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中国近代史(插图增补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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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宽阔,甚或自由。
全新增补:并搜集增补作者近代史相关文字十余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和完善。
蒋先生所著,是一本人人都能读、也人人都该读的近代史。
全新校订:本次再版,力邀众多高水准专家学者,全面校订文字,更正原书讹误,核查、纠正引文失误,文字完善,优于市场其他通行版本。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给普通读者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本书以极简的文字讲透了中国近百年间历史的演变、文明的冲撞、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其通透全面、不偏不倚,且学术含金量极高。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
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的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演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怕。蒋廷黻本可以像司马迁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期待像张骞那样折冲樽俎,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像他的前任顾维钧、颜惠庆那样为大国代言。
——马勇
总 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附录二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政策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附录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一 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 尼布楚交涉
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五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六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七 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录四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附录五: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1792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18世纪末年和19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19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就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19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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