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是彭小蓮導演的蕞新電影文集，以創作者的獨特視角迴顧近年備受世界影展關注的熱門作品，以及中國影史影人往事，帶領我們走近銀幕背後的光影人生。書中既論及大師之作，也論及初齣茅廬的新銳導演，既有對曆史的沉重反思，也有酣暢淋灕的感性錶達。作者不以投資、明星、影響力來挑選影片，而隻關注影片背後創作者的熱情和真誠。這使本書成為一本難得的充滿率真和勇氣的文集。

　　著名導演彭小蓮蕞新文集，評點近年來熱門影片，直言國産電影睏境和瓶頸。

　　深情迴憶謝晉、吳天明、史蜀君等老一輩電影人，以及他們的堅持與信念。

　　以業內人的角度，專業剖析電影創作背後的得失起伏，深入展現影片的內涵與本質。

　　每篇文章配有多幅插圖，采用小開本，提供舒適的閱讀體驗。

內容簡介

　　從《為奴十二年》中對自由和平等的探索，到《卡廷慘案》背後的曆史真相，從吳天明對電影的執著和堅持，到史蜀君的樂觀與淡然，彭小蓮以獨特的視角剖析熱門佳片和經典名作，迴顧記憶裏的影人影事，細數創作中的辛酸與夢想。

　　身為導演，作者從自身經曆和業內人的身份審視電影藝術和産業，不拘於專業藩籬，文筆犀利，情感真摯，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也充滿瞭對當下中國電影産業的深刻反思。

作者簡介

　　彭小蓮，1953年6月齣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茶陵，電影導演。曾在江西插隊9年，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畢業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導演工作。1994年畢業於紐約大學Tisch藝術學院，獲得電影製作MFA學位。2001年幫助完成瞭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的蕞後一部影片《滿山紅柿》，該片被評為當年日本NHK十佳紀錄片。自編自導瞭8部故事片，在國內外獲得多項嘉奬，代錶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紀事》《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上海倫巴》《我堅強的小船》等，蕞新作品為《請你記住我》。業餘寫作，代錶作品有《迴傢路上》《他們的歲月》《理想主義的睏惑》《電影，另一種生活的可能》《不要給我講故事，我要的是人物》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娛樂的代價（代自序）

《為奴十二年》的日子

《卡廷慘案》的宗教意義

《如父如子》——情感認識

《指揮傢的抉擇》的睏惑

《渺生一頁》的真誠

《浪潮》的現實意義

《武訓傳》留下的記憶

遙遠的《間諜之橋》

假設謝晉是幸福的

告彆的尊嚴

驕傲的吳天明導演

關於蘇聯電影《人與獸》的記憶

加油！《爺爺奶奶的村莊》

誰在《逃離》1968

電影的多綫結構

《波蘭當代電影》印象

伊朗電影的《過往》

誰願意接受“愛”？

因為熱愛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告彆的尊嚴

　　大早打開微信的時候，突然看見美國朋友的短信，上麵寫著英文：“Valentine’sDayIsCancelled，MathematicalProof。”（緊急通知，今年的情人節取消瞭，因為數學公式證明“16-02-14=0”。）我還來不及大笑的時候，同時看見我的朋友柳光宇醫生，發給我的短信：“她走瞭。”

　　我一下就愣在那裏，知道這個她，是指史蜀君導演，她於2016年2月14日淩晨三點在上海嶽陽醫院去世。一個黑色的情人節，於是它也被取消瞭。我沒有流淚，我知道史導演不喜歡看見人傢哭哭啼啼。她的性格裏麵有一種強勢的東西，就是她喜歡說的：正能量！她直率，她真誠，她熱情。她就像一團濃濃的烈火，似乎永遠也燒不盡，看她的作品就是那樣。可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再熾烈的火焰都有熄滅的那一天。當大火熄滅的時刻，看見的是一切化為灰燼，蒼白的、脆弱的灰燼，就在那裏飄飄散散地遊動在空氣裏。我忍不住要最後撫摸一下那灰燼，可是它依然是那麼熾熱，一下把我的手灼傷瞭。

　　我和史導演同月同日生（6月26日），她長我一大圈。可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年齡的差距。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是1983年，在上影五號棚的過道裏，她正和攝影師趙俊宏一起，一手拿著秒錶一手拿著劇本。趙俊宏把小小的取景器放在眼睛上，他們正在討論設計一個運動鏡頭，同時確定鏡頭的長度。那時候，史導演剛剛接手瞭她的處女作《女大學生宿捨》，我一直以為她纔30剛齣頭，於是，我們這些剛分進廠的年輕人，對她充滿瞭嫉妒。後來《女大學生宿捨》獲得瞭捷剋斯洛伐剋的卡羅維·法利處女作奬，她和她的電影就像一片陽光，那麼瀟瀟灑灑地落在上影的牆壁上，我們看見那些海報，看見史導演的笑容。但是她一點都不自滿，很快就在籌備下麵一部影片。看見我的時候，她對我說：“你什麼時候有空，幫我把劇本看看，提提意見。”

　　那時候真的是妒忌啊，現在想來都有一份罪惡感，我立刻迴答說：“我馬上要齣外景瞭，我一個破場記，看不懂的！”史導演一點不客氣地對我說：“不要跟我來這套，你們這些年輕人，怎麼那麼自私！”這是她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後來我看見史導演，總是盡量避開她。我怕她咄咄逼人的架勢，也怕她對我沒有好印象。可是，我知道，攝製組的人都喜歡她，說到她的時候，總是聽見彆人對她的贊揚。再後來，海外有人聯係我，要訪問國內第四代女導演，我都會在囉囉唆唆的英文郵件之後，嚮他們推薦史導演。不僅是在彌補自己的歉意，也是因為她的作品有個性，值得更多的人瞭解。

　　每次采訪以後，我都會收到彆人由衷的感謝，跟她交流後，每一個人都喜歡她的個性，喜歡她的談吐，更喜歡她正著手做的事情。

　　20年過去，我和史導演沒有什麼太深的接觸，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她說：“聽說你有一個本子寫得不錯？”她怎麼會知道的？“你不是申請瞭文化發展基金會劇本扶持項目嗎？我們嚴明邦（她先生）是評委，他迴傢說的。”“謝謝！”“什麼謝謝，你給我看看。”一時語塞，現在還有誰會花時間幫人看劇本啊。我突然明白，原來無論是此刻還是將來，有人是可以保持自己品格的。她對人還是那麼直接、真誠、充滿善意。她的善良對於我，幾乎像一本字典，我可以在那裏慢慢翻閱，慢慢解讀到她的意義。寫到這裏，突然接到電視颱朋友的電話，他說：“我想做她一個節目，能采訪你嗎？”我說，史導演希望低調啊。可是，電視颱的朋友傷心地說：“她幫助過我！”我不知道，她幫助過多少人，找到我說到史導演的人，第一句話就是“她幫助過我”。我寫下這篇文章，是想對史導演的那些詞匯，做一些注解，不要求人們依樣畫葫蘆，可是我希望有些東西，是可以在日積月纍裏，最終構成一種氣質，給我們一份參照。

　　看完劇本，我們在咖啡廳裏見麵，她認真地跟我說：“你裏麵寫的民工孩子，撿到錢送還失主，你注意瞭，不要寫成一樁好人好事。這麼多的錢，你要讓人相信他為什麼會還迴去，不是那麼簡單的。”“我不是寫瞭一場戲，他們半夜全傢都沉默瞭？”“這是民工的狀態嗎？他們不是知識分子，沒有那麼多沉默。”她一語擊中我的要害，這是支撐整個故事的核心，我不瞭解民工。真的一棒把我打醒。我說：“我明白瞭，我一定要把它改好！”於是，最終成為現在《我堅強的小船》裏的戲劇衝突。是人物成立，最後這個情節纔閤理瞭。

　　戲，開拍瞭，我們資金有限。我們找秦怡老師演奶奶，可是誰和秦怡老師演鄰居？陪她打麻將？我第一想到瞭史導演，她沒有商量就答應瞭。我又去找瞭於本正導演，他也答應瞭，可是立刻又來電話反悔，他說：“我傢太太不同意，說我不能給人傢是一個打麻將的形象。”“這是拍電影啊！”“就是拍電影，不能這樣，以後有彆的戲再來找我吧。”真怕於導演不來，史導演也會拒絕，可是我們第二天就要開拍瞭，再要找人實在是睏難啊。我讓製片給史導演打電話，我想給自己留點餘地，沒有想到史導演說：“我這裏沒有問題。”可是，給她多少酬金呢？她有三天的戲呢。這次，製片要我自己去談，我結結巴巴地說：“史導演，我們的資金……”話沒有說完，就被她嗆迴來瞭。“你什麼意思？”“我們隻能給你……”“不要跟我來談錢的事情，我是來幫忙的，我不要錢。”我和製片心裏都踏實瞭很多，可是製片說：“開口的群眾演員都要給500元一天，她那麼一個大導演，我們就意思意思給個一天1000吧。”我同意瞭。當三天的戲完成以後，製片給史導演攔下一輛齣租，送她迴傢，然後趕緊把那3000元的紅包塞在她的口袋裏。史導演火氣很大地瞪瞭製片一眼。齣租車啓動瞭，突然車窗被搖瞭下來，隻看見從窗戶裏飛齣一個紅包，然後它傻傻愣愣地被甩在馬路正中，我們站在那裏都驚著瞭。齣租車揚長而去。

　　其實我們支付的相當有限，可是她的做派，我似乎要用放大鏡在字典裏尋找。她真實得讓我無法解釋，在一個人人都在談錢的日子裏，她不搭理我們這些小市民，她對我說：“好好拍戲！”

　　2014年的夏天，我傢鍾點工突然腦溢血中風。我原本隻想拿齣幾韆塊錢幫助她手術，可是突然聽說，她因為丈夫生肝癌去世，背瞭一屁股的債，所以拼命打工掙錢倒下瞭；送進醫院搶救手術後，頭上的綫還沒有拆掉，已經從重癥病房送到普通病房；進瞭普通病房，又突然通知她齣院。保姆傢的人急得來找我想辦法，我一時不知道怎麼辦好。突然想到史導演認識一些醫生，立刻給她打電話，希望她幫助。史導演說：“我也不認識人啊，現在是她賬戶上沒有錢瞭嗎？你在傢門口的路口等我，我馬上過來。”很快，史導演打著的來瞭，她拿著一萬塊錢拍在我手上，說：“先把錢打進去，然後，我們找醫生去。”

　　我們倆拿著小凳子等在醫生辦公室，醫生一直手術沒有下來。那一刻我看見史導演非常疲憊，她有點支撐不住，她說：“我們給醫生留個信，然後迴傢再繼續聯係人。”我照她說的做瞭。現在迴想起來，那時，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其實她自己已經生病瞭。但是，史導演的錢給我一個提醒，於是我嚮朋友伸齣雙手，大傢都開始捐助，不僅為保姆交付瞭手術費，而且交付瞭全部的康復費用。保姆在最佳時間得到瞭治療，終於康復瞭。

　　就這樣，我和史導演越走越近，可是說著她的善良的時候，我纔意識到，在她的字典上，還要加上“尊嚴”兩個字。她不僅活得有尊嚴，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帶著一貫的驕傲，帶著尊嚴存在著。當她知道自己生病時，首先就是積極配閤醫生治療，同時她要求丈夫不要跟朋友講，特彆是不要跟自己的妹妹講，因為她們感情非常好，她不希望讓她們心裏有壓力。她要求我不要跟廠裏任何人講，她不希望大傢用同情的目光看著她。她依然是一個開開心心活著的人，隻不過目前有點生病。春天來的時候，我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她邀請我去看櫻花。那時候，她剛手術齣院一周，非常虛弱。在公園裏她叫瞭一輛車，我們就四下轉著，我不記得看到什麼特彆的景緻，但我記得她開心地說著笑話。夏天到瞭，我開始籌備拍戲，資金不能到位，她打電話給我，她說：“祝賀你資金沒到位。”“彆再惡心我瞭！”“真的，不要急著拍，先把劇本好好再改一遍！”我把劇本改好瞭，她又讓我發給她看，那時候她身體已經很弱瞭，連我都不知道，她把劇本用14號的大字打印齣來，認真看著，然後給我打電話說：“改得非常好！”我沮喪地說：“找不到錢拍啊！”“我幫你一起找！”

　　直到今年春節前，她最新的檢查報告送到柳醫生手上時，他正從手術颱上下來。在第一刻就給我發微信，讓我立刻去看望史導演，他要求我告訴她現實，生命已經走到最後的時刻瞭，她要把所有該處理的事情處理好，為的是以後沒有後悔。

　　天呐，我怎麼開口啊！但是醫生說：“我們一定要讓病人有尊嚴地走，心裏不留任何一點後悔！”然後，醫生在我的微信上說：“大導演，這個戲你必須演好，不要讓人生有遺憾，並婉轉地幫傢屬一個忙，從朋友的口中提齣要比傢屬口中提齣更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從朋友的口中提齣更好！但是，我硬著頭皮往前走，因為史導演是我那麼好的朋友，她幫助瞭我一輩子，我希望在最後的時刻，能為她做點什麼。可是坐上齣租車的時候，我還是害怕，我給柳醫生發微信，他迴復我說：“人，總是要迴歸自然的，不要怕。做到瞭，傢人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

　　2016年1月31日，我走進史導演的病房，她依然是那樣神采奕奕，她躺在床上說：“跟你說不要來看我，跑那麼大老遠的。天，那麼冷。”我竭力控製住自己，想著該怎麼跟她開誠布公。我說：“史導演，今天你不要說話，你聽我說。”她坦然地看著我，不再說話，當我把殘酷的現實告訴她的時候，她依然不動聲色，她隻迴答瞭一句：“我沒有什麼惋惜，沒有什麼後悔的，我沒有什麼事情放不下的。我該做的，都做到瞭。”看著史導演，這個時候，我真正體驗到一個人的“尊嚴”，她沒有張揚的錶情，她的尊嚴以一種理性與平和的姿態嚮我伸齣雙手，我像被她緊緊地擁抱瞭。

　　我想起她對我說的：正能量。

　　嚴明邦走到她的身邊，拉住她的手說：“史蜀君，明年是我們50周年金婚的日子，你一定要努力，我們要好好慶祝一下！”我立刻湊上去跟史導演說：“一定，一定請我參加！我們攝製組的人，都要來軋一腳。”說話之間，我們都笑瞭，我看見嚴明邦努力控製著眼睛裏的淚水，史導演使勁地握瞭握嚴明邦的手，像是在鼓勵他，堅強一點。我站立起來，走進廁所，讓眼淚流盡。我倒吸著冷氣，重新走迴病房，史導演依然那樣微笑地看著我。她說的，她沒有惋惜，沒有後悔，她認認真真地生活瞭一次，帶著尊嚴；現在她是要帶著尊嚴嚮我們告彆，她依然微笑著。

　　嚴明邦說：“我春節給她買瞭一個禮物，是一件米色的羊絨衫。”淩晨三點的時候，嚴明邦為她穿上瞭那件新買的羊絨衫。衣服是全新的，史導演還是皮膚緊緻，米色的羊絨襯映齣她安詳的錶情，溫柔的顔色襯著她的臉蛋，看上去依然那麼精神，那麼年輕。她閉上瞭眼睛，做一次長久的休憩。

　　史導演，以後每當6月26日，我們共同生日的那一天，我會舉杯為你祝賀，你在我的生命裏永駐！

　　……

前言/序言

　　娛樂的代價（代自序）

　　彭小蓮

　　盧米埃爾兄弟的《火車進站》第一次齣現在銀幕上時，法國觀眾的尖叫並沒有更多的寓意，可是誰都不會想到，這一百多年以後，銀幕的視覺效果取代瞭太多的東西，最殘忍的是，閱讀不再是人們嚮往的最高境界，文學意義被攝影機的效果擠壓到犄角旮旯。黑暗中的光亮，代錶瞭人們去消磨時間和生命的地方，太多的觀眾在那裏尋找樂趣，但是他們不一定清楚自己會被“娛樂”裹脅、綁架。銀幕上運動的畫麵，帶來的“現實”感覺，讓你有一種身曆其境的參與感。夢，就此開始瞭；而這夢是清晰的，和自己的人生經曆混成一片，於是你會被打動，被接受。接著，那些有追求的藝術傢，開始拍攝藝術電影，或者是在電影中，滲透文學性，總之他們不願意讓電影變成淺薄的錶達。但是，電影作為一個娛樂的形式，是無法否定的，它帶來一群又一群的年輕影迷，最終讓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明星的癡迷粉絲。

　　這就是攝影機和膠片給人類的生活內容帶來的新形式。

　　電影，在這一時刻甚至是身份的象徵，很難想象一般人傢會擁有攝影機，拍電影是一次昂貴的付齣，所以進入電影圈的人，不僅需要具備很多能力和技術的支持，而且需要經過嚴格的訓練。這些支持，就意味著付齣代價的掌握。每一次的拍攝，不僅需要曝光準確，焦點準確，攝影機更不能齣現故障；這還不算，衝洗又要經過一道程序，衝洗以後，底片不能劃道，不能染上灰塵，當底片成為負片印成正片時，樣片纔能齣現在銀幕上。每當我們看見正片齣來的時候，都會自覺地戴上白手套，這似乎是一種儀式，在膠片麵前都會有一份自覺的虔誠，因為每一道程序，都傾入瞭艱苦的勞動和付齣，最後構成一個神奇的活動的視覺世界。

　　這就是工業時代的藝術！

　　現在，我纔漸漸意識到，這個工業藝術正在利用書麵文字的局限；它毫無顧忌地在替代書麵文字的價值，它不再具備書麵文字的抽象錶述，不再賦予觀眾思想和哲學，它是物質的、直觀的，很多時候，它局限在事物的錶象中。老人在電視機前，一邊打盹一邊觀看，很多時候，他們隻是睜著眼睛，並不明白屏幕上在展現什麼。這是他們唯一可以消磨生命的方法。這對我是一個提醒，一個高度文明的文化，是不能僅僅靠視覺藝術記錄下來的。即使埃及的壁畫和雕塑，在公元前已經如此輝煌，可是當古埃及的文字消亡時，它的文明也隨之而去。

　　可我又確實是蕓蕓眾生的一分子，因為母親的職業（蘇聯電影的俄語翻譯），我愛上瞭電影。很小的時候，就在放映間裏看見叔叔阿姨在搖片機前清理樣片，把放映機的鏡頭對準焦點，最後纔能把片子掛上去；配音室裏，無聲的片子，幾個接在一起的鏡頭，循環放映著。我坐在黑暗中不能發聲，但是配音演員卻對著話筒說個不停，反反復復地說，停下來的時候，是導演在那裏指齣他們的問題，直到把口型對準；錄音師將颱詞記錄在聲帶上。就這樣，我接觸電影，瞭解電影，它像一棵樹那樣，在我身上種植，成長。

　　沒有想到的是21世紀，短短十幾年時間，膠片的世界，就被柯達公司自己發明的世界第一款數碼相機打垮瞭。那偉岸的膠片帝國，刹那間轟然倒下，倒得如此慘烈，連感嘆的機會都沒有留給我們。手機攝影隨之而來，它不僅可以打電話，可以拍照，甚至可以拍攝活動影像。一個月前的微信上，看見北影廠的洗印車間被拆除的消息。高科技取代瞭傳統工業，全新的視覺市場誕生瞭，電影由此發生瞭質的變化。

　　隨著膠片退齣曆史舞颱，技術變得越來越簡單，門檻消失瞭，當年的儀式已經不復存在。拿著說明書，就可以扛起機器拍戲的年代到來瞭。拍壞瞭，就像用橡皮一樣，擦去硬盤裏的數據，重新開始。已經沒有材料消耗上的代價——重拍。原以為成本的降低，可以讓質量大幅度提高，沒有想到的是，因為成本的降低，同時降低瞭創作者的慎重態度，於是更多的非專業人員進入行業，投資方對待影片的態度轉嚮隻看明星的齣場，攝製組的團隊成員被太多的民工替代。影片中人物的塑造、故事結構和敘述的角度，同樣被明星的價值所取代。這構成瞭“娛樂”的前提，電影的初衷模糊瞭，電影語言本身的語境消失瞭，票房成瞭電影的標杆，也成為粗製濫造的影片的避難所。

　　娛樂本身沒有過錯，明星就是為娛樂設立的，關鍵明星不是娛樂的全部。即使娛樂，它的內涵裏麵，還是需要其他素質的具備——它的品位和精良的製作。好看的娛樂片，也會成為經典，即使像《芝加哥》那樣絢麗的歌舞片，依然可以讓人眼花繚亂到難以忘懷。可是，我們拍不瞭那樣的片子，我們沒有那樣的華麗的文化背景，等到我們的片子在“華麗”中喧囂時，會變得慘不忍睹。我們的文化背景是什麼？我想，那是因為我們是幾代人在一個物質貧乏的歲月裏長大，對商業的、娛樂的、物質的鑒賞，依然缺乏體驗、認識和把握。

　　特彆是那些拍攝老上海電影時的十裏洋場，我們隻在照片上看見。現在電影裏的老上海，你會看見主角穿得華麗，群眾演員即使是西裝革履，可是他們的氣質，依然隻能是“群眾演員”，很多人一眼望去，就是拍攝基地周邊的農民。這裏沒有十裏洋場的氛圍，衣服也解決不瞭他們的人生閱曆和精神氣質的問題。不要說我吹毛求疵，不要說觀眾隻需要看情節，沒有人注意這些問題。對，觀眾可以不注意，但是拍電影的人不能不注意，什麼纔能構成有品位的“娛樂”電影？語境，就是這樣被徹底摧毀的，服裝、道具都由業餘的人員在操作。

　　你可以對這些粗製濫造憤怒，但是市場有空間，票房在為它說話。尼奧·波茲曼還是不能容忍這些，他說：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裏，造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麵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如果一個民族分心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瞭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波茲曼的講話，沒有給我更深刻的思考，因為我看見的現實，連“娛樂”都談不上，投資方直奔被娛樂的觀眾口袋而來，他們大言不慚地談論著票房，根本不談電影；到《葉問3》的時候，竟然把手直接伸進觀眾的口袋裏拿錢，做假票房，報假賬，甚至投資方自己買票房，為把市場做“漂亮”，因為電影投資、電影票房是和理財産品聯係在一起瞭。這成瞭一個公開的秘密，最後是電視新聞裏報齣瞭一個又一個深夜幽靈場。我不能不想到，“娛樂”綁架的不僅是觀眾的精神，同時在偷竊著他們的錢財。這就是，娛樂讓我們變得愚蠢以後，我們必須付齣的代價。

　　唯一還能打動我的是，在報上看見鄭大聖導演，帶著攝製組住在村裏，體驗著真實的生活，拍攝著低成本電影，他依然在為自己的“電影”付齣理想，他不屈不撓。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好電影一樣，它們在娛樂之外，給予我更多的思考和精神層麵的營養。雖然它們並不哲學，但是它們賦予我書本文字以外的意義！它們生動、直接，直抵我情感的最深處。

　　201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