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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并不局囿于美学学科内部的研究范式探讨“美”的本质与现象，而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高屋建瓴地阐发。通过剖析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的生存状态，作者将艺术视为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文化形式，一种历史的“见证”，表达了作者在“思”、“史”、“诗”相统一的哲学视角下独特的美学观与艺术观，并且呼吁让生活充满美和诗意。《美的哲学（重订本）》角度新颖，视野宏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叶秀山，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56年从该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由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至研究员及该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该院哲学系主任，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攻西方哲学，兼及美学，旁及中国传统哲学。著有《哲学要义》《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等，其专著及论文、随笔收入《叶秀山文集》四卷。近年专著有《西方哲学史导论》上编，以及论文若干。业余喜好中国书法、戏曲及西方音乐。

目录

重订本前言
第一部分　引言——美学与哲学
一、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二、美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　
三、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些特点　
第二部分　人及其世界——“人诗意地存在着”
一、如何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二、“人”如何理解“自己”　
三、艺术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　
第三部分　艺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形式
一、基本生活经验与基本文化形式
二、艺术与科学　
=、艺术与宗教　
四、艺术天才　
第四部分　艺术作为历史的“见证”
一、历史·科学·艺术　
二、作者·作品·读者　
三、艺术作为“活的”历史的存留　
简短的结束语——让生活充满美和诗意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前言/序言

　　好几年前，北京后浪出版公司的吴兴元先生就约我重版此书，因为这是近十年前的书，要再版不如重新写一本，无奈我十年来没有再做美学方面的研究，思想也集中不到这方面来，重写难，改更难，不得已就订正了一些词句重印一次了，这是首先要向读者道歉的，而且我这个做法，也向读者讨个谅解。
　　我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作者，当时信心十足写的书和文章，过不了多久，又觉得要“改”了，检查其原因，一方面我的“兴趣”经常在“变”，一方面也是“学问”上，“思想”上不成熟的表现。
　　自打写了《美的哲学》之后，我倒也没有闲着，除写了长长短短的一些文章外，主要完成了两个项目：一是为学术版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绪论》前半部“欧洲哲学史”部分，然后是集中精力完成“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想方式”的项目，就工作来说，平时读书写作也都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他方面，就很难顾及了。
　　当然，工作作业面固然有方方面面的不同，但在“哲学”的道理上，也都是相通的。如果说，这十年只是做了“不同”的工作，那么现在再来看《美的哲学》虽然不能修改，但可能还是满意的，甚至会觉得现在要写可能都写不出来了；无奈情况不是这样，我现在至少自己觉得要重做会做的更好，这是很别扭的事情。
　　譬如对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我虽然一直比较重视，但只是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觉得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过去我理解得很肤浅，甚至是不对的；而这种情形，又是跟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把握不可分的。我现在的认识是：康德在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他的三个《批判》的大轮廓已经具备，在这里，不仅预示了《实践理性批判》的方向，而且也有了《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的规划，只是“审美”的“批判”的确是《判断力批判》新加的内容。《纯粹理性批判》里经常出现“目的论”的问题，甚至在“先验辩证论附录”里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但是“审美-aesthetic”的先天原则，则是被否定的，而的确是到了《判断力批判》才“扶正”了过来。
　　对于康德的这三个《批判》的关系的理解，我现在侧重思考的是：“建构性原理”和“范导性原理”的区别问题，在康德，“知识”和“道德”一“知性”和“理性”运用的都是“建构性原理”，前者通过“自然”的“概念”，后者通过“自由”的“概念”，但是“审美”和“目的”却是“范导性一规整性”的，是一种“反思”性的原理。
　　何谓“建构性”？在康德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一种从“概念”的原则“建构”出一个“直观”来，譬如根据“圆”的“概念”的“原理”可以“建构”起一个“圆”的“直观”“图形”来，亦即，我们按照“一个中心点”与其“边缘”各个直线皆为“等长”这个“原理”，就能“画出”（建构出）一个“圆”的“图形”来，这样由“概念”“建构”的“直观”，乃是“无待经验”的“先天直观”。这在康德的知识论中是相当清楚的。
　　然而，“审美”和“目的”就没有这个特性，它们不可能由一个“概念”的“原理一原则”“建立一建构”一个“直观（图形）”来。在这个“判断力”——“审（评判）美”、“审（评判）目的”的“领域”，并无“确定性”的“概念”的“原则一原理”可以“运用”来“建构一建立”它的“直观”，这似乎就意味着，不仅“目的一终极目的”是一个“理念”，而且“美”的“概念”也只是“理念”，没有相应的、确定的“直观”，“建立建构”不起来一个“先天直观”，没有“直观”，也就进入不了“经验”，不能成为“经验对象”，因而“美”和“目的”的“判断”都不可能是“先天综合判断”，因而不是“知识”，也不是“道德”。这样，“美”和“目的”都不是“自然”的一种“客观”的“属性”。
　　与我们这本书内容有关的，我们看到，“美”和“艺术”都不可以从一个确定的“概念”出发，来“建构—建立”“直观一形象”。很多年来，我们文学艺术经常批评的“概念化一公式化”的毛病，在这里有了一个理论的安顿。“艺术创作”并不是从一个“概念”的“原理原则”出发，来“画”出一副“图象”来；它的路线恰好相反，是从一个具体的经验的“直观一直觉”出发，“寻求”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亦即“不受直观限制”的“概念”，亦即“理念”。“不受直观限制一理念”，亦即是一种“自由的概念”，这样，“判断力”的问题又“兼容”了“实践理性”的问题，所以康德有时也说“判断力”是“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过渡”的“环节”；换一个角度来看，“判断力”的问题也就“蕴含一兼容”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问题，虽然范围仍在“思辨理性”之内，但它的处理方式是“范导”式的，“路线”是由“个别特殊”到“普遍”的，而不是相反。就这一点来说，《判断力批判》的问题，又是更“基础性”的，亦即本书经常提到的，它涉及的是“基本的生活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理性”并无“权力”像在“知识”和“道德”领域里那样，“建立—建构”自己的“独立王国”，而只能通过“理念”来“调节—规范—引导”“经验”“无限—自由”的“追求”。“理性”在这个“领域”里的“运用一作用”是“范导”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
　　康德经过“理性”自身“批判”之后得出的这样一个“建构性”和“范导性”的区别观念，在他的哲学中有很重要的意义，但这个方面，我长期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以致使我对他三个《批判》的理解不很过得硬，存在着不少马马虎虎蒙混过关的地方，而在康德，无论你同意与否，都是有所交代的。
　　“理性的概念一理念”和“知性的概念一范畴”不同在于：前者在“经验知识一科学知识”的“王国一领地”内只具有“范导性”功能，不具有“建构性”功能，但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理性概念一理念”“规范一引导”着“科学知识”，“自由”“范导”着“必然”，“自由”不是“自然”的“属性”，不是“知识”的“对象”，但确“引导”着“自然”，“经验”中“找不出”“自由”，一切都是“因果”的“必然”“环节”，但“自由”作为“理念”却“引导～牵引”着“经验”。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阐述了“理念”不能成为“科学知识”“对象”的同时，并用大力气揭示理性“二律背反”在“知识王国”的“虚幻性”后，还要特别提醒读者不要忽视了即使在“思辨理性”、“理念—物自体的观念”具有一种积极地“范导”功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区别的基础上，康德阐述了“目的”和“终极目的”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在“思辨理性”的范围内，也能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科学知识一思辨理性”范围内，在何种意义被允许运用“目的”以及“终极目的”这样一些“理念”，既然它们已经被“批判”地揭示都是一些“超越经验”之外的观念，何以还能对“经验”起“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界限”这个概念上。“理念”的确在“经验”“界限”之外，但要对“经验知识”起到合法的作用而不至于“越权”，则“理念”必“在”“经验”的“边界”上，一方面“守卫”这个“界限”，另一方面这个“理念”既是“自由”，则是“自由”“守卫”着这个“界限”，“经验”的“界限”是“自由”的。这就是说，“自由”“范导”着“经验一自然一必然”。过去我也曾经注意到了“理念本质一物自体”这样一些观念，作为“概念”，是一些“界限”的“概念”，康德也叫做“问题性成问题的”“概念”，但我的理解也仅止于此。
　　随着这条思路，进入“美”和“艺术”，在康德似乎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当然如果联系他早期对于英国伯克关于“美”和“崇高”的研究论文，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在康德也是有长期思考的，只是他在做“批判”的工作时，因为这个第三《批判》“厘析”出来的“理性”职能判断力只是“范导性一规整性”的，所以在“批判”之后，并未将“美崇高艺术”和“目的”问题，如同他对于“自然”和“自由”那样，有一个“自然”和“道德”的“形而上学”作为“学说”上的目标，而相反，认为不可能有“美”和“目的”的“形而上学”之“学说”。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以后如谢林特别是黑格尔的“艺术哲学”或“美学”，也就不是康德心目中的“形而上学”，这之间的思想上、历史上和理解上的关系，还需要下功夫去理清的。
　　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胡塞尔至海德格尔，关于“形而上学”问题上的思路，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问题，对它的研究颇费时日，我会努力去做，但现在还没有系统的思想可以告诉读者，这也是我不能“修改”这本从哲学来谈美和艺术的小书主要原因。次要的原因是我这多年来对于美和艺术的问题过于隔阂了。从这本书也已经看出，名为“美学”，但主要在谈哲学，说明对艺术已经开始有丫距离。
　　早年我对“美学”和“艺术”的兴趣非常专一，甚至觉得哲学太“抽象”，干巴巴不好玩。这种态度当然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主观上说，那时候年龄小，理解力差，玩心重，觉得“哲学”枯燥”，而“艺术”“寓教于乐”，既是“学习工作”了，又“玩”了。“做美学”，“工作”显得“轻松”，而“娱乐”中又显得“严肃”，真是个“理想”的境界。
　　在客观方面大概也是因为当年（五、六十年代）“美学”这个领域可能也比较“宽松”些，当然说“宽松”，也是在很“相对”的意义上，“艺术”有许多“政策”，而理论上的“大批判”更也还有不少，我生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潮流中，也写过不少这类文章，想起来很别扭，但也不必讳言；或因“人微言轻”没有被当时的“伯乐”“选为”“棍子”也就很“庆幸”了。应该说，那种尽管很相对的“宽松”已经吸引了一批爱好“自由思考”的学者，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
　　不过这个局面没有延续多久，随着“革命的深化”，先是“艺术”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从“京剧现代戏”到“京剧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居然在一个古老传统的剧种——京剧中首先发难，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这大概也是我们历史上“文字狱”的一个延续和扩大吧。
　　“好玩”的。艺术”“不好玩”了，本来相对“宽松”的环境成了最严酷的阵地，非坚强的“战士”不得人内。我因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不合格从未被吸收为“红卫兵”，不是“革命动力”，又因为所在单位“牛鬼蛇神”太大、太多，也侥幸未成“革命对象”，成了“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的“逍遥派”。后来人们说，“逍遥派”占了“便宜”，这话也有一定道理。首先革命的任务少些，自己的时间多些——当然也有限，心情相对比较“平静”些，“地下工作——偷偷读书”就会抓紧些。
　　就“客观”情况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艺坛”八个样板戏越来越“僵化”起来，“哲学”的“理论问题”反倒“暗暗地”“活跃”起来。且不说过去心目中那些“哲学理论老师一大师”像杨献珍、艾思奇等等都早已趴下，就连一直当红的陈伯达也倒了，还有那康生，虽是较晚倒台，但也早有暗中的议论了；更不用说我们上学时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里清楚系统论述“辩证唯物理论一历史唯物论”的“四章二节”，早已不能成为“根据”来引证的了，但一直也没有“系统”的“批判”，只是“含糊”着，这一“含糊”，反倒引起了“理论”的兴趣。“哲学”在“人人”都要学的“覆盖”下，虽然不是人人都“思考问题”，但原本就是做哲学的，此时的脑子就有了“逆反”的“催化剂”。
　　相比之下，“哲学”反倒“自由”一些了。因为“艺术”这种“活动”，常依托于“视一听”，要“有形”或“出声”，那时要转入“地下”，有相当的困难，而“哲学”的“书”，就方便些，“哲学”的“思想活动”，更是“无形”、“无声”，看不见摸不着，尽管长期来很重视“思想改造”，也是“收效甚微”。这样，再加上主观的兴趣倾向，我逐渐地真的转移到“做哲学”来。
　　做着做着，才发现，原来“哲学”并不“枯燥”，而是十分“有趣”（也就是“好玩”，但为了避免“闲情逸致”之讥，就不说这个词了吧）；也不是“抽象”，而是非常“具体”的。于是进入“改革开放”后，我就在“哲学”这块土地上“耕耘”起来：从古代希腊到康德、黑格尔，至叔本华、尼采再到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上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后现代”诸家，觉得“其乐无穷”，对于“艺术”实在无暇顾及了。不是说，这个阶段“艺术”还在“禁锢”中，它是很“自由”了，可以说，中外古今各种艺术都有机会在中国的“大舞台”上“表演”了，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我却没有精力和时间“看”了；还是“读书”方便，一本书，一杯茶，如果二者都能谈得上“好”，则其乐也无穷。
　　这样，我对于“艺术”的现状实在知道的很少，只觉得是十分繁荣活跃的，无论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等等，都各自“领风骚”很多年了，而且不是“收效甚微”，而是“硕果累累”了；特别是在“艺术”更加深入地“进入”“市场”之后，又有了一番新面貌，正如“后现代”诸家所谓的“实际现实”“解构”了原有的“艺术”“系统”，一如“解构”了“思想哲学”的“系统”。由“产业化”到“商业化”占领了一切领域，并非危言耸听。所好现在不是“人人唱”的时代，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娱乐”方式，不用强求一律，也如同“哲学”领域，各自有自己的“做法”，有专事推广的，推广也各自不同，有推广孑L教的，有推广道教的，也有推广周易的等等，也可以不做推广的工作。我做欧洲哲学，绕了一圈之后，仍然归到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系统，深感仍需学习。
　　譬如刚才提到新进的“解构”，其实“哲学”一直在做“解构”的工作；就我做的范围来说，康德、黑格尔都已经包含了这个“解构”的因素在内，因为他们强调“理性”的“自由”，而“自由”本是一个“解构”的力量。一方面如后现代诸家所言，“现实实际”“解构”着“思想”的“体系”，另一方面，“思想”如作“理性自由”观，则也“解构”着“现实实际”的“体系”；而且“思想体系”的“解构”，往往通过“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解构”的。这一点，康德的“二律背反”揭示得很清楚，“思想”的“二律背反”“解构”了“知识”的“体系”，“理性”的“僭越”，亦即“理性”之“自由”，唯有通过“理性”自身的“批判”，“厘定”“理性”之“合法”“职能”，也只能“限制”“理性”的某一部分（知性）的“僭越．”，而不能“消灭”这种“僭越”，甚至即使在康德做这项“制约”工作时，也很强调这种“僭越”的“提示”作用：有一个“本质自由”在，有一种不同于“经验科学知识”的“知识”在，亦即有不同于传统的“哲学一形而上学”在；于是我们有了黑格尔哲学。
　　说到这里，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只是想说，这本小书名为“美的哲学”，实际重点未在“美”和“艺术”，而在“哲学”，而在这本书之后我的工作也还有些进展，所以现在再检阅这本书，有无可奈何之感。
　　在书写方式上，有一点倒是可以指出：这本书是我一口气写成的，不是“规范”的学术文章，以后我的书和文章，常常都是这样的写法，这是一个开始。之所以这样，或许是因为，如果再做旁征博引，一是没有耐心，二也是觉得总还是自己要说的“话”是主要的，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对后来我的文章有失学术规范的地方，一并在此道歉了。
　　今后我大概也不会再回到“美学”或“艺术”来，但是在哲学的研究中，如果遇到涉及“艺事”方面，也是不会回避的，近期尤其对于康德《判断力批判》涉及的问题，想有一个贴切的梳理，也会谈到“美”和“艺术”的问题，当然，那也是先要在康德自己的“批判哲学”意义内厘清关键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谈他的“美”、“崇高”和“艺术”的问题。
　　叶秀山
　　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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