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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个时至今日依然较富争议的哲人卢梭与同时代杰出人物之一“好人休谟”之间有关“同情、背叛、怨怒和报复”的故事。两位畅销书作家对卢梭与休谟的哲学和思想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人性的分析鞭辟入里，而其中所爆出的十八世纪哲人圈的各种秘辛，往往令人掩卷沉思之余，唏嘘不已。

内容简介

　　用通俗的笔法，记叙了卢梭与休谟之间的恩怨，并试图做更为深入的探讨，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两个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由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的过程。作者犀利的发现两位哲人在世界观、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差异，从深层次上对他们这次“争执”做了探讨：一个感性的人与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喜欢内省乐于独处的人与一个热爱交际甘于应酬的人，等等，道不同不相为谋。

作者简介

　　David edmonds和John Eidinow是英国BBC的两位记者，他们合作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鲍比.费舍去战斗》都因为叙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成为各大畅销图书榜的常客，本书为他们合作的第三本书。

目录

1　恐慌与逃难 7　纯真的心 17　实至名归 33　阴谋、紧张与忙乱 45　与“友人”一起流放他乡 61　狮子和公鸡 75　他将永远是巴黎的宠儿 93　在暴风雨中前行 105　轰动伦敦 125　蜗居河畔 139　昔日患难与共的盟友、今日分道扬镳的陌客 161　在“俪人街”的一晚 167　受人追捧的沃波尔先生 183　逃离理性 195　三个耳光 207　十二个谎言 217　穷追猛打 231　爱屋及乌 245　世外桃源中的朋友 259　吾疯癫的哲学家今逃往何方？ 275　暴风雨之后 289　真相终将水落石出 297　大事年表

精彩书摘

　　真相终将水落石出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出了错误的推理，就称其为一个流氓、无赖和谎言家。

　　———大卫·休谟

　　卢梭不是一个邪恶之人；他命运乖张、性情阴郁、高度敏感，他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复合体；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具有一种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将卢梭与其同时代人割裂开来，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卢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

　　———利顿·斯特拉奇

　　在献给“我们最杰出、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朋友”的长篇颂词的结尾，亚当·斯密将大卫·休谟标为“人类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最明智、最具德操之人的典范”。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与让雅克·卢梭的争吵中，为什么休谟的所作所为与其一贯的品性如此大相径庭呢？

　　想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从巴黎说起。在巴黎这个大舞台上，休谟曾获得过巨大的成功。在巴黎，休谟可谓万人景仰，哲人们尊崇他，沙龙贵妇们荣宠他。在接连经历了官场失意、不温不火的成功和彻底的失望之后，是法国接纳并厚遇了休谟，这不仅仅因为其著述，而且还因为其人品。在那里，他是“好人大卫”，正派、诚实、善良、正直、颖慧。在这种情况下，当那位对其怀有无限崇敬之情的巴芙勒夫人恳请他拯救深受迫害、处境悲惨的卢梭时，“好人大卫”怎么能让她失望呢？休谟早期写给卢梭的那些华美的信函，与休谟平素朴实无华、直抒胸臆的文风相去甚远：休谟实际上是透过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这或许就是卢梭所说的自尊心）。

　　但是，作为一个既没有家累也少有义务的单身汉，休谟既没有意愿也从没有考虑过要将卢梭护送至安全之地。如果当初不是由休谟将卢梭护送至英格兰———正如休谟所打算的那样，这位苏格兰人或许根本就不会露面，就像当初巴芙勒夫人参访英国时那样。如果没有当初诚挚相邀的热心人，也就没有后来形影不离的流亡者了。实际上，休谟所要照顾的不仅仅是麻烦不断的卢梭，他必须承担起照顾包括勒·瓦瑟和“苏丹”在内的整个家庭的责任。他现在已经从声名遐迩的休谟先生，摇身一变为同样声名遐迩的卢梭的“护花使者”。不仅如此，在他们即将前往的城市（伦敦），休谟总是郁郁不得志，从没得到其本应得到的东西。

　　有证据表明，休谟早就对卢梭心生轻蔑。毕竟，他很可能就是普鲁士国王之信中那个关键玩笑话的作者，甚至在卢梭离开伍顿之前，他已经对卢梭的性格进行了尖刻的剖析。如果再考虑休谟认为卢梭的性格、卢梭所公开宣示的对于孤独的向往、卢梭原始的生存方式、卢梭的“病”、卢梭的“美德”全都是矫揉造作，那么，我们便不难看到，所有这一切所揭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休谟对于卢梭的敌意。这或许解释了休谟何以要调查卢梭的经济状况、何以要将一个单纯的感性之人揭露为一个骗子。当休谟敦促巴芙勒夫人赶紧与卢梭的银行家联系时，其动机已表露无遗：“即便调查的结果对他不利———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也只会将它视为卢梭的另一个缺点罢了，我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改变我对卢梭的良好看法。”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看过卢梭那封信的人都觉得卢梭只是想延宕一些时日才接受“年金”，而唯有休谟认为卢梭是在拒绝“年金”，并在此基础上急不可耐地告诉其朋友卢梭是何等地不可理喻、值得谴责和放纵的原因。

　　他谴责卢梭的过度敏感。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卢梭表现出来一种自以为是的不屑和冷漠。对于休谟而言，卢梭的这些行为无疑已将其真实本性暴露无遗。

　　我们不难想象休谟打开卢梭那封来信时的心情。他原本以为卢梭会对他的不懈努力礼表敬意，但不期想，他所收到的只是卢梭的一纸指摘，尽管他曾为年金一事整日里为卢梭奔走呼告。而且，这再度证明他那帮法国朋友是正确的。现在，休谟与卢梭之间这场愚不可及的争吵已经闹得人尽皆知。最糟糕的是，卢梭很可能会在“回忆录”中重申其对休谟的这些指责，再经过其生花妙笔的渲染，估计绝大多数读者都会信以为真。卢梭所做过的坏事还不仅止于此。休谟一直在寻找卢梭是个骗子的证据。而突然间，这个怀疑对象居然质疑起休谟的品行。于是，这个苏格兰人便发疯似地在卢梭控告信的页边空白处写下了三个词：谎言、谎言、谎言。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休谟又怒又惧的复杂心绪。

　　正是休谟和卢梭在思想品性上的歧异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道扬镳。卢梭先是构想出一个大胆的结论，然后再用具体的细节来支撑这个结论。而休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总是先从具体的事实入手，然后再用这些事实来建构自己的结论。因此，在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之前，卢梭已经做出了这样一种想象：他身陷一个专门针对他的致命的弥天大阴谋。而休谟则恰恰相反，他直接诉诸证据。通过详细审查每一个证据，休谟不仅让卢梭所有的攻击都不攻自破，而且使公众相信：他们有更多的理由不相信卢梭。卢梭对于直觉想象的依赖不仅让其昔日的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还触怒了他。

　　所有这些都在某些程度上解释了休谟何以会在看到卢梭的这些指控时如此勃然大怒，解释了休谟何以会做出如此疯狂的努力，为了降低卢梭那如椽巨笔所可能造成的伤害，因为休谟从来就没有低估过卢梭的天赋。但休谟对卢梭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击之残酷，严重地危及到其在巴黎的名声，甚至犹过于卢梭的指摘：事实上，在寻求报复的过程中，休谟已经与卢梭互换了角色，也即他已由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施害者。不仅如此，休谟还以其行动向世人表明：他对于沙龙礼仪的了解是何其浅陋！尽管他一直被尊为巴黎沙龙的座上宾。也许他还未曾有机会去研习挂在巴芙勒夫人卧房里的“生活仪轨”。

　　而更让人深感困惑的是休谟一贯的虚假———他的虚伪不实、他的遮遮掩掩、他的狡黠诡诈。

　　对于普鲁士国王书信一事，他明明知悉内情，却谎称不知，并向卢梭隐瞒了其真正的作者，而待一切都真相大白时，他又转而告诉卢梭：沃波尔原本并未打算将这封信公之于众；他还故意不将艾斯皮奈夫人以及后来的达朗贝尔写给卢梭的信转交给他；他极力夸大自己在为卢梭赢得“年金”一事上所起到的作用。可能在卢梭看来，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所谓的反对他的“阴谋”。

　　返程邮车一事就颇具启发性或颇能说明问题。在叙及这件事情时，传记作家们往往避而不谈卢梭的耻辱感———被当做一个靠施舍为生的乞讨者，而是径直将其视为生性敏感的日内瓦人一种典型的反应过度。在那时，想必仁善的达文波特定会对卢梭的过激反应大吃一惊。当然，达文波特之所以要撒谎，也是出于最纯正的动机，因为它既可以给穷困潦倒的卢梭以切实的帮助，又可以顾及到卢梭的面子。

　　休谟不太可能对达文波特的这种做法细加思量，认真考究起来，休谟似乎对“欺骗”持一种工具主义的观点。但对于卢梭来说，休谟的这种态度是令人反感的。尽管卢梭的言论多有癥牾之处，但对于欺骗，卢梭却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对于卢梭而言，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撒谎的行为既是对受骗者的一种轻贱，也是对说谎者的一种败坏。在卢梭看来，在返程邮车一事上，休谟即便不是那个谎言的始作俑者，他也知悉内情，这就使其成为达文波特的同谋；休谟关于什么才是其客人（指卢梭）最佳利益的个人判断则显示出了他的倨傲自大和自以为是。

　　在《一个独孤散步者的遐想》的“散步四”中，卢梭坦言，他有时会出于害羞或尴尬而撒谎，但“那种我们称之为善意的谎言的谎言仍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因为为了自己的好处或别人的好处而行欺瞒之事，与为了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行欺瞒之事一样不义”。卢梭一直将他自己看视为真理的布道者。对卢梭而言，世间万物唯真理为要，在卢梭那里，“对谎言的恐惧要超过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恐惧”。

　　休谟的谎言还不止于此。在返程邮车一事暂告平息之后，在卢梭揭穿了这一“阴谋”之后，休谟不断地向其支持者们提供各种误导性信息：例如，他声称卢梭曾称其为大腹便便的黝黑男人；他公开宣称其有证据表明卢梭为了算计他已密谋了两个月之久，尽管他从未能提供这些证据；他声称卢梭从未流露出对其不信任的任何迹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认可卢梭曾在“俪人街”提及“背信弃义之徒”这个词的话。休谟还声称：康威将军和赫特福德伯爵都建议他将此事公之于众，而他的法国朋友更是“强行要求”他将《说明》付梓；而在将沃波尔的书信编入法语版《说明》的过程中，休谟更是对沃波尔进行了欺瞒；另外，休谟还错误地将达文波特描述为不喜欢勒·瓦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熟知内情的旁观者至少可以从中找出不下20个谎言，这还不包括休谟所玩弄的一些小修辞伎俩。不过最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却是休谟对巴芙勒夫人的欺骗，休谟不仅在卢梭一事上欺骗她，而且还在个人问题上欺骗她（譬如其重返巴黎的计划），尽管巴芙勒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他坦诚相待之人。

　　纵观休谟和卢梭的整个争斗过程，我们不难从中得出这样的教益：尽管理智健全之人不可能让疯子变得理智健全，但疯子却可以让理智健全之人变得疯狂。由于处于一时的疯狂、暴怒和恐慌之下，休谟从未能真正理解卢梭抱怨的真正根由，即尽管就实践层面而言，休谟履行了一个朋友的义务，但就精神层面而言，他根本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卢梭则希望其朋友能与他敞开心扉、坦诚相待，并且是出于纯粹的爱。友情需要一种特殊的理解力。卢梭曾提醒埃皮奈夫人（犕犿犲犱�稹�狆犻狀犪狔）道：“我的言语罕有惯常的意义，因为我总是在用心与您交流，有一天您也许会发现，我的语言与发自别人内心的语言是不同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于“友谊”，亚里士多德这样分析道：“对于一个朋友的正义与对待一个陌生人的正义是不同的。”对此，卢梭有着一种极为透彻的理解。友谊意味着心灵交契，意味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温暖。作为朋友，我们总希望对方能获得幸福、成功，总希望能与他结伴同行，并以实际行动来促成这种愿景的实现。不仅如此，友谊的结成和维系需要时间。卢梭曾于1758年告诫年轻的弗朗索瓦·康德特（犉狉犪狀�s狅犻狊犆狅犻狀犱犲狋）：不要指望在短时间内收获友谊的果实。友谊“是一种成熟得很慢的东西，它必须要经过经年累月的涵育，故而，真正的朋友是那些早在使用‘朋友’这个词之前就已经是朋友之人”。

　　卢梭对“苏丹”的溺爱也让休谟感到不可思议，“他对那个动物的溺爱已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卢梭与“苏丹”的关系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卢梭与其同伴之间的关系。对卢梭而言，唯有彼此独立的平等之人才能收获真正的友谊。真正的朋友应该彼此心灵相契，但不应当限制对方的自由。当鲍斯威尔前往莫蒂埃膜拜卢梭时，卢梭坚称：从对待猫的态度上就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人品。那些生性专横暴虐之人是“不会喜欢猫的，因为猫生性自由、绝不愿委身为奴”。同样，人与狗的关系绝不应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对于“苏丹”的前任，卢梭曾这样写道：“我的狗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奴隶：我们总是具有相同的意愿，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听命于我。”至于“苏丹”，尽管它总是给卢梭带来无尽的麻烦，但它永远不会耍滑头、假惺惺、矫揉造作或盛气凌人。“苏丹”也不会背信弃义。

　　当看到卢梭与其郁郁寡欢的邻居伯纳德·格伦维尔交谈时，当看到卢梭在多佛溪谷采集植物标本时，人们或许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殊不知还有另一只狗如影随形地尾追其后，并不停地提醒卢梭要谨防别人的阴谋和背叛，其吠叫声一直在寂寥的伍顿庄园上空回响。尽管敌人的存在并不只是卢梭不着边际的臆想，但确实不存在阴谋。所谓的“阴谋”无非只是卢梭“受迫害妄想症”的产物。但卢梭为什么要将休谟锁定为整个“阴谋”的幕后黑手呢？

　　这或许只是因为休谟无法满足卢梭对于友谊的期许。作为真理的信徒和人类动机和人类品性的精明观察者，卢梭同样可以在其恩主休谟身上发现一些让他深恶痛绝的性格缺陷，诸如对真理缺乏热忱，对别人不够尊重。

　　尤为重要的是，卢梭或许凭直觉已感觉到：休谟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而这也解释了在“俪人街”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卢梭为什么会将休谟称为“背信弃义之徒”。休谟不是阴谋家。但是，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休谟才不惜大动干戈，对卢梭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咄咄逼人的反击（甚至最后坚称卢梭需要一个监护人），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卢梭的精神崩溃和凄凉晚景，对此，休谟肯定难辞其咎。以此观之，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一俟这件事成为过眼云烟，休谟就不遗余力地将它从其个人历史中抹去。尽管它占用了休谟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尽管它展示了休谟的仁善，但在《我的自传》中，对于与像让雅克·卢梭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的交往，休谟竟然只字未提。

　　“好人大卫”的形象一直经久不衰。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对卢梭的慷慨相助将休谟的这一形象置于危殆之境。正是“好人大卫”试图捍卫自己的清誉这一点几乎葬送了他的清誉。

　　通过运用其严苛的推理，休谟曾向世人揭明：启蒙运动对理性所做的那些夸赞实属言过其实。故而，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卢梭——— 一位感性之人———的攻击，休谟所作出的反应实在有失法度。1776年夏，当休谟抛弃其终生守持的中庸之道时，他似乎意在向我们表明：理性确实是激情的奴隶。

　　……

前言/序言

　　正是数年前在伦敦书店的一次邂逅成就了这一段痛苦而愉悦的翻译体验。从遇见并买下此书，到向出版社友人推荐，再到自己最后毅然地接手翻译，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在《卢梭与休谟》一书中，畅销书作家大卫?埃德蒙兹（犇犪狏犻犱犈犱犿狅狀犱狊）和约翰·艾丁诺（犑狅犺狀犈犻犱犻狀狅狑）保持了其一贯的行文和叙事风格：构思精巧、史料淹博、文辞华美。他们不仅以细致、生动而敏感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休谟与卢梭这两位启蒙巨人由惺惺相惜到公开决裂，并进而引发了一场震惊并席卷整个“文人共和国”的“笔战”的完整过程，而且还通过引证大量的私人信笺和文献材料来揭示这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文坛讼案”背后冷酷的人性现实。

　　就此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有关“同情、背叛、怨怒和报复”的故事。

　　但我更愿意将“卢梭—休谟之争”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隐喻。它喻示着整个“文人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喻示着两种启蒙心性的龃龉，喻示着古与今的对垒，喻示着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卢梭感性、热烈而多变，而休谟则理性、清明而恒定；卢梭行文铺张、雄恣、奇诡如海洋，而休谟则行文节制、平易、温煦如和风；卢梭崇尚一种简朴、孤寂、内省的生活，而休谟则追求一种文雅、合群、行动的生活；卢梭不屈不挠地高声控诉“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依赖、伪善、算计和腐化，而休谟则声嘶力竭地大声称颂“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自由、文雅、富足和人道。

　　在评价伏尔泰和卢梭之争时，休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达雷斯和恩特鲁斯之间的对决，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斗士正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人的快活、优雅和冷嘲热讽，恰与另一个人的雄力与热烈形成绝妙的对比。”

　　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卢梭—休谟之争”，因为它同样无关乎对错，而只涉及风格。

　　周保巍

　　2013年于闵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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