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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zui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zui卑微的那群人。

1． 美国记者贝兹?卓辛格探访九个国家的监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公平正义。多数人一生都没有看见和接触过监狱，却隐隐约约将之视为正确和正义的象征——这本书会为我们揭开正义的真正模样。

2. 这是一部人性记录。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在这九个国家的监狱之旅中，我们跟随作者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这也是作者着大量笔墨的地方。在这个被美化的监狱里面，我们常常忘了生活在里面的，是仍会呼吸的人类，谁对他们的尊严和死活负责？

3. 贝兹?卓辛格是记者、司法学院教授，美国知名 Prison-to-College 计划的创办人这项计划旨在提供囚犯出狱后上大学的机会。在本书中，作者让我们看到，在惩罚之外，我们应该有更多道德、救赎、宽恕和机会的可能。贝兹?卓辛格与犯人见面，与他们一道进行角色扮演练习，参与创意写作课和戏剧讲习班。

内容简介

我们以各种词藻美化监狱，仿佛那和医院一样是个纯净无菌的空间：“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住进监狱的人叫做“狱友”，他们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员”协助。经过美化，很容易忽视监狱的实际环境，忘掉在那里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活生生仍会呼吸的人类。

贝兹?卓辛格以美国刑罚学家和记者的身份，走访了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九个国家的监狱，向我们揭开我们以为的正义是什么模样。

“把他们关起来”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然后呢”是我们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作者简介

贝兹?卓辛格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也是美国知名 Prison-to-College 计划的创办人，目的在于提供囚犯出狱后上大学的机会。

卓辛格同时是一位记者，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NPR 等媒体写关于流行音乐、加勒比海地区、世界音乐以及种族议题的文章，还制作过几部纪录片。因为工作机会，卓辛格得以实地探访世界各地的监狱。

内页插图

目录

目 录

前言1

1 报复与和解|卢旺达

2 对不起|南非

3 牢笼里的艺术|乌干达与牙买加

4 女性和戏剧|泰国

5 单人禁闭与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巴西

6 民营监狱|澳大利亚

7 社会复归|新加坡

8 什么是正义？|挪威

致谢

精彩书摘

1 报复与和解

卢旺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杀人犯做朋友，就别与我们有牵连。

——受害人对修女海伦·培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难，上天竟以爱情断除喜乐。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布鲁塞尔航空1027号班机在夜色中缓缓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入境队伍短，美国籍旅客无须签证，出去后立刻看见我的行李箱安稳地躺在那里。佩戴高尔夫山丘饭店识别证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进车子以后，车子驶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的道路，朝市区前进。

饭店如其名位于山丘。涅卢提拉玛（Nyarutirama）区内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属高级地段。饭店的住房外观颇具郊区公寓风味，以黄褐色系为主调，但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过分单调的景观，许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长颈鹿和部落传统壁画，房间钥匙绑在非洲大陆形状的皮革上。我要在这里度过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挑选卢旺达作为监狱之旅的第一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狱政特别糟： 27个国家平均之后，超过收容量达141%，全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至少100万人）尚未受审，换言之，某些国家牢狱内的人可能九成根本无罪。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司法，贿赂、吸毒、卖淫、强奸十分泛滥。1996年，各国代表团曾在乌干达集会，起草非洲监狱报告书，内容指出监狱对于遏制犯罪几无功效，其后又发表针对监狱环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监狱“不人道”、“管理人员行径恶劣”，结论指出，过度依赖监狱“对司法无正面意义，未保护公众，稀少的公共资源没有好好利用”。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继续感伤，而是希望找到能透进曙光的裂缝。正因为非洲各国司法系统问题严重，所以存在积极改革的空间。危机就是转机。

而我选择卢旺达，其实是因为其他国家听见卢旺达三个字，脑袋里就联想到： 种族屠杀。

被害者的国度

1994年卢旺达发生百日大屠杀，胡图族杀害约100万名图西族，手段多为利刃或钝器，这小小东非国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卢旺达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会及经济繁荣收获声誉，但人们想起卢旺达，脑子里还是大屠杀。其实事件过后20年，卢旺达已是非洲新生的模范，在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下，商业竞争力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连续六年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长都达7个百分点，识字率飞跃提升，国民卫生每人每年负担低于100美元。

卢旺达之所以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种族和解。文献指出，该国在屠杀事件后设立了“盖卡卡法庭”（gacaca）

“gacaca”一词源于金亚卢旺达语（Kinyarwanda），意为“草地上的司法正义”，也就是由部落成员充当裁判者，是一种传统式小区审判体系。——编者注

，属传统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区居民集结并整理加害与受害者名单，但最终目的并非施以惩罚，而是裁决如何补偿。我也听说卢旺达的司法途径大概是回归了文化根源，鼓励的不是惩罚，而是宽恕与补偿。屠杀事件促使这个国家思考其社会支柱，审视监狱系统，甚至司法本质。

这里有几十万、几百万彼此存在弒亲之仇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但他们比邻而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互体谅。以卢旺达为旅程的起点深具意义，因为关于犯罪的对话不应从犯下罪恶行径的人开始，虽然我们总是这样谈论刑事司法： 是谁犯案？如何惩治？却忘记将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无论如何关切加害者，都不该淹没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重视。因此，踏入监狱这个犯罪者的领域前，我必须先浸淫于被害者的国度，踏上其中巅峰，也因此首选卢旺达。

决定以后，第一步是调查卢旺达有哪些非政府组织与我目的一致，能够带我进入监狱。可以寻求的合作对象很多，因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该国当前的精神指标，许多非营利活动以此为主要诉求。浏览过诸多使命宣言后，我锁定其中一个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大学学龄的屠杀幸存者，年纪在25岁以下，很多是孤儿。通过网络与该组织创办人联系后，我很快得知这些幸存者也想探访监狱，因为狱内八成囚犯的罪名与屠杀事件相关。年轻人原本就想发起探视活动，不过迟迟没有实现，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欢迎。

前来基加利，我的动机是与年轻幸存者合作，一同进入都是屠杀者的监狱一探究竟。探访行程为何，能有什么作为，甚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等问题，在旅程之初毫无头绪，但我还是来了，因为首次读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 “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Never Again Rwanda, NAR）。

若说有一句话像咒语般贯穿我的童年，贯穿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社群，就是这同样一句话： 噩梦到此为止。我的族谱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战屠杀中丧生，或许这是个适合的切入点。

为仇恨埋下和平的种子

“在卡西卢大楼，美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上，一个路口右转。”

为我说明地址的詹姆斯是当地人，身材矮壮，英文说得和卢旺达语一样好，因此成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出租车司机。

出门之前，旅馆经理塞了一把伞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头明明晴空万里。“相信我。”她这么说。

詹姆斯播放着牙买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专辑，他在牙买加的舞厅很红，歌词走粗鄙路线。

“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 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换言之，大屠杀事件以后，卢旺达没有足够的基础建设能安置超量的杀人犯，全得将他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95年，囚犯人数超出容纳量5倍，拥挤的环境带来可怕的结果，数千人感染肺结核与痢疾，犯人真的必须一个叠一个，堆起好几层，他们又渴又饿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后六周，基加利中央监狱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卢旺达中部大城吉塔拉马（Gitarama）监狱也在八个月之内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须睡厕所，还出现所谓“僵尸”（komeza，原意为“持续”）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入夜后只能走来走去的囚犯。

危机重大，卡加梅总统展现惊人气魄。“让犯人出去。”他直接这么下令。1998年，首先释放年迈的囚犯。2003年，一口气释放了2.4万人，包括重症者、参与政府推动认罪计划者、屠杀事件时未满14岁者。2005年，第二拨释放2.2万人。释放以后，人犯不拘禁在监狱，仍旧要面对控诉，法律依据为1996年针对屠杀行为进行分级认定的立法。

面对惨况，司法正义如何实现？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找出要为事件背负最多责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诉，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卢旺达的法院系统也起诉逾万人，尽管2007年废除死刑，但之前已处决22人。

其余多数人则进入了卢旺达的伟大实验，也就是回归当地传统的司法模式。“盖卡卡”原意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进行审判和公听，过程完全公开，由社区选出的法官进行审查。听桑托斯描述时我还是难以想象： 2006~2012年间，1.2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超过120万个案件，除了做出判决，更可以对悔意充分、想复归社会的人提供减刑。

殖民时代之前，“盖卡卡”裁决的多半就是补偿方案，补偿形式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肉体惩罚或死亡。屠杀事件之后，“盖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将犯人纳入2005年成立的40个巡回式“公共服务营”（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 TIG）。大约有5.3万人被送入TIG成为公共服务人员（tigiste），他们以劳动服务作为弥补，造桥铺路、兴建校舍、盖房给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屠杀的幸存者。公共服务人员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须从家中往返，也必须读书识字，接受建筑技能训练、公民教育、认字学习卢旺达历史，并了解政府政策。TIG为卢旺达政府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又减少监狱人口达53%，囚犯人数减少到5.8万人左右，相较之前已经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数在全球依旧排名第七。卢旺达矫治署继续努力，并大胆提出将监狱由14座减少到9座。

通过与桑托斯深入对谈，我了解到这么多背景信息。他还表示NAR组织中的年轻人一年前曾经拜访公共服务营，可惜没有成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监狱探访计划这次能够持续下去。我打量着他那副坚定神情，脱口而出： “桑托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

“我想，”他轻声以法语回应，不过很快又改成英语： “你们怎么说的？为卢旺达埋下和平种子。”

若非亲眼见证那诚恳至极的态度，我一定会以为是在演戏。

那天回饭店前，我请詹姆斯带我到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坚强些，”他笑着送我下车，“别哭哦。”这么说的同时他似乎笑了起来。

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

我确实哭得好惨。“卢旺达是个湖光山色、绿意盎然，又充满孩童笑靥的国度。市集里除了熙来攘往的客人，还有鼓手与舞者表演，工匠们手艺精湛。”导览的开场介绍完以后，就进入1994年惨绝人寰大悲剧的细节。虽然不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那样揪心，但同样精准到位。大屠杀之前已有许多小规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连串针对图西族的攻击，迫使数千人迁居邻国布隆迪、刚果、乌干达；35年后妇孺也成为目标，母亲们遭到强暴，还被强迫杀害亲生骨肉，或恶意传染艾滋病毒，也有铁链捆绑和活埋等等。走进儿童室，里面纪念“本该成就未来”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肠胃翻腾，例如“在母亲怀中被刀砍死”。

走出博物馆，饭店经理预言成真，艳阳高照的天气转为倾盆大雨。路旁牌子写着“请勿踩踏坟墓”，我看了又一阵啜泣。有个十几岁男孩面带笑容，正在为坟墓上铺盖的蓝色帆布清除积水。

“哈啰！你结婚了吗？”他竟然这么大声问。我不知所措，摇了摇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继续笑着问，心不在焉地继续清理坟墓。

“纽约。”我嗫嚅回答。

“美国人啊！那你应该蛮有钱的。”男孩这么叫道，掀开帆布一角： “你是来看坟墓的吧！”

我耗尽全力忍着没呕吐。底下是个坑洞，里面塞满颅骨，几乎要满出来了。数万颗骷髅头像棒球一样堆在里面，一个个人头，一条条生命。

茫然离开以后，我心绪混乱。刚才的少年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如果我要对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猜测其种族，这公平吗？桑托斯忍受的是什么处境？

我究竟该如何面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

也许该让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才对。

我晃进纪念品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卢旺达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语对照的语言学习书，另一本是《我们幸存于卢旺达大屠杀： 28位见证者》。

“你穿黑色！”为我包装书本的男店员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欢粉红色。”

走出大门，詹姆斯看见我买的书，叫道： “选得好！”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双亲，然后逃到南非，进入肯尼亚医学院，到银行上班，但觉得上班族生活无趣，于是回到卢旺达做出租车司机。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没想到看上去这么乐天的人也是大屠杀受难者，我暗忖哪里还需要手上这本书，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过纽约的人脉认识艾迪，他是演员也是社会运动人士，穿着剪裁合身的黑色牛仔裤、皮夹克，戴了墨镜，来到高尔夫山丘饭店。“欢迎，”他立刻伸手，“你应该认得我吧？”

“认得你？”

“电影啊！”艾迪摆了姿势，双臂交叉，一脸剽悍，之后忽然爆笑。

啊，没错，他在我朋友拍摄的电影《所有卢旺达人》（Kin-yarwanda，肯亚旺达，卢旺达的旧名）中饰演狱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杀所拍摄的纪录片。

我们开车绕进市区，周边风景有三个主色调： 橙红大地，翠绿山峦，奶油色房屋。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路面还很粗糙，没有多少汽车，只有计程摩托车来回穿梭，险象环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办，我就一路跟着，拜访了一个促进和平的社运组织，一个标志上写着“和平、善行、爱国”的年轻人社团和一所学校。他搬了些捐赠书籍进入校园。

“贝兹，你有没有领薪水？”回程时他问起。艾迪有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习惯，就是思绪变换太快，前一分钟嘻嘻哈哈，突然间就神情凝重态度严肃。我回答有。

“我没有，每天就是奉献与捐献。我本职是作家，但是也挺爱演戏的，除了我老婆，我就最爱这两件事。”艾迪写了一本书，是诗集，书名叫做《他们的罪行是我的耻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胡图族。

“很多人为屠杀幸存者写书。”他解释，“不过迟迟没人为犯罪者发声，为没有杀人但因此染上污点的人发声。我们活在耻辱中。”

这番话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上课时也会给学生看一部名为《判决之后》（Beyond Conviction）的纪录片，剧情讲述三个犯罪受害者选择与犯人对话。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药的兄长强暴，两人会晤过程令人纠结。她逐步揭开心上疮疤，哥哥也惭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无法直视妹妹。最后，在妹妹请求下，他终于抬起头。妹妹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视线被泪水模糊，画面上那难以想象的大和解太过震撼。妹妹说她已经原谅哥哥，只有宽恕能够治愈伤口，帮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学着原谅自己。

我向学生提出一个残忍但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 如果必须选择，你希望是这案子里的哪一边，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大家直觉表示，当然是加害者，谁愿意被害？我追问，大家真的确定吗？愿意一辈子背着那个十字架，永远记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呕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以余生来背负，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义，不假人手的监狱。被害人经历梦魇，但在梦魇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较之下，有自觉的犯人要终生面对耻辱。

我来卢旺达的时候也带上了一本《判决之后》，以及许多关于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书籍，原本以为参访监狱时能派上用场，却决定下车以后全部送给艾迪。

给他们重生的机会

“你愿意谈谈大屠杀吗？”

今天与监狱参访团体会晤，问题清单上，第一条就列着这个问题。其他包括： “为什么参与？”“对于刑罚有何见解？”我很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自己是个白人。尽管以前的工作接触过监狱或年轻族群，但毕竟局限在美国。这里是卢旺达，一个经历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

我抵达NAR组织办公室时，学生们尚未露面，柜台有位秘书叫格蕾丝，20岁，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显然YouTube比较有吸引力，还好我说出关键词。

“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当作家。”

很快就敲定了由她为我写几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练习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世代。

“这个世代？”她反问，几秒钟后反应过来，“喔，你是说大屠杀对不对？”格蕾丝的语气像是没当成一回事： “我父母也死了。”

即使语气如此平淡，那句话仍可谓掷地有声。后来我从团体里15个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样回答，父母双亡这几个字不断翻搅我的思绪。

开始自我介绍。有位NAR人员协助翻译，但听起来五个字变一个字，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大半内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工作历程，也提到每个月带一批大学生进入监狱里面，与受刑人共处一室上课。这种学习交流活动对双方都造成很大冲击，受刑人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普通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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