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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書：覺醒/維新/國變/革命，首度集結齣版

閱讀晚讀本，馬勇首次披露四十年治學心路曆程

敬意與溫情，重敘晚清曆史

傳統與創新，重構中國社會

內容簡介

本書敘述瞭晚清政府欲通過君主立憲自救於危亡，卻終被革命黨人推翻的曆史過程。載灃是政壇新銳力主憲政，還是跳梁小醜自掘墳墓？孫中山是百摺不屈建共和，還是機緣巧閤成總統？袁世凱是緻力憲政忠清室，還是覬覦權力妄竊國？本書為您揭曉答案。本書也為思考清亡提供瞭一條新的思路。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漢代春鞦學研究》《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1894-1915：夢想與睏惑》《1895年大夢初醒》《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中國尷尬記憶》《1911中國大革命》《chao越革命與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等，並為梁漱溟、董仲舒、嚴復、章太炎、蔣夢麟等多人立傳。

目錄

走齣傳統，步入現代，重構中國社會

小　引

第一章　革命改良二重唱

一個人的革命

革命與改良賽跑

革命暫時領先

立憲反超革命

第二章　構建現代政治文明

邁齣憲政第一步

一個時代開始

重建中央與地方權力係統

以政治改革反製革命

構築現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第三章　民主政治的春天

後權威時代：攝政王和他的嫂子

放虎歸山：袁世凱歸隱

民主初步的亂象與秩序

街頭政治：國會請願的後果

第四章　革命在危機中

孫中山：浪跡天涯

章太炎：彈盡糧絕

那一撥迴歸主流的人

黃花崗：背水一戰

第五章　得意忘形中決策

責任內閣弄成瞭皇族內閣

鐵路乾綫國有引發國進民退

人心思亂：紳民對抗國有化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官逼民反：同誌軍與哥老會

第六章　樹未倒而猢猻已散

為什麼是新軍

立憲黨人閃身而退

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

袁世凱重齣江湖

南北六省相繼獨立

第七章　南北僵持

袁世凱：絕對君憲主義者

灤州兵諫：清廷喪失最後機會

黃興來瞭

袁世凱拋來橄欖枝

吳祿貞壯誌未酬

第八章　和比戰難：錯綜復雜的多方博弈

君憲主義不必再提

將袁世凱從清廷中拉齣來

滿洲人在背後狠推瞭一把

東南光復

第九章　從君主到民主：一個艱辛的談判

和平仍未到絕望時候

整閤獨立各省

終於可以坐下來談談瞭

君主立憲抑或民主共和

清廷終於同意由國民大會決定政體瞭

第十章　帝製終結：紫禁城的黃昏

惜陰堂高人高招

建府開基：一個不得不齣的狠招

紅臉與白臉：孫中山與袁世凱

最後一擊：段祺瑞和那些北洋將領們

一個王朝的尊嚴與瀟灑

精彩書摘

第一章 革命改良二重唱

1911年1月30日是中國舊曆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謂辛亥年，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像往常一樣，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舊平淡無奇，該拜年的拜年，該上香的上香，京城內外一派節日氣象。太陽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還是那樣不鹹不淡，並沒有什麼值得記住的地方。這一天唯一值得後來曆史學傢反復強調的，隻是發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黨人蔣翊武、詹大悲、劉復基等人將先前已經存在的“振武學社”更名為“文學社”。他們以研究文學為幌子，在湖北新軍中宣傳革命，後來又與共進社一起成為武昌首義的發難者、領導者。文學社的成立對辛亥來說，具有極其強烈的象徵意義，但究竟是象徵著革命高潮的到來，還是象徵著革命危機，或象徵著革命進人低榖，其實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個人的革命

說文學社的成立意味著革命高潮的到來，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也就是過瞭十個月的時間，文學社確實和共進社發起瞭一場改變中國曆史走嚮的大革命。這是從後來的曆史反推過來的看法，而按照當時的感覺，文學社的成立，其實標誌著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革命已經陷入低榖，因為在過去的幾年間，隨著清廷立憲運動按部就班穩步推進，革命眼見著就真的沒有希望瞭，革命者開始發急瞭，發毛瞭，於是開始一係列更慘烈的暴力革命，試圖打開一個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這個過程或道理，還是讓我們簡單迴溯一下革命的發生和發展。

晚清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起源並不是太早。經過幾百年的民族融閤，特彆是麵對西方“新異族”的齣現，漢族知識分子久已認同瞭滿洲人這個“老異族”，久已沒有傳統中國士大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那樣的心理緊張，漢族知識分子在“我大清王朝”體製下活得也比較滋潤，特彆是在慈禧太後當國這近半個世紀中，滿洲貴族集團隻是在名義上享有大清帝國的所有權，而經營權、管理權都幾乎交給瞭漢族高官，清廷雖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崗位上設置滿漢雙首長製，但滿大臣基本上是屍位素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隻要不是涉及、侵害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滿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讓漢大臣盡心齣力地工作。

漢族特彆是漢族知識分子階層已經被清廷的“聯閤執政”統一戰綫弄得神魂顛倒，不分東西，即便是後來反滿意識強烈的孫中山，其最初階段也不是要反滿，而是要參與聯閤政權，希望在聯閤政府中謀得一個職務，哪怕這個職務隻是一個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醫生齣身的孫中山關閉瞭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係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瞭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為此，孫中山精心撰寫瞭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纔能擺脫睏境、重建輝煌提齣瞭自己的看法。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齣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齣瞭富強治國的四大綱領，即人能盡其纔，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麵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大清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隻知道堅船利炮。

孫中山的這些意見，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是不要忘瞭，他期望中的讀者是李鴻章，那麼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很小兒科瞭，李鴻章對這四點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李鴻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嚮他講述過西方走嚮強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體中早已知道人盡其纔、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議院，知道立憲。即便拿孫中山的這四條建議與康有為六七年前提齣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議相比較，雖然說不上是理論上的倒退與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為式的政治意識，而更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並沒有多少獨到見解。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大清國並不是唯一的孤證或特例，在過去兩百年中，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瞭花錢捐官，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份上書打動瞭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瞭，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瞭，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為也這樣做。

在李鴻章看來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書者，在孫中山看來卻是一件非常不一樣的大事。孫中山此時不論多麼有名，他的名也隻限於他的那些年輕朋友中，還是典型的“名不見經傳”。而李鴻章是什麼人？那可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後和皇上當時最為信賴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國的棟梁。

李鴻章擁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孫中山當然是知道的，而且孫中山還知道，李鴻章不同於一般的老官僚，李鴻章門下有一大批具有真纔實學的門生或幕僚，孫中山不過就是想到這個幕府中去充當師爺，期待有朝一日獲得一個實缺。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很重，在某種意義上說，那簡直就是背水一戰，孤注一擲，孫中山為此放棄瞭藥房和診所，那可是他的吃飯買賣，而他本人已經拖傢帶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將所有的希望都押在瞭李鴻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孫中山信心滿滿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還有好朋友陸皓東。到瞭天津，他們手持滬港兩地一些重量級政治文化名人寫的介紹信拜見李鴻章的親信幕僚羅豐祿、徐鞦畦等人，述說瞭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鞦畦收下瞭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孫中山的上書，答應盡量幫忙滿足孫中山。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瞭李鴻章，李鴻章似乎也就孫中山在這封上書中提齣的要求作瞭批示和安排。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中國之要務，錶示願意齣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大約還真的以為孫中山是個講究實際的實乾傢，李鴻章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齣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至於接見麵談的事情，李鴻章推托實在太忙，也就不見算瞭。

李鴻章不願意見孫中山，或者說是羅豐祿、徐鞦畦等人根本就沒有安排見，這在後來看當然是一個不得瞭的大事情，但在當年，其實真的不算一迴事。盡管孫中山有這麼多社會賢達寫的推薦信，可他畢竟是一名不名的年輕人，不說李鴻章是大清國屈指可數的當朝大臣，僅其71歲的年齡，不見20來歲的年輕人閑聊一通，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這一點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但實事求是地說，李鴻章此時真忙得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著中日之間為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瞭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誌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誌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齣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藉機齣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瞭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戎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瞭。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藉口軍務繁忙，拒絕延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氣和地看來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孫中山當年卻不這樣看。因為他把這次投靠看得太重瞭，他不僅關閉瞭藥房，斬斷瞭退路，而且又通過那麼多朋友鄭重介紹，結果隻拿來一紙護照。這些事實不能不對孫中山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使他覺得李鴻章 太不夠意思，他怎好意思拿著這張護照去見那些真誠幫助他的朋友呢？

中國聖賢一直告誡當權者要禮賢下士，對那些地位比較低的讀書人要格外尊重，絕不能居高臨下，盛氣淩人。中國聖賢為什麼這樣反復告誡呢？道理很簡單，盡管這些讀書人還處在比較低的層麵，沒有功名沒有地位，但是他們的內心卻異常豐富異常脆弱，經不起任何衊視、輕視、忽視，或白眼。否則，其後果就不堪設想無法預測。近代中國幾個來自下層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經曆，如果不是李鴻章陰差陽錯錯過瞭與孫中山見上一麵，如果能夠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麼中國近代的曆史必將改寫；如果北大校長蔣夢麟能夠接受李大釗的建議，給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增加幾塊大洋，相信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兒安心整理圖書抄抄目錄卡片；如果鬍適之、張申府當年不是那麼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無視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講師梁漱溟那樣以相對比較平等的身份寒暄幾句，估計後來的曆史都會重寫，曆史的走嚮都會因這些偶然性而改變。

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機緣巧閤使李鴻章沒有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的這一失誤不僅導緻瞭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製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地想進人體製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製。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對於康有為、梁啓超同時代人提齣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復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動，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要喚醒民眾，推翻清朝，推翻這個異族政權，重建漢族人的中國。

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開始瞭他“一個人的革命”曆程，他先從朋友圈子做起，聯絡同誌，爭取同道。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閤眾政府”的政治訴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很快就策劃武裝起義，試圖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至少是製造政治影響。隻是那時清政府雖然麵臨內外交睏的窘境，但其政治統治的閤法性並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特彆是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促動下一次又一次地啓動政治變革，也為其政治統治的改善、加強和鞏固贏得瞭機會贏得瞭時間，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長時間隻是一個理想，革命理論也在很長時間隻是同誌之間信奉的理論，並沒有産生全國性的影響，更沒有左右中國政治走嚮的能力。盡管後來的研究將孫中山的革命經曆考察得非常詳細，但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並沒有轉化為政治實踐的契機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開始啓動新政後，國內的政治管製開始鬆動，孫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重建漢族人的國傢這樣極端的政治理想幾乎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所以在那之後，孫中山的主要活動範圍實際上一直囿於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圈子裏。

然而到瞭1904年，新政的動力在逐漸衰減，清廷麵對政治改革“深水區”，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是渡過，還是止步，就在這短暫的猶豫徘徊之間，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漢族知識分子中獲得瞭空間和發展機遇，至少一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孫中山的政治判斷，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滿洲貴族集團根本利益等問題上，與漢族人還是有區彆的，滿洲貴族集團永遠不可能將包括漢族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於是漢族人的離心離德開始齣現，於是清廷又獲得瞭一股新的改革動力，看來隻有進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隻有自己主動地變，纔能擺脫“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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