伊朗)，以及东亚的韩国;它们得到二等地区国家如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支持。
（2）一些小地区极有没有可能对全球化/美国霸权“造反”或者因发展自主权而发生冲突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例如，如果南美南锥共同市场计划同自由主义教条拉开距离的话，巴西和南锥共同市场就可能会提供一个例子。
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容易想象一个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其基础是活跃外围的加速增长(中国、东亚、印度、拉美)以及东欧、前苏联和欧共体的增长更新，而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则仍然处于灾难中。世界上各个有力地区之间加强交往肯定有助于这一计划。可是，我认为(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看)，我们越朝这个方向发展，有关地区之间的交往就越加强，以西方大国五大垄断为基础的新的两极分化就越增多。在这种前景下，地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会减少；相反，中心与新外围之间的距离会拉大。
不乏以相反形式打破形势部署的情况。
（1）可以预见阶级斗争再起，而且已经可见(法国1995年，韩国1997年1月……)。运动将扩展并不断侵蚀统治资本进犯的实力。这为我们将在本文下一部分考虑的可选择方案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2）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盟主集团也可能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模式的方向，使之更有利于他们，从而扩大他们的主动权。我首先想到了中国——特别是，如果具有显著本国特点的社会团结由于当前被排除的民众力量参与而得到加强的话——而且也想到韩国、印度和巴西。还可能有别的国家发生这种演变。
一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概貌：服务于人民的经济
体现尊重工人与各国人民利益的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必须通过人们的斗争在他们的本国社会里加强他们的权利作为起点。
没有这种发展，谈论可供选择的方案则只是善意的希望、书生的学究行为和愿望。根据“理性”或一般利益向现有权力当局提出的“辩诉”决不可能有效，因为这个权力当局实行的政策从它们捍卫的社会利益的观点来看是足够理性和有效能的。它们产生的结果(失业、不平等、排他)正是它们真实的目的，而研讨这些问题的政客们的夸夸其谈则纯属伪善。我们也不能依靠斗争的自发性来指望其产生一个坚持一贯的可选择方案。
所以，对于社会变革的所有分析者和行动者来说，对于可选择方案的内容进行极其负责的讨论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这类辩论为数众多而且常常内容丰富。然而，它们往往是在一国或一地区(欧洲、拉美、阿拉伯世界，等等)内进行，因而这些问题与解决办法的全球角度往往缺乏。其他的辩论常有相反的弱点:世界问题不联系本国问题，后者常被忽略或简单化。
目前有一种企图，要强迫舆论接受这样的看法:全球化要不要由你——要，就不加约束，满足大公司的需要;不要，就甘心做闭关锁国的蠢事。全球化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可以体现为许多可供选择的可能，由任何特定时刻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平衡或不平衡以及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作界定。
正如民众阶级的加强对于一国范围可供选择方案的出现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外围各国(活跃的和贫困化的)人民的加强在世界体系内是重要的。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肯定不是通过“人道主义”的言辞(或干预)，也不是通过“合作”，因为它是在最善意的圈子里发展的。
在这个实例中，正如在内部事务中，我们是在处理力量对比，这只能由有关各方(即外围各国，不论活跃的或贫困化的)来加以修改。我认为应强调优先建设大地区集团。然而，这些区域不应按它们在新帝国主义计划中的现状作界定(作为对每个西方大国成员负有特殊义务的区域，即作为无约束的全球化的工具)，而是相反，作为对抗全球化的集团，有能力迫使重新谈判南北方关系问题。显然，我们都想到拉美、非洲、东南亚集团，因为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足够的分量来修改无约束的全球化所强加的重大限制。唯一的例外是洲一般的大国：中国，印度，或许还有巴西，或俄罗斯。我提议的地区化似乎是反对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两极分化影响的唯一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在这五大垄断的具体基础上，有可能界定我所提议的地区化计划的重要方向，即该计划应为之服务的优先重点。
当然，只有在民众的民族民主领导集团取代了统治买办集团而使外围国家中的政权性质本身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我所主张的国际秩序的转变才会可行。
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再看看有关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以便提出重大的谈判方向和目标，可以组织有控制的相互依存至少在以下主要问题上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
（1）重新谈判“市场份额”以及进入市场的规则。这项计划当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后者在“公平竞争”的言辞背后完全充斥着保护全世界寡头的特权。
（2）重新谈判资本市场体系，以便在南方与北方结束金融投机活动的统治并把投资纳入生产性活动。这项计划对所谓世界银行的职能，甚至其生存提出挑战(世界银行实际上是针对南方的北方银行或者美国银行)。
（3）重新谈判货币体系，以便建立地区安排和体系，保证汇率相对稳定，并组织它们的相互依存。这项计划对国际货币基金、美元本位制以及自由浮动汇率提出挑战。
（4）开始一项全世界范围的税务体系，包括对开发自然资源的所得课税并根据合适的标准和目的在全世界进行再分配。
（5）全球非军事化，从削减最强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开始。
（6）联合国的民主化，办法是建立一个对会员国中民众社会力量更具代表性的第二全体大会。
总的来看，上述勾画的建议体现了建设服务于世界人民的经济的一种方案。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论这一点很重要。我的认识是它以无可否认的冲突关系把两个因素联合起来，在现阶段，在资本主义设想和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设想之间实行妥协(如果有人希望，则可以把这描绘为反制度的)。这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漫长过渡中的一个阶段。
萨米尔·阿明
1999年

好的，以下是一份关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本书的详细图书简介，严格遵守您的要求，内容详实，避免任何AI痕迹的表达方式。 图书简介：《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作者： [在此处填写作者姓名] 出版社： [在此处填写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份： [在此处填写出版年份] 导言：何谓“外围”的境遇？ 在世界经济的宏大叙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将发展视为一种普适的、线性的过程，假定所有经济体最终都会收敛于相似的成熟形态。然而，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结构性的不平衡。本书《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正是立足于这一现实，对那些被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社会——即“外围”（Periphery）——的独特发展逻辑、内部矛盾及其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剖析。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外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非是尚未完成的“现代化”阶段，而是资本主义自身逻辑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所创造出的一种稳定且自我再生产的特定形态。这种形态的本质，在于其与“核心”（Core）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剥削性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深刻地塑造了外围社会的阶级结构、生产方式、政治治理乃至文化认同。 第一部分：理论基石与历史脉络 本书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构建理解外围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作者首先对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依附分析等既有理论进行了审视与批判性继承。不同于将外围的贫困简单归咎于内部“落后性”的观点，本书强调，外围的“不发达”状态，恰恰是全球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围为核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广阔的倾销市场，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是服务于这一全球分工的。 历史维度上，本书追溯了外围地区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程，重点分析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当前全球化进程对外围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我们看到，在历史转型期，那些看似进步的经济改革，往往只是加剧了社会分化，催生出一种畸形的现代化——即“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第二部分：外围的社会结构与阶级重塑 外围资本主义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在于其独特的阶级构成和内部张力。本书细致考察了以下几个关键的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 1. 依附性资产阶级与国家资本主义： 外围的本土资产阶级往往与跨国资本和外部市场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他们通过国家权力获取特权，其积累逻辑往往不是建立在彻底的国内市场整合之上，而是依赖于对外部需求的响应和对国内资源的垄断性控制。这种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与妥协性，常常成为维持现有国际分工的内部代理人。 2. 边缘化的无产阶级与“双重部门”： 在外围，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一方面存在着受保护的、享有正式合同的“核心部门”工人；另一方面，则是非正式的、高度灵活且被剥削的“边缘部门”劳动力。本书深入分析了后者的生存状态——他们往往处于城市贫民窟或边缘农业地带，既是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又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种结构性失业与不稳定，是维持低工资水平的关键机制。 3. 土地、资源与原住民的困境： 针对资源密集型和农业部门，本书揭示了资本积累对传统生产关系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往往导致土地集中、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原住民或传统社区的进一步边缘化。社会矛盾因此常常表现为发展项目与生存权利之间的尖锐冲突。 第三部分：政治治理与意识形态的困境 外围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往往呈现出一种“强国家，弱制度”的特征。国家机器在促进特定资本积累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在建立普遍性的法治、透明的公共服务和充分的公民权利方面却常常捉襟见肘。 本书探讨了威权主义、裙带关系（Cronyism）以及腐败在维持这种社会形态中的作用。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制度失败”，而是维护外部依赖关系和内部不平等分配结构所必需的政治工具。权力与财富的结合，构建了一个排斥性的精英集团。 在意识形态层面，外围社会普遍面临着现代性的诱惑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作者分析了“发展神话”——即相信通过模仿核心模式终将实现繁荣——如何被用作合理化现有不平等和延迟结构性变革的工具。同时，文化和宗教因素在抵抗或适应全球化压力时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也被置于考察之中。 第四部分：不平等的再生产与未来展望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外围社会内部不平等的持续再生产机制。我们看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分配往往遵循阶级而非需求原则，从而固化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 作者并不满足于纯粹的批判，而是试图勾勒出外围社会内部蕴含的抵抗与变革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可能源于被压迫阶级的自主行动、对本土资源和知识体系的重新 valorization（增值），以及对现有全球分工的结构性挑战。然而，变革的路径注定是艰难的，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推翻国内的统治精英，更意味着要挑战一个根深蒂固、利益交织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为理解当代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深刻而细致的透视镜。它要求读者超越线性的发展叙事，直面资本主义在全球尺度上所制造的、结构性的、且不断演变的不平等现实。这是一部挑战既有观念、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社会科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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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理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大门。作者的分析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通过大量翔实的案例加以佐证。我尤其欣赏他对于“社会形态”这一概念的运用，它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深入到社会结构、权力关系、文化观念等多个维度，来审视外围资本主义的独特面貌。书中对于“国家”在外围资本主义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也让我受益匪浅。作者指出，外围国家的主权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常常受到国际资本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其政策制定也往往是为了迎合外部需求。这种“受限的主权”使得外围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时，面临着诸多挑战。此外，书中对社会分层、阶级矛盾、文化异化等议题的探讨，都紧密围绕着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展开。我开始意识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背后可能都隐藏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读我们身处的这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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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本书在阅读初期确实带来了一些挑战，但正是这种挑战，让我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作者并非直接端出“普世真理”，而是引导读者一步步构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框架。他反复强调，不能用核心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外围国家的“发展”，因为外围国家的经济逻辑和发展路径，本身就是由与核心国家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性”的视角，让我明白了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为什么一些外围国家即使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国内的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反而更加尖锐？作者通过对资本积累方式、劳动力市场特征、国家干预模式等方面的细致描绘，揭示了外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他认为，外围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对本土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这不仅加剧了环境恶化，也使得绝大多数国民难以真正分享到发展的红利。更令人警醒的是，书中指出，外围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往往扮演着“加工厂”和“原料供应地”的角色，这种结构性定位限制了其产业升级的空间，也使其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不能脱离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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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让人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的书。《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本书，以一种极其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核心与外围之间深刻的权力不对称和发展鸿沟。作者并不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真相，他直接指出，许多外围国家的“发展”是被塑造出来的，是依附于核心国家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依附性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使得外围国家在追赶核心国家的过程中，往往陷入一种“原地踏步”的循环。书中对“发展主义”的批判，让我开始反思那些我们普遍接受的“发展模式”是否真的适用于所有国家，是否真的能够带来普遍的福祉。作者通过深入剖析外围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如何被全球资本主义所渗透和利用，来解释为何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等问题在外围地区尤为突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理解当今世界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不平等将如何持续下去。它鼓励读者去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经济规律，去思考“发展”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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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视角来理解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实。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全球经济描绘成一个静态的、同质化的市场，而是深刻揭示了“核心-外围”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塑造出不同社会形态的。读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一张精密的地图，这张地图描绘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那些被边缘化、被榨取的地区是如何被嵌入全球体系，又是如何在这种嵌入中形成其独特的社会动力和矛盾的。书中对“依附性发展”、“剩余价值转移”等概念的深入剖析，让我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现象——比如为什么某些国家始终难以摆脱贫困，为什么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总是如此悬殊。作者并不止步于理论的梳理，他引用的丰富案例，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再到非洲，生动地展现了外围资本主义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具体表现。这些案例不仅仅是枯燥的数据和理论的注脚，它们更是活生生的故事，讲述着普通人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挣扎与选择，以及那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代价。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迫使读者走出舒适区，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发展叙事，去思考“发展”本身的定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谁是真正的受益者，谁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次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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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在拿起《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本书之前，我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层面，认为它无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竞争等等。然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以一种极其宏大而又细致的笔触，描绘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社会形态。他反复提及的“外围”概念，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经济地位和社会结构上的定义。在外围地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与核心地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资本的积累往往更加粗暴，对劳动力的剥削也更加直接，甚至其国家机器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服务于这种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书中对“去工业化”、“金融化”等现象在外围地区的具体表现，以及其对社会阶层、社会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都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外围国家描绘成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分析了当地社会内部的复杂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互动，从而塑造出独特的社会现实。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所处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日益平等的时代吗？还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扩张下，不平等被不断加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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