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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1987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1987年度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伯克利奖

《洪业》出版后，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盛赞魏斐德：“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重要的著作之一。”

本次增订版《洪业》增加了导读文字、历史插图和代后记“远航”。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旅美著名翻译家梁禾女士为我们再次提供了魏斐德先生的部分一手资料。

内容简介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讲述了中国王朝史中极具戏剧性的历史阶段——1644年明王朝的落幕及后续20年清王朝的巩固。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陷入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进行了总体解剖与透视。在本书中，魏斐德希望通过清初对中华帝国秩序的重建来呈现的“洪业”，昭示在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社会业已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作者简介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他的著作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1987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1987年度伯克利奖和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佳书籍奖。由于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予伯克利*高奖章。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盛赞魏斐德为当代杰出的中国史学家。

精彩书评

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重要的著作之一。——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夏多明 （Dominic Sachsenmaier，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1644年明王朝的落幕，以及后续20年清王朝的巩固，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魏斐德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处理了这段历史，即创造了一个叙事分析，对明朝的文武官僚、农民起义者不满的原因、满族权力的上升与蔓延，以及抵抗阶段和最终胜况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用如此巨大的规模呈现这段历史是罕见的，如此自信地呈现这伟大的“洪业”更是实属不易。——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

目录

编者说明

增订版序

前 言

第一章 北部边防

第二章 崇祯朝廷

第三章 满族势力的扩张

第四章 北京的陷落

第五章 南京政权

第六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

第七章 南京的陷落

第八章 江南的抵抗运动

第九章 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第十章 “危时计拙”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第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

第十三章 顺治朝

第十四章 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第十五章 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附 录

中文、日文引书目录

西文引书目录

译后记

代后记：远航

前言/序言

前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绝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

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 万到18.7 万公斤白银，在17 世纪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 万至26.5 万公斤。

1620 年至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 世纪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 艘，到1629 年便降为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 世纪30 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 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 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 年至1640 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 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 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 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 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 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

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 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 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 名宫女和近2 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 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 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

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 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 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件可能发生在1643 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开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

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即使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

美国汉学三杰，历史重磅读物。真心赞一个

书很好，是正品，纸张也很好，刚读完，很不错的书

很厚的一本书，魏斐德教授的大做，清朝开国

对已知的历史进行深度的了解。魏斐德的著作值得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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