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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是貓》是日本知名小說傢、評論傢夏目漱石的代錶作品。小說的主角是一隻貓，故事由貓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講述，沒有完整的綫索，在看似不經意的貓的所見所聞所感的錶述中，嚴肅的主題卻鮮明地顯示瞭齣來。
　　《我是貓》是日本文學大師夏目漱石的代錶作，嚮被奉為世界名著之一。小說通過貓的視覺觀察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以幽默辛辣的語言，嘲笑和鞭撻瞭人類固有的弱點和金錢世界的社會時弊，還大量引用瞭古今東西哲人達士的名言，外外閃射著機智和文采，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作品語言則典俚閤爐，雅俗共賞，讀來令人在笑聲中抑製不拄驚嘆。

前言/序言

　　中文本序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隻生下不久的小貓迷路走進夏目漱石的傢。翌年一月發錶的《我是貓》就是以這隻小貓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沒料到這竟成瞭他的處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歲。作為初齣道的作傢來說,可以說是大器晚成。在這之前,他隻零碎寫過俳句,也沒有形成風格。漱石四十九歲病逝,生命不長,創作經曆更短,前後不過十年。漱石又是一個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創作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一般說,作傢寫一篇長篇小說之前,要有構思的過程,有的甚至還有個小說提綱,不能什麼準備也沒有。說來奇特,《我是貓》成為長篇小說,卻是另一種情況。
　　漱石是正岡子規“寫生文”的崇拜者。子規死後,《杜鵑》雜誌由高濱虛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鵑》同人組織的“山會”上,他朗讀瞭《我是貓》,頗得好評。《杜鵑》雜誌載於新年號,立即引起廣泛反響。“在下是貓。還沒名沒姓。”以演說姿態開始的這句話,後來成為文壇的名句。“我”的原文為“吾輩”,後來成為小說的題名。“吾輩”、“餘輩”、“我輩”在初次發錶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強調用貓的眼睛觀察人類和人類社會,帶有嘲諷的意味。因為它生來不久就被書生扔掉,凍餓不堪,命運是不幸的。後為長著兩撇鬍須的教師苦沙彌收養,所見的知識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熱諷。《貓》本來隻想發錶一期即告結束,但它的成功極大地鼓舞瞭夏目漱石。他進一步讓貓觀察下去,二月號《杜鵑》發錶瞭續篇,四月號發錶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號完成最後一章節第十一篇。小說在發錶過程中就齣版瞭單行本上編,完成時齣版瞭中編和下編。小說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後逐慚構思的,沒有嚴格的情節演進過程,既像抒情的“寫生文”,又像結構鬆散的小說。作者後來說,它“沒有題旨,沒有結構,像無頭無尾的海參似的。”
　　這是一篇在特殊條件下創作的特殊結構的小說。
　　極度鬱憤是小說形成的條件,也是作傢創作的動力。
　　一九○三年由英國迴到東京後的幾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緊張、最鬱悶的一段時間。
　　迴國後,作傢和妻子鏡子的關係更惡化瞭。漱石在夫妻關係上思想陳舊,要求妻子以他為絕對權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卻又不正常。結婚第二年鏡子曾想投河自殺,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內燈昏暗/苦熬晚暮度鞦天。”可以想見,一八八九年的鞦季,鏡子的精神病已經很嚴重。漱石留英期間,曾給鏡子寫信,傾訴自己很孤獨,責怪妻子不寫信。不久他患瞭嚴重神經衰弱癥,一時傳說他瘋瞭。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護送迴國的電文。迴國後,漱石常為神經衰弱而苦惱,常常做齣越軌的行動。夫妻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他無緣無故打幾歲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發脾氣。一次四歲長女將一枚硬幣放在火盆邊,漱石頭腦裏顯現齣他在倫敦時一枚硬幣引起的不快,動手打瞭女兒。妻子懷疑他有精神病,請醫生做過診斷。漱石的急躁、憤怒和越軌,反映瞭他對鏡子的期望破滅。
　　迴國後,漱石在東京帝國大學任講師,工作亦不順利。“英國文學概說”前任教授小泉八雲深受學生的歡迎,漱石接課後不為學生所容,後講“文學論”,同樣不受歡迎。他情緒低落,經常悶在講師工作室裏,絕少齣門。碰上好天氣,纔在工作室近處的不忍池邊度過。他一度想要辭職,所掙的工資也難以支撐沉重的傢庭負擔。
　　陰鬱、憤懣、神經質等,必然對其處女作産生深刻的影響。漱石後來說:“我對這種神經衰弱和瘋狂深錶感謝之意。”可見,神經最緊張的日子也是作傢走嚮創作繁榮的時刻。
　　這絕不意味著《貓》的創作失掉瞭理性。而是說,《貓》的創作實踐確實和作傢的精神係統的病狂聯係在一起。特彆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傢用貓眼看人生與社會,其中充滿離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顛狂的瘋人語,而在精神重壓之下的憤懣的傾述,那境界遠遠高於世上哲理大傢。
　　為瞭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與思想經曆。作傢生於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發生瞭明治維新,封建幕府垮颱,資本主義製度確立起來。父親是江戶(今東京)奉行所直轄的名主,世道雖然變瞭,但仍擁有權勢和財産。母親是商傢的女兒,作為後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為什麼,父親就是不喜歡,每晚放在另傢夜店的籃子裏,姐姐發現將他抱迴傢。九個月後送鹽原昌之助為養子。鹽原也是名主,明治維新廢除這官位後,遷居到江戶享樂商業區的淺草。九歲時因養父母離婚,漱石重歸自傢。十四歲他最戀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學過漢學,後學英語。十七歲離傢獨立生活,考入大學預備門預科(今東京一高前身)。其間,生父與養父為漱石的戶籍問題,爭執不下,使他苦惱不堪。後來在小說《道草》中說:“不論從生父看,還是從養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終,生父付齣賠償,方告結束。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期間,與同級的正岡子規相識。一八九○年進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並獲文部省貸費生資格。一八九三年畢業後入大學院,卻對英國文學産生懷疑,對禪宗發生濃厚興趣。一八九六年與貴族院書記長女鏡子結婚,其間曾先後任四國鬆山市鬆山中學、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員。一九○○年留學英國。
　　漱石所經曆的是明治維新後很多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路,但他有自己的麯摺的生活曆程,這就使他認識瞭很多知識分子沒有認識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發錶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的演說。認為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的“開化”,和歐洲是不同的。歐洲的開化是“內發的”,它經由幾百年的積纍,“如行雲流水是自然發展的”。日本的開化卻是“外發的”,是“在與外國接觸”過程中被迫轉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劇轉變的。因為外來文化消融存在問題,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從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國民的某種空虛感”,也會齣現“不滿與不安”,發生“神經衰弱”病癥。為瞭不患“神經衰弱”,“隻能嚮內發的方嚮發展”,這是“苦惱的真實”。
　　從上述演說不難看齣,漱石對明治維新改革的不徹底性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他在一九○六年寫作的《片斷》中也說:“當知道開化的無價值,就是厭世觀的開始。”進一步發展,就會成為“真正的厭世文學”。
　　這裏特彆引人注意的,是“厭世”的觀點。“厭世”、“苦惱”、“鬱憤”是漱石常用的詞匯,也是他的世界觀和創作觀。如他說:“不描寫煩惱稱不上是文學”,還說:“在現在不得神經衰弱的人,大多數是有錢的魯鈍之徒和沒有教養的無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緻高濱虛子的信裏說,他創作《貓》等,即是在“傾訴”自己的鬱悶和忿懣。
　　漱石在留學英國時寫作的《片斷》裏還說:“有錢的人多數乾的是無學無知的鄙劣之事”,“其結果是使沒有教養、不足年齡、沒有德義的人進入士大夫社會。”作傢對資産階級是厭惡的。在一九○五年前後,即寫作《我是貓》的那個時刻,作傢在《片斷》中寫道:“汝所見者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為理否之世。汝所見者為現象之世。我所視者為實相之世。人爵——天爵。榮枯——正邪。得失——善惡。”
　　一九○二年當日本人為日英同盟締結,日本躋身列強而歡呼時,漱石卻以冷淡的麵孔對待。他在緻中根重一信中說:“今天歐洲文明失敗的原因,就是極為懸殊的貧富差彆。”這導緻“革命的必然性”,“卡爾·馬剋思的所論”是“理所當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齣資本主義的不可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則尤使他生厭和悲觀。《我是貓》所針對的正是明治維新後的“金權社會”的矛盾及維新的不徹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惡”、“不安”、“空虛”等。作傢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發者與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貓”的嘲諷和評斷。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嘆和興味。
　　漱石和絕大多數資産階級作傢一樣,看不到擺脫這一矛盾的齣路,無法指明剋服維新不徹底性的辦法。他隻能是鬱悶與憤懣而已。他也力圖尋找擺脫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進“內發的”變化。不過,漱石所說的日本的“內發”,與歐洲也不同。他認為歐洲的文明也是失敗的,日本自然不應該再走這條路。日本的另一條路,就是他後來提齣的“則天去私”。這是一種東方的宗教觀與社會觀。在《貓》中,鈴木藤十郎的“狂”、甘木醫生的“死”和八木獨仙的“信”都演繹著“則天去私”的觀點。漱石雖然也嘲諷獨仙的東方的“自然法”的修養,而最終他也隻能在精神信仰上尋求解脫。
　　形形色色的資産階級哲學,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漱石信仰的也是個人主義。“則天去私”的宗教解脫是和個人主義相結閤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學習院輔仁會發錶題為《我的個人主義》的講演時說,“權力的威壓”、“金錢的誘惑”會導緻危險的後果,與人的個性也是矛盾的。一個人首先要“發展個性”、“尊重個性”,“我毫無忌憚地公開說,我是個人主義”。作傢認為個人主義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國傢主義”不是背反的,隻是國傢間的道義不如個人道義。他主張“以個人幸福為基礎的個人主義,其內容當然是個人的自由。但是,各個人享有的自由是順從國傢安危的,就像寒暑錶的升降一樣。”在這裏不難看齣漱石資産階級國傢觀的局限性。
　　上述對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紀初年精神危機狀態的瞭解和對其社會觀、世界觀的認識,是打開《我是貓》的門戶的鑰匙。有瞭這把鑰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開。
　　《貓》的譯者於雷,是我熟悉的作傢、詩人、編審,也是日本文學翻譯傢。我們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共同度過瞭那些值得懷念的戰鬥時日。現在他要我為《貓》寫序,我高興地答應瞭他。是為序。
　　呂元明
　　譯者前言
　　首先,就書名的譯法交代幾句。
　　一九八五年我一動手翻譯這部作品,就為小說開頭第一句、也便是書名的譯法陷於深深的睏惑。曆來,這本書都是被譯為《我是貓》的,然而,我不大贊同。因為,一、原書名不單純是一個普通的判斷句,就是說,它的題旨不在於求證“我是貓”,而是麵對它眼裏的愚蠢人類誇耀:“咱是貓,不是人”;二、盡管自詡為上知天文、下諳地理的聖貓、靈貓、神貓,本應大名鼎鼎,卻還沒有個名字,這矛盾的諷嘲、幽默的聲色,擴散為全書的風格。
　　問題在於原文的“吾輩”這個詞怎麼譯纔好。它是以“我”為核心,但又不同於日文的“私”(わたくし)。原來“吾輩”這個詞,源於日本古代老臣在新帝麵前的謙稱。不亢不卑,卻謙中有傲,類似我國古代宦官口裏的“咱傢”。明治前後,“吾輩”這個詞流於市井,類似我國評書中的“在下”,孫悟空口裏的“俺老孫”,還有自鳴得意的“咱”,以及“老敝”等等。“敝”,本是謙稱,加個“老”字,就不是等閑之輩瞭。
　　我曾寫信請教過一些日本朋友與國內作傢、翻譯傢、編輯,有的同意用“在下”,有的同意用“咱傢”,還有的勸我不要費腦筋耍什麼花樣,就譯成“我是貓”蠻好。於是,我的譯文改來改去,忽而“在下”,忽而“咱傢”,忽而“小可”,總是舉棋未定。直到劉德友先生和冷鐵錚先生發錶瞭學術性很強的論文,纔膽子壯瞭,確定用“咱傢”。當然,這是根據貓公心態和文章風格而定,並不是說“吾輩”隻能譯成“咱傢”。近讀日本一位已故公使留下的一篇與中國要人接觸的迴憶錄中,也曾以謙虛的口氣用過“吾輩”一詞,我想,這就不宜譯成“咱傢”,倒近乎“不纔”、“小可”……
　　至於書名,因為至今日本文學史、甚至《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都譯為《我是貓》,已經深入人心,不便再改,所以,仍依舊譯。不過,書名是“我是貓”,文中卻譯為“咱傢是貓”,總有點彆扭。但隻好權且如此,敬候批評。
　　《我是貓》,夠得上日本的纔子書之一,也是世界文學名著之一。
　　夏目漱石,一生纔華橫溢,隻搞十年創作,卻留下瞭一係列珍品。他的全部作品,大體反映瞭明治時期知識分子的一顆痛苦而不安的靈魂,反映瞭他在東方思維和西方文明、在虛幻理想與殘酷現實、在迂腐守舊與拜金大潮之間的艱辛求探與慘痛摺磨。
　　作者早期曾提倡寫生文,將自然與人生當成一幅寫生畫來描繪。要求超脫莽莽紅塵的汙風俗雨,寫“無我之境”的真實與美,反對自然主義在陰暗的現實中爬行。因此,他的前期作品固然以現實主義為基調,但浪漫氣氛濃烈,絢麗、激情,長於雄辯,妙趣橫生。到瞭中期,盡管曾提倡寫超俗空靈的寫生文,但寫來寫去,仍是擺脫不掉人世濃愁,心靈的悲苦凝於筆端,因此,文風趨實,有瞭新的深度。晚期,對物欲橫流、私心膨脹的現實社會厭惡已極,幻想“則天去私”成為人心準則。但那個烏托邦,連他自己也想象不齣將是個什麼樣子。他晚期作品的文字風格,蒼涼、凝重,狀物喻事精微得齣神入化。
　　每個民族或國傢的文學,總體看來,無不是那一民族或國傢的氣質、性格、智慧與感情的寫照,如同煙波浩渺的一川大江,是民族的曆史在思考……
　　《我是貓》,不知可否說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時期精神反饋的“冥思錄”之一。
　　《貓》所處的時代恰是明治維新以後。一方麵,資本主義思潮興起,人們學習西方,尋找個性,呼喚自由,自我意識和市場觀念形成大潮;另一方麵,東方固有的價值觀、文化觀與風尚習俗,包容著陳腐與優異,在抗議中沉沒,在沉沒中掙紮……
　　一群窮酸潦倒的知識分子麵臨新思潮,既順應,又嘲笑;既貶斥,又無奈,惶惶焉不知所措,隻靠插科打諢、玩世不恭來消磨難捱的時光。他們時刻在嘲笑和捉弄彆人,卻又時刻遭受命運與時代的捉弄與嘲笑。
　　主人公是貓。以貓的眼睛看世界,這在當時,在創作手法上有一定的突破。今天常有作品以外星人的視覺看地球人,同樣反映瞭人間積習,沒一副超越現實的視角就看不透徹。
　　貓公很富於哲理,精於辭辯,對人類的弱點諷喻得十分透骨。例如:“世人褒貶,因時因地而不同,像我的眼珠一樣變化多端。我的眼珠不過忽大忽小,而人間的評說卻在顛倒黑白,顛倒黑白也無妨,因為事物本來就有兩麵和兩頭。隻要抓住兩頭,對同一事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是人類通權達變的拿手好戲。”他抨擊社會,也見地非凡:“……說不定整個社會便是瘋人的群體。瘋人們聚在一起,互相殘殺,互相爭吵,互相叫罵,互相角逐。莫非所謂社會,便是全體瘋子的集閤體,像細胞之於生物一樣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地過活下去?說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通情達理,反而成為障礙,纔創造瞭瘋人院,把那些人送瞭進去,不叫他們再見天日。如此說來,被幽禁在瘋人院裏的纔是正常人,而留在瘋人院牆外的倒是些瘋子瞭。說不定當瘋人孤立時,到處都把他們看成瘋子;但是,當他們成為一個群體,有瞭力量之後,便成為健全的人瞭。大瘋子濫用金錢與權勢,役使眾多的小瘋子,逞其淫威,還要被誇為傑齣的人物,這種事是不鮮其例的,真是把人搞糊塗瞭。”
　　貓公博學多識,通曉天地古今,他引證或褒貶瞭荷馬、畢達哥拉斯、笛卡兒、剋萊爾、尼采、貝多芬、巴爾紮剋、莎士比亞、孔子、老子、宋玉、韓愈、鮑照、晏殊、陶淵明,以及《詩經》、《論語》、《淮南子》、《左傳》、《史記》等等數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他還很有點自由平等觀念。他說:“既不能零售空氣,又不能割據蒼天,那麼,土地私有,豈不也是不閤理嗎?”貓公針貶時弊,道齣瞭一串串永遠耐人尋味的警句名言,諸如:“咱傢不清楚使地球鏇轉的究竟是什麼力量,但是知道使社會動轉的確實是金錢……連太陽能夠平安地從東方升起,又平安地落在西方,也完全托瞭實業傢的福。”“官吏本是人民的公僕、代理人,為瞭辦事方便,人民纔給瞭他們一定的權力。但是,他們卻搖身一變,認為那權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貓公批評大和魂說:“因為是魂,纔常常恍恍惚惚。東鄉大將有大和魂,魚販子阿銀有大和魂,騙子、拐子、殺人犯也都有大和魂。‘大和魂!’日本人喊罷,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來,百米之外,吭的一聲。”貓公還敢於衊視權貴,鼓勵創新。他描畫烏鴉在東鄉元師的銅像上便溺,把伊藤博文的照片倒貼在牆上。他說:“不從胯下倒看莎士比亞,文學就會滅亡……”
　　貓公喜怒笑罵,皆成文章。悲痛幻化的笑聲,最令人難耐。
　　貓公如此神通廣大,纔高識卓,又公正銳敏,當然是神貓、奇貓、聖貓瞭。以它的眼睛看世界,悲痛化為笑聲,怎能不尖酸苛薄!當然,它同時又是個俗貓,蠢貓。他自作聰明,假冒聖賢君子,誤瞭不少事,吃瞭不少苦頭,甚至不知酒桶會淹死貓,終於丟瞭性命。
　　小說盡管以“貓眼看世界”,但寫來寫去,創作主體還是人類中的一個“我”,或是人類的鄰居、地球上的另一個他(貓)。假如以全宇宙中的“我”或永恒中的“他”來觀察人類,更不知將寫齣什麼樣的奇書瞭。
　　小說在結構上也有突破。它以貓的視覺為座軸,可長可短,忽東忽西,並沒有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也談不上情節進展的邏輯,讀來卻也津津有味。日本小說曾有散文化的趨勢,某些小說的散文化,是有欠充實的反映。而在《貓》,在當時,卻是一種具有魅力的創新。當然,老實說,作者最初並沒有想寫這麼長。由於首章轟動,編者要他續寫,他纔鋪陳連載,這說明他並沒有通篇的完整構思,同時也說明如不是大傢手筆,怎麼會寫得這麼左右逢源,隨心所欲。
　　在語言上,《貓》的格調既不全像《旅宿》那麼豪放空靈,也不盡是《明暗》那麼簡練凝重,更有彆於《心》和《從此以後》那麼柔潤細膩。在這裏,剛柔兼用,雅俗並舉,變化多端,聲色俱艷。而且,將江戶文學的幽默與風趣、漢學的典實與鏗鏘,西方文學的酣暢與機智熔為一爐,以緻在語言的海洋中任情遊弋,齣神入化。筆墨忽而精爍雋永,針針見血,富於哲理;忽而九麯十迴,浩浩大波,長於思辨。暫且摘引兩句景色和人物描寫的妙句。例如挖苦苦沙彌平庸的臉說:“假如春風總是吹拂這麼一張平滑的臉,料想那春風也太清閑瞭吧!”寫景:“給紅鬆林裝點過二三硃紅的楓葉已經凋零,宛如逝去的夢。”“這聲音毫不留情地震撼著初春恬靜的空氣,把個風軟樹靜的太平盛世徹底庸俗化瞭。”有的像諷刺詩,有的像寫意畫,各得其妙。總之,假如以一顆藝術的心靈去觸摸或感受他的作品,自然會體味到語言的色彩、聲韻,甚至字字都是個生命體。
　　我國目前也正處觀念轉換時期,說不定貓公的觀察,對我們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隻得任人評說瞭。
　　窗外正大雪紛飛。東北雪總是那麼魁偉、憨厚,卻又沉甸甸、醉醺醺的。但願這些披盔帶甲的天兵天將,把貓公所詛咒的人間不平統通打殺。筆者將陪同讀者,乘上瑞雪的幻舟,遨遊一個夢裏的清純世界,何其快哉。
　　那麼,讓貓愁貓怨見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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