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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曾被梁启超赞为“真英雄也”。
　　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他依旧毁誉参半，充满争议。
　　他铁胆忠心，在太平天国后期，力挽狂澜，但终究独木难支；国破之日，他冒死护幼主，不幸身陷囹圄，却写下洋洋万言“自白书”——《李秀成自述》。李秀成的一生，是个传奇。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重要的军事统帅，他战功赫赫，但也面临百般刁难。他时常起伏的内心对当时时局、对历史走势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且看《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从“心理史学”视角为您细致解析一个活生生的李秀成。

内容简介

　　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天国都城南京陷落时被俘，在囚禁他的清军大营中写下了几万字的亲笔供词，即《李秀成自述》。该《自述》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罗尔纲先生曾为它做注释几十年。
　　《英雄的悲剧 李秀成心理分析》试图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以罗尔纲先生注释的《自述》为基本史料，佐以其他文献，对李秀成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心路历程，他与洪秀全、曾国藩等人的心理互动，以及他本人的个性特征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此求得对这位太平天国英雄的悲剧性人生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英雄的悲剧 李秀成心理分析》作者长期进行心理史学的探讨，书中附有作者有关心理史学研究的论文六篇，以帮助读者了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

作者简介

　　邹兆辰，1940年生，福建福州人。1958-1962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0年起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0年退休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首都师范大学教学督导员。2007年3月至今，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新时期中国史掌思潮》（合著）、《瞧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合著）、《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师友治学闻见录》等。发表论文及学者访谈文章160多篇。

目录

绪论 《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
第一节 对《李秀成自述》的历史评价
第二节 政治风云下的《李秀成自述》
第三节 《李秀成自述》重新被提起
第四节 换一个角度来看《李秀成自述》是否可行？

第一章 李秀成的最后二十一天

第二章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 参加太平军：“迷迷愫愫而来”
第二节 李秀成眼中的“天国”
一、永安突围先败后胜的心理分析
二、天国封王并进驻南京
三、关于定都南京的背景
四、李秀成的“天国印象”
五、“天京之变”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节 为天国建功立业
一、勤劳学练，上司见爱
二、与陈玉成共同作战，保固桐城有功
三、在东王的指挥下，解除天京之困
第四节 支撑残局
一、反思败因
二、朝中无将，奉命调度朝政
三、枞阳会议，组织反击天京之围
四、奇袭杭州，以救天京，打破江南大营
五、收服苏浙，建立基地
六、主动出击，上攻湖北、江西，下攻浙江
第五节 面对国破身亡
一、安庆失守，陈玉成被杀，湘军逼近天京
二、解救天京失利，再进皖北
三、浙江遭遇洋兵助清，苏州叛将献城
四、在天京的最后困守
五、忠与不忠的考验
六、天京被攻破，携幼主突围

第三章 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之间
第一节 李秀成与洪秀全的恩怨
一、初知洪秀全
二、得到天王的信任
三、矛盾的产生与发展
四、危亡之下的君臣矛盾
五、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态度
第二节 李秀成与曾国藩之间的心理互动
一、李秀成对曾国藩的态度
二、李秀成对清朝的期许
三、曾国藩在处理李秀成问题上的心态

第四章 李秀成的人格特征
第一节 外人的观察
一、形象
二、性格
三、气质
第二节 自我的剖析
一、知识文化、军事才能
……

第五章 罗尔纲考证《李秀成自述》的方法研究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英雄的悲剧 李秀成心理分析》：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不久，在学术界引起很强烈的反对，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不赞同戚本禹的观点。据张传玺的《翦伯赞传》披露：翦伯赞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对于戚本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翦伯赞尤为反感。他说：“文化学术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要搞好这一伟大事业，要有党的政策，还要有人。光靠几个共产党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每一位非党专家的作用。罗尔纲在旧社会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为农民革命群雄立传，做了共产党人应当做而尚未做的工作，我们应当欢迎，应当支持。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1963年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奋斗、革命一生。后被俘八天，有点动摇，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杀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周扬最后提出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刘大年主持。会议先传达了中宣部对此次会议的意见。翦伯赞在会上做了系统发言。他认为：（1）戚本禹的批评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只找《自述》中有利于曾国藩的话，不管不利于曾国藩、揭露曾国藩的话”。（2）从生活上推论忠王不忠，过于勉强——“李秀成逃跑，是为了要活下来，要活下来，总是要吃饭的。他还想召集军队，继续打仗，军队也要吃饭，打仗也要钱，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李秀成的罪状太过分了”。（3）对李秀成的评价要慎重——“戚文通篇是推论。他不是先肯定李秀成的革命功劳，然后再指出其污点”，“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之内匆匆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毛主席说，不苛求于孙中山的缺点。我们也不应苛求于李秀成。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都需要改写了”。翦伯赞说：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指现实中的斗争。不要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戚本禹的动机是好的，是想批判李秀成“变节”，可是不能牺牲李秀成。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忠王把外国侵略军打得一塌糊涂，这绝不是糊涂将军所能领导的。他最后为外国侵略军打败，甚至被俘后，仍念念不忘反对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事实。
　　就在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江青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写完以后可以请教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消息传出，中宣部停发了关于史学界讨论戚本禹文章的报道，表示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
　　……

前言/序言

　　心理史学起源、发展于欧美，并影响到中国史学，可视为当代中国史学的新视域或新流派。
　　19世纪末向德国传统史学派别兰克学派提出质疑的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他提出了“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他的《德国史》就是运用社会一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撰写的一部著作。狄尔泰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他的《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李凯尔特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法国年鉴学派第1代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都是较早强调心态史的学者。吕西安·费弗尔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探讨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集体心理。马克·布洛赫的《创造奇迹的国王》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揭示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心理史学的第1座高峰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研究不同于法国年鉴学派。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题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弗洛伊德的《童年的回忆——达·芬奇》和《托马斯·威尔逊：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的心理研究》是心理史学的典范之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专业和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真正结缘。美国“新史学”运动的代表鲁滨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弗洛伊德心理史学的影响，在《新史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就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对心理史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70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科。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是心理史学的又一座高峰。他的《青年路德传》《甘地的真理：非军事暴力主义的起源》等多部专著为新弗洛伊德心理史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受到了欧美心理史学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对心理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阐述。朱谦之较早注意到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认为社会越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越大。何炳松主张历史学科是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研究，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胡秋原在《历史哲学概论》中专门对“心理史释”做了论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把西方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其中就包括美国的心理史学和法国的心态史学。在介绍西方心理史学的过程中，罗凤礼、邹兆辰、朱孝远等中国学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罗凤礼的《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和《论弗洛伊德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4期）；邹兆辰、郭怡虹的《西方心理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简析》（《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朱孝远的<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的理论著述。如彭卫的<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和<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胡波的《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和《历史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借鉴心理史学的方法或以心理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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